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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权利和义务要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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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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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权利和义务要对等
本报记者 李海鹏
我骂他，就是这个目的，牺牲自己把他拉下马
没办法才骂他
记者：我们先来谈一个比骂人更重要的问题。对于学术造假的指控，在已经
做出的公开答复之外，你还有什么回应？
于建嵘：我已经说过，我的这些调查已经写成了公开出版的书，其中就有我
从2000年3月至今的跟踪调查记录。我还保存了数十次访问这些农民的全部录音
资料。这些都是证据。严晋的文章说我颂扬的农民维权英雄有劣迹，坐过牢，好
像是个惊天大发现，他公开了我没有公开，能够以此证明我的研究成果站不住脚。
可是我的文章里已经提到了一部分维权英雄人有过坐牢的经历，怎么能说我不知
道不公开呢？坐牢，有劣迹，并不代表他们就不是维权人士，也不代表他们的维
权行为也不正当。有些维权农民是村民推选出来的，这表明了村民对他们的信任，
这才是判断他们身份的真正依据。
前几天我已经把这本书的电子版发给你看了，你来说，我在里面有没有提到？
记者：我看到你提到了。
于建嵘：那么你说，我有没有造假？我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威胁，做了
那么多的调查，难道是假调查？
记者：我只能说我自己在你提供的这部分材料中看不出作假的迹象，可是这
只是一个记者的观察，不是学术权威人士的鉴定。另外这样一份材料也并不是学
术真实性的充分必要的证明。
于建嵘：不是看不出迹象，是根本就没有作假啊！他指控我有学术研究的真
伪问题，怎么还需要我来提供真实性的充分必要的证明？他提出一两点的指控，
我要来一次全面的辩解？我要证明每一个信息点的真实性？我感到冤枉，我没有
办法。
记者：感到冤枉，没办法，就可以骂他了吗？
于建嵘：这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你说，我不骂他又有什么办法？你说！
最初方舟子在他的网站上刊登文章，污蔑我的学术研究是“罕见的骗局”，我给
他写了封信，心平气和地说明情况。如果他有公平心的话，应该认识到自己错了，
如果大方承认，这件事就过去了。结果他不承认，变本加厉。我恰好要出去参加
学术会议，就把这个事情委托给一个朋友处理。回来后，这个朋友告诉我，“我
把方舟子给骂了。”我说，“不管你写的什么，我都同意，骂了就骂了。”这两
封信完全代表我本人，我承担责任。
记者：可是骂人总不是好办法。
于建嵘：可是我还能怎么办？我逐一澄清事实？我只有骂他！骂他，把他逼
到法庭上去，才能用法律解决这件事。骂他，也才有人来关注这件事。我不骂他，
你能来采访我吗？
记者：请你说实话，两封骂人的信到底是你自己写的，还是你的“朋友”写
的？
于建嵘：是我授权朋友写的。既然是我授权的，就完全代表我自己，由我本
人负完全责任。我就是要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来对付方舟子。以子之矛，攻子
之盾。我完全可以怀疑，严晋就是他自己。如果方舟子承认严晋就是他，那么我
也可以承认，写信骂他的就是我。
记者：这最后一句话似乎留有余地。
于建嵘：没有余地，我斩钉截铁。
记者：我指的是，这句话没有完全排除你自己写信的可能性。
于建嵘：这个事情并不是关键。到底是谁写的并不重要。我已经说了，不是
我写的，也就等于是我写的。一切道德责任法律责任都由我来承担。
记者：可是你后来又道歉了。
于建嵘：对，我道歉了，而且是公开道歉。我就是要给他方舟子做个示范，
我错了能主动认错，他敢吗？
记者：是一时冲动过后的亡羊补牢吗？
于建嵘：不是，就是做给方舟子看。中国人从来不敢承认错误，我做给他看。
要求公平
记者：在公众心目中你一直有着一个人格厚重的形象，甚至具备某种道德优
势，这次突然破口大骂，你不担心自己的形象受损吗？
于建嵘：无所谓了，中国有很多学者装斯文，我不装。中国知识分子每做一
件事都要顾虑很多事情，我不顾虑。你看我说话，不是学者那种语言。我不在乎
什么道德优势、道德劣势。
记者：这好像是俗话说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网上已经有人说了，你这
是一种流氓态度。
于建嵘：随便说，没问题。说我是流氓、土匪、农民，说我没素质，没修养，
说什么都没问题。在骂他的信里，我自己就说，就是要使用流氓手段。可是对于
他这种自任学术法官的人，我不骂他，还能怎么办？
记者：可是并没有法官的权力。
于建嵘：新语丝不只是个网站，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他控制着在这个
有影响的网站，可以指控他人，发表给人下定论的文章，所以他是个有权力的人，
而且还是个滥用权力的人。我给他发过去的文章，不能独立发表，只能作为他批
评我的文章的附件出现。他这还不叫法官？
记者：你要求公平，哪怕是这种简单甚至低级的公平？
于建嵘：没错，就是公平。
记者：如果大家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对学术环境有什么好处呢？
于建嵘：被他伤害的那么多学者，如果都忍气吞声，对学术环境就有好处了
吗？大家容忍他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他才把自己当成法官。我倒要问问，你方舟
子以为你是谁？这句话请你写上：你以为你是谁？
记者：这也是一句暴力性的话。
于建嵘：应该这么问问他。这种语言有好处。我骂了他之后，有些学者给我
来信，说你骂得好，方舟子这样的恶人，就需要你这样的恶人来治。听到了吧？
“就需要你这样的恶人来治。”我骂他，就是这个目的，牺牲自己把他拉下马。
这说明什么？说明用这种语言对付他，大快人心。如果以后学术界里人人都不怕
他，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记者：可是方舟子这么多年来做学术打假的事情，一般的评价是利大于弊，
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是学界公敌。
于建嵘：我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方舟子要行使打假的权利，就必须履行
深入调查的义务。学术打假不能道听途说，他要么全面调查，要么闭嘴。他享受
着打假打对了带来的声誉，也就必须承担打假打错了的责任。不能说打对了就是
英雄，打错了就算你没打。
我赞同公正深入的学术监督
记者：对于方舟子的做事风格，你怎么评价？
于建嵘：至少这次的打假，他缺少证据，太武断。对不了解的学术领域指手
画脚，超出了自己的学术能力。再有，他不公正，我很不欣赏。比如在这次争论
中，他在网站上罗列了一些对他有利的网友评论，给自己壮声威。这是“文革”
的做法，跟江青搞“千评”、“万评”有什么区别？学术问题有学术门槛，有学
术规律，普通网友没有能力明辨，方舟子却搞这些，无非是在大家面前刻意制造
自己得道多助的印象。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方舟子的学术监督和打假的操守和能力是有疑问的，
是吗？
于建嵘：有疑问，所以我反对他的学术监督和打假，但是我赞成其他人进行
公正深入的学术监督。
记者：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你是在说套话。没打到你身上时你赞成打假，打
到你身上你就急了。
于建嵘：这次骂方舟子，对我来说是一种很理性的做法，不是出恶气，不是
急。另外判断一个人是对还是错，也不是看他急没急，而是要看他有没有道理。
学术真伪问题怎么判断？有没有裁决机构呢？到法院来。我希望到法庭上讲清楚。
学界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规范，应该到法庭上讲出来。
记者：可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靠法律来解决。对一个学者来说，学术方
面受到质疑的麻烦恐怕是避免不了的。
于建嵘：学术质疑没有问题，可是这种质疑要建立在负责任的基础之上。
(此文未经于建嵘审阅，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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