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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英若诚和母亲吴世良都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的结合可谓门当户对。 我的曾祖父英敛之、祖父英千里，都是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辅仁大学和香港《大公报》，都是我祖父创办的。 我母亲的祖籍是江苏昆山，我的外祖父吴保丰早年是同盟会的秘书长，也是国民党元老，他的辈分甚至在蒋介石之上。外祖父后来做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学运的时候，身为校长，外祖父掩护的学生中间，就有一位叫江泽民。
英达家史
父亲英若诚和母亲吴世ds良都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的结合可谓门当户对。
我的曾祖父英敛之、祖父英千里，都是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辅仁大学和香港《大公报》，都是我祖父创办的。
我母亲的祖籍是江苏昆山，我的外祖父吴保丰早年是同盟会的秘书长，也是国民党元老，他的辈分甚至在蒋介石之上。外祖父后来做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学运的时候，身为校长，外祖父掩护的学生中间，就有一位叫江泽民。
１９４７年，我母亲只身到北京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在那里，她与我父亲英若诚相识了。那是在京郊的白菜地里。当时学生组成膳团负责自己的伙食，我的父母亲分别被推选为伙委。我母亲是来自上海的娇小姐，根本不懂得买菜做饭这类事情。有个同学就点拨她：“有一个叫英若诚的，他很精通膳团业务。你去找他吧。”
秋天，清华大学校园东边。远远地，我母亲看见我父亲弯着高大的身躯，蹲在白菜地里掐白菜心儿往嘴里送。“这人怎么像兔子一样吃生的白菜心啊！”目睹这一场景，不知情的我母亲心里发笑。我父亲后来的解释是，他正在鉴别白菜心实不实。
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母亲要去看我的外祖父，我父亲去车站送她。在火车即将开走的一刹那，我父亲说：“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就这样，他们确定了关系。
毕业后，他们一起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母亲演戏的天分非常高，远在我父亲之上。父亲因为演不好戏，被调到人艺资料室工作。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五十周年的纪念册上，第一张演员的照片就是我母亲。可是在那个年代，我母亲的才华并没有被更多的人看出来。那个年代是不讲究突出个人的，剧作的落款都是“集体创作，曹禺执笔”。除了演戏与创作，我母亲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戏剧文字。
父亲整日工作在文艺圈，红颜仰慕者众多，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我母亲。可能女人的整体含金量，比如年轻貌美，比如善解人意，比如才华，决定着她在男人心目中的价值。在父亲的眼里，我母亲是最优秀的，无人能企及。赏识教育永远拿出耐心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每天都很忙，是母亲用她全部的才情把我培养成人。母亲对孩子的深爱，让父亲对她多了一层尊重。
１９６０年７月７日，我出生在北京骑河楼妇产医院，出生时是四点五公斤重的大白胖小子，哭声嘹亮，身体健壮。那时，父母正在看《水浒》，他们都很喜欢鲁达（鲁智深），因为他既有男子气概，又心怀坦荡。“我们生一个孩子，希望他能成为鲁达那样的男子汉。”于是，母亲给我取名为“英达”。
五岁那年，我曾代表全国少年儿童见过毛主席。为什么会选中我呢？唯一的原因就是那个年代的孩子都面黄肌瘦，而我长得又白又胖。
大家都知道我父亲对英语很精通，但是，我的英语是母亲教的，而且从很小就开始教了。母亲教我的第一句英语是：“Ｐｌｅａｓｅ ｇｉｖｅ ｍｅ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ｃａｎｄｙ（请给我一块糖）。”我从小顽劣，根本不爱学习，耐心的母亲就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教会我一口流利的英语。
那时，即便我有很小的优点，若被母亲发现，她也要大为赞赏与表扬，并鼓励我坚持下去。我喜欢捏橡皮泥。渐渐地，母亲发现，捏泥人竟然能让她有多动症的儿子静静地坐下来。她认准一个道理：专心干好一件事情比聪明更重要。于是，我捏得稍微有点模样，母亲的表扬便很到位，而且毫不吝啬：“你捏的泥人好，外公肯定会夸奖你，会给你留起来的。爸爸也会惊讶。”我听了，捏得更起劲了，竟然一连四五个小时不挪窝地在那里捏泥人。不久，我就成了东四五条幼儿园的镇园之宝：一有外宾来，我就给他们表演捏橡皮泥。
我七岁的时候，父母入狱，被关了四年，唯一的姐姐十六岁就到内蒙古支边。我流落街头，学了一身坏毛病，比如抽烟、打架。父母回来的那天，母亲给了我五分钱，我没有像其他小孩子那样去买糖果，而是举着那几分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到胡同口的烟摊，买了几根香烟。母亲知道了，伤心得不行：“这孩子怎么办啊！”母亲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改正我的毛病，我特别崇敬母亲，她老人家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虽然我学得那么坏，但她没有打过我。我现在也是做父亲的人了，碰上孩子不听话，除了打，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从病到去只有二十九天
母亲在世的时候，每每在我人生的关口，她都会准确地担当设计师的角色。
１９８３年，我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去美国留学。这是母亲的心愿。
比我年长十岁的姐姐常常说母亲偏心。父母亲去美国密苏里大学讲学的时候，母亲为我存了一笔钱，并嘱咐姐姐：“这笔钱暂放在你这里，是给英达留学用的，你任何时候都不能动。”
１９８４年，我在黄宗江老师的家里碰到美国尤金・奥尼尔的戏。在黄老帮助下，我开始和乔治・怀特一起排戏，逐渐和他混熟了。他觉得我是热爱戏剧、懂得一点英语、人品还算不错的中国青年，临走时对我说：“欢迎你来参加我们１９８５年的春季班。”回到美国后，他果真给我发来邀请，并给了我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是免学费的优惠，另一样是给我寄来了可以免考托福的东西。这下子可算把我救了。不然，尽管我英语很好，考试也未必能过关。
１９８７年，我在美国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母亲病危的消息。我蒙了，一夜无眠。原来，母亲得的是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一夜之间就不再造血了。母亲病得很痛苦，体内出血八小时后血液就不再循环。从检查出病症到她离世，仅仅二十九天。
当时，我的导师告诉我，如果我马上回国，还来得及见上母亲一面。我当时是穷学生，只有赶紧卖掉汽车，用打工刷盘子的钱买机票，带着妻子登上回国的航班。在飞机上，我无数次祈祷，祈祷母亲康复，最坏也要等到我回去，好让她老人家看上儿子一眼。
姐姐比我提前一个星期从美国回到北京，守在母亲的病榻前。“不要让英达回来。”母亲嘱咐道。姐姐说，母亲清醒的时候，眼睛不时看看门口。她老人家是盼着心爱的儿子回来，让她看上一眼啊！
正在意大利拍摄《马可・波罗》的父亲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已是夜里１１时，他火速赶回北京。他赶到我母亲身边的时候，母亲已经神志不清了。“英达回来了。”父亲在我母亲耳边轻轻地说。母亲一下子清醒了，满面红光。仅仅五分钟，那光芒就暗淡了。母亲驾鹤西去……
我请人把母亲的肖像画成油画，又把她的肖像悬挂在新近翻盖的北京香山英氏祖宅的墙壁上，为的是让英氏家族后人永远记住家族里最优秀的女性。画面的背景是一幅国画，母亲穿着曳地百褶长裙，坐在椅子上，气质高贵，眼神慈祥地看着这个世界，也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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