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法祖：冒死救犹太人的中国医生
□钱忠军　周　敏

　　原报编者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裘法祖院士家的陈列柜里，摆放着一枚联邦德国“国家大十字勋章”，那是1985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为他颁发的，用以表彰他为德中医学交流所作的突出贡献。
　　获得此奖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位中国外科医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拯救了众多大轰炸受害者的生命，并向一批达豪集中营的犹太囚犯伸出援助之手，使他们得以幸存，而后者至今知者甚少。
　　裘法祖一直不愿意向他人提起这段往事，至今同济医院的许多医生都不知道这件事。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纪念热潮。在这中间，有一个声音格外响亮：西方社会普遍肯定了中国在二战中的重要作用。各国媒体纷纷出动寻找“新闻线索”，很多媒体想到了91岁的裘法祖老人，但他一律谢绝采访。
　　经多方周旋，境外媒体仅德国《世界报》如愿，而国内媒体仅本报记者在他的家中亲耳聆听他讲述了60年前在德国那段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
　　
　　40位犹太人死里逃生
　　
　　1942年，在获得博士学位并结束医生助理期后，裘法祖被慕尼黑市聘用。他每天要为3到4名轰炸中受伤的人动手术。因其为人谦和、处事严谨，慕尼黑郊外的巴特特尔茨居民称他为“中国神医”。1945年4月底，当时美国人正在朝慕尼黑周围运动，纳粹党卫队强令6000多名达豪集中营囚犯离开此地，前往南部，开始死亡行进。
　　囚犯们徒步穿过多个地方，在行进过程中，谁要是不能继续往前走，轻则被推到路边毒打，重则被击毙。
　　一天，裘法祖正准备动手术，突然，护士长神色紧张地跑进来说：“地上躺着好多从集中营来的囚犯。”听到护士长的喊话，他顾不得头戴手术帽、身着白大褂，立即跑了出去。
　　当时，在医院对过广场大街的一侧躺着大约40名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纳粹集中营囚犯。“他们都戴着镣铐，武装人员站在他们周围，吆喝他们起来。”现年91岁的裘法祖回忆60年前的往事依然心露悲悯之情，“我被那种场面惊呆了。他们当时简直都动弹不得。”
　　许多当地居民也是头一次看到集中营囚犯。一些人暗暗地塞给他们牛奶和土豆。当黄皮肤的中国医生裘法祖出现在救护队伍中时，纳粹士兵瞪大了眼。
　　裘法祖说：“我聚集起我所有的勇气，告诉那些士兵：‘这些囚犯都得了伤寒。让我把他们带走吧。’”
　　说到这儿，裘医生露出了一丝微笑，并引用了一句成语，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当时完全没有任何恐惧。再说我把自己看做了一名德国主任医师。”
　　纳粹党卫队队员惊讶地凝视着这位穿白大褂的中国人。其时，纳粹军官们心里也清楚大势已去，便不再为难裘法祖，让他把这些犹太囚犯接走了。
　　裘法祖和他的助手及其他医生护士们，帮助囚犯们来到用于打保龄球的地下室。“他们的样子看上去很糟。我们只能给他们提供一些脏被子。并为他们做饭，把能找到的吃的都拿了出来：胡萝卜、烤土豆、猪血肠等等。”在大家的精心照料下，囚犯们终得以活了下来。
　　
　　不愿被称为“中国辛德勒”
　　
　　想探寻裘法祖及其同事救助犹太人的事迹，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裘法祖一直不愿意向他人提起这段往事。
　　在裘法祖的家里，当记者问起二战时他救助犹太人的义举时，老人脸上显得异常平静，对于外界盛赞他为手术台前的“中国辛德勒”，他连连摆手：千万不能这样说，千万不能这样说，自己根本没有资格与辛德勒比。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纪念热潮。在这中间，有一个声音格外响亮：西方社会普遍肯定了中国在二战中的重要作用。各国媒体纷纷出动寻找“新闻线索”，很多媒体想到了91岁的裘法祖老人。
　　同济医院宣传部部长雷志勇告诉记者，他们曾多次替国内外的新闻单位联系裘法祖，但他一律谢绝采访。
　　雷志勇告诉记者，因为裘法祖曾与当时的几名医生及护士立下了“君子协定”：准备将他们的事迹“永远隐瞒下去”。
　　1985年，在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发起了一场寻找纳粹铁蹄下的“英雄”的活动，以表彰那些不顾自身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的国内外人士。
　　巴特特尔茨市的老百姓没有忘记这位“中国神医”。总统的“寻人公告”在联邦德国国家电视台一经播出，总统办公室立即接到了很多经历过二战的巴特特尔茨市老百姓的电话。一位“目击证人”说，裘当时在巴市无人不知，他的举动被路人看到后，马上传了出去，他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联邦德国犹太人组织也出来“做证”，他们找到了几位40年前曾经受到裘法祖解救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提起被他们尊称为“中国神医”的裘法祖，都泪流满面。
　　几天后，总统办公室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取得了联系。在大使馆官员的帮助下，总统办公室终于和“隐瞒”英勇事迹的裘法祖联系上了。一个月后，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冯・魏茨泽克向裘法祖颁发了联邦德国“国家大十字勋章”，这是德国设立十字勋章以来，第一次将这一殊荣颁给亚洲人。
　　
　　 60年异国婚姻相濡以沫
　　
　　当年，裘法祖后来的夫人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救助。她叫罗妮・科尼希，后来随夫姓叫裘罗懿。到今天，他们相濡以沫了近60年。当时，罗懿中学毕业，在医院当义工，认识了腼腆的裘法祖。在纳粹嚣张的年代，一个浪漫的爱情在并不浪漫的气氛中诞生了。
　　在裘法祖家里，记者见到了满头银发的裘夫人，现在裘老亲切地称她为“妈妈”，而罗懿则称他为“小老头”。
　　老太太正一脸安详地看一份英文报纸，裘教授用德语告诉她是记者来了，她友好地冲记者点点头。因腿脚不便，记者临走的时候，她又让裘教授告诉记者：不能起身相送。
　　“她当时只有18岁，也在医学院就读，梳着两根小辫子，漂亮得不得了，我可能看起来比较老实吧，就那样把她骗来了。”
　　1945年，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结为伉俪。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德国，已经是医院外科主任的裘法祖萌发了回国的念头。当他提出回国时，罗懿表现得十分宽容和理解，她平静地说：“我一定跟你回去，无论中国是怎样的。”
　　1946年10月，裘法祖携妻儿回国。1956年，裘法祖随校迁往武汉。裘夫人在同济医学院担任医用德语教师。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学校里很多德国人都回国了，她不但没有回国反倒加入中国国籍，并谢绝了德国政府授予她的双重国籍。这样做在经济上最直接的体现是，裘夫人不再享受外国专家待遇，很多年她的工资只有141元。
　　说起夫人，裘教授就会感到深深的歉意，他说：“我欠她太多太多，她为了我舍弃的太多。一生相伴，她教会我许多东西。大家看我为人处世很不错，其实这是她的功劳，她以她良好的修养，时时指点着我为人方面的不足之处。比如以前我给别人写信商讨事情，习惯说：‘我和你怎样’，她纠正我应该说‘您和我’，应该礼貌地把别人放在前面。”
　　他想起“文革”期间的一段往事：“造反派每天让我写检查。有一天晚上突然停电了，可检查第二天还要准时交上。她搬来两个凳子，点上蜡烛。坐在我身旁，静静地摇着扇子，为我驱走蚊虫。当时我的泪就流了下来。
　　她驱走的不仅是蚊虫，还驱走了我心中所有的阴郁。”
　　“几十年来，她给我的帮助和支持太大了。我所能补偿的就是出门后早点回家，陪她看电视，一起听听音乐。” 

现在，裘法祖每晚都要帮体弱多病的夫人洗漱。一个91岁的老人，原本是需要别人照顾的，但他却坚持要亲自照顾自己的夫人。
　　
　　为医之道：把自己当成病人
　　
　　母亲病逝立志从医
　　 1914年，裘法祖出生在西子湖畔一个“书香世家”，18岁那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预科班学习德语。193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裘法祖的母亲突然腹内剧痛，呻吟不止，医生、郎中都束手无策。不久，母亲就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裘法祖含悲查阅西医书籍，发现他的母亲竟是死于在国外只需要十几分钟做个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的阑尾炎。他一拳狠狠地打在桌子上，立志要解除千万个母亲的病痛。1936年，在两个姐姐的资助下，他只身远赴德国。1939年秋通过了德国严格的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14门功课全部优秀，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被留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所属施瓦本医院当外科医生。
　　1940年，裘法祖正式开始了外科生涯，在慕尼黑施瓦本医院担任外科医师。一年以后，他的导师才允许他做第一例阑尾切除手术。在做第三例阑尾切除手术时，发生了一件影响裘法祖一生的事。
　　病人是一位中年妇女，术后第五天，这位病人突然死去。尽管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方面有什么问题，但导师的一句话却让裘法祖记了一辈子。他说：“裘，这是一位有4个小孩儿的妈妈。”
　　裘法祖在他《旅德追忆》中写到，导师的这句话让他记忆深刻，影响了他日后60年外科生涯的作风和态度。
　　在裘法祖的眼中，所有病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他位高权重还是普通农民，他都一视同仁。
　　
　　一日必定三探病人
　　裘法祖自己做过手术的病人，他一定一天三次地看望。如果是别的医生的病人请教了他，他也会一天三次地看，而且还会经常问主治医生病人的各项指标，弄得医生们更是不敢怠慢。
　　湖北黄石一女工骑自行车不慎将头部摔伤，此后经常闹头痛，看了很多医生，都没见好。一次偶然机会，她写了封信转交给裘法祖。农历大年三十，裘法祖给这位女工回了信。信上，裘法祖拟定了治疗方案，连药的服法都交待得清清楚楚。按照裘老的方法服药，一年多后她的病痊愈了。
　　只要给裘法祖写信询问有关医学问题，就能收到他的亲笔回信。有的学生想帮裘老代复，都被他拒绝。过去他每月要回信六七十封，写好后还自己跑邮局寄。现在年事已高，不能完全做到这些，他总是感到非常遗憾。
　　
　　 “裘氏手术”受到公誉
　　在医学界，论技术和所创造的成就，裘法祖都让人望尘莫及。他高超的技术被公誉为“裘氏手术”。
　　可在裘法祖自己看来，诚诚恳恳对待病人是他的最高成就。裘法祖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医生的医术有高低之分，但是医德必须是高标准的。所以他的行医原则是：把自己当成病人。
　　裘法祖高度近视，看电影时要戴两副眼镜才能看清，他决定去德国置换人工晶体。
　　在手术之前，裘法祖接到了一份手术通知单，但是这次不是让病人家属签字，而是要在可能发生问题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裘法祖竟然犹豫了，做了几十年的外科医生，他突然第一次有了害怕的感觉。
　　事后他说，那时让他想到了每一个患者签字时候的感受――当一个病人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医生的时候，是对医生无比的信任。作为医生应该是尽心尽职抢救病人，不能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和不负责任。
　　裘法祖做手术有一个规矩，术前他一定要亲自清点每一件器械，每一块纱布，术后再一一点对，一直以来裘法祖的手术台被认为是最安全的。
　　裘法祖至今仍在手术台前会诊，不时指导抢救危重病人。65年行医生涯中，他无一例重大医疗事故。
　　
　　“我一生其实只做了三件事”
　　
　　作为中国外科学奠基人的裘法祖是我国医学界公认的一把“宝刀”，据说他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无损。
　　从医65年，裘法祖用手中的手术刀切开了我国外科手术领域非凡的历史：上世纪50年代在我国开展分流术和断流术，并创建了“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60年代，在手术中确诊全世界第一例临床脑血吸虫病；80年代，在无数次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筹建起我国第一所器官移植研究所并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病房。
　　说起长达65年的从医路，裘法祖笑着说：“我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1948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医学科普刊物《大众医学》，并担任主编达10年之久。他认为，这本刊物让繁复的医学常识走入大众，为“医学归于大众”，普及医学科普知识作出了不少贡献，意义也很大。
　　据了解，此刊物累计印数超过1.5亿册，海外发行40余万册，阅读人次达数十亿，对普及医学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件事，从1973年开始“建设”医学教材，主编和参编101本医学巨著，为医学教育和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建设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
　　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没有自己的医学教材，所采用的均为苏联教材。裘法祖等专家从1973年起，从零开始，编写中国自己的医学教材。
　　由他和我国著名外科专家吴阶平一起编写的42万字的《黄家驷外科学》，堪称中国外科学经典著作，成为各医学院校的指定教材，为解放后我国医学教育步入正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件事，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人。裘法祖自认为还算是一个合格的“伯乐”，他笑称自己也有过看走眼的时候，不过99%以上都看对了。
　　如今，裘法祖的学生已经遍布天下，几代弟子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中科院院士吴孟超、首创断手再植术成功者之一钱允庆、器官移植专家陈实、同济著名外科专家吴在德等都是他的学生。
　　他说，只有弟子做得更好，这个科学家才是成功的。2005年2月初，裘法祖院士拿出140万元设立“裘法祖普通外科青年基金”，奖励我国杰出的45岁以下的青年外科医生，以保持和提高我国普通外科水平。
　　
　　相关链接
　　裘法祖，浙江杭州人，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当选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2001年，荣获中国医学基金会颁发的“全国医德风范终身奖”，2004年底，被湖北省授予“人民医学家”称号。
　　从事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60多年来，是推动我国腹部外科和普通外科发展的主要开拓者，也是我国器官移植外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
　　(2005年6月20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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