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过悲过之后，应该是深思
　　
　　　　 □笑蜀
　　
　　　　于建嵘和方舟子的混战，在我看来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混战。这是一场闹剧，
　　也是一场悲剧。于建嵘没有受益，方舟子没有受益，学术和社会也不能从中受益。
　　
　　　　而这样的闹剧悲剧，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我想，问题的根
　　本在于学术公共品的极度匮乏。这里的学术公共品，主要就是学术监督，学术公
　　正。因为公共领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供给，或者说是供给严重不足，导致私人打
　　假大有市场。但这样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新的问题，使得学术秩序
　　更趋混乱。
　　
　　　　私人打假至少会导致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假，谁说了算。在我看来，只有学术共同体公认，并且经
　　过公力机构确证的，才可能算定论。任何私人的判断都只是一家之言，不足为凭。
　　依据任何私人的判断来裁决某个项目乃至某个学者的命运，都是不严肃的，都有
　　可能导致冤假错案，因此都不值得效法。
　　
　　　　第二个问题是对学术问题该不该喊“打”。在我看来，学术问题只需要讨论，
　　平等的讨论和文明的讨论。而且这种讨论应该限于严格的学术范畴，不能超出学
　　术范围之外，变成道德审判甚至是人身攻击。尖锐如果蜕变为人身攻击，动不动
　　就假尖锐之名，亵渎对方尊严，侮辱对方人格，这种所谓的尖锐就与姚文元遗风
　　半斤八两了，这种充满乖戾乃至充满杀气的暴力文化，绝不是学术批评所应有的，
　　绝不值得提倡。
　　
　　　　第三个问题是，能不能因为腐败肆虐，而主张宁枉勿纵？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今天冤枉一个人，明天可能冤枉十个人，百个人，最后的结果是谁都只能把自己
　　的命运交给别人去裁决，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才是最可怕
　　的。
　　
　　　　一种错误并不能赋予另一种错误以合法性，不能因为某个人曾经挑战学术腐
　　败、做过一些好事，就在道德上拥有豁免权，可以滥用权力而免于追问。建设法
　　治社会，首先需要适宜于法治的心智。
　　
　　　　最后一个问题是，“私人打假”如何制约？我不赞成私人打假，但在学术界
　　公共供给紧缺的局面短期内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私人打假”事实上仍将继续存
　　在下去。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取不取消“私人打假”，惟在如何制衡“私人打
　　假”，规范“私人打假”，使“私人打假”逐渐回归学术范畴，逐渐回归学术批
　　评、学术争鸣的层面。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一种权利和义务对应的机制，一
　　种任何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论和自己发布的言论负责任的机制，一种一旦越轨就必
　　须付出相应代价的机制。
　　
　　　　于建嵘大战方舟子，这样的闹剧悲剧发生于市井小巷，或许可以理解。竟发
　　生于从来以斯文著称的学术界，竟发生在像于建嵘这样比较有影响的学者身上，
　　不能不说是整个学术界的尴尬，它最充分地印证了我们的学术界文明的不足和理
　　性的不足。学术界尚且如此，何况全社会？所以毋宁说，这场闹剧悲剧其实也是
　　整个社会的尴尬。
　　
　　　　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改善学术公共品供给体制，最大
　　限度地提升学术公共品的供给。通过学术自治达成学术民主，使得每个学者都能
　　参与和监督公共品的供给，每个学者都是监督者同时又在监督之中，使得任何学
　　术问题都有最大机会得到不受限制的充分讨论。只要有充分讨论，科学发展的自
　　然进程就会起作用，科学自身的纠错机制就会起作用，学术上的假冒伪劣就很难
　　有市场，学术公正就会不再匮乏。这才是最有效同时成本最小的“科学打假”，
　　也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
　　
　　
　　为何大师不再
　　
　　□曲水
　　
　　　　于建嵘骂方舟子事件，于我并不意外，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状态，必然出
　　现这样的事件，区别只在时间早晚，区别只在发生在姓“方”还是姓“圆”的身
　　上。
　　
　　　　这一事件具备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学术圈事件，第二个特征是网络事件，
　　但它却具有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回溯“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群落，他们也争论，也互相攻击，但无论如何，
　　这些年纪轻轻就功成名就的学人都有很好的传统教育背景，在人格上都有其不自
　　觉的坚守，于是在争吵中也诞生了公认的大师。随着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替代，
　　对大师的期盼慢慢变成了奢望。
　　
　　　　时至今日，中国民众心理上仍然存在着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想象。今年，中国
　　的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而恢复民族认识，重捡民族自信的冲动，带动着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力求不迷信先发国家的模板，在推动国家进步的过程中融
　　合本土的价值资源。这是一个复杂而没有标准答案的探索，这是一个需要精英担
　　当与引导的历史性使命。民众必然将希望寄托于知识分子。当然，附带的就是对
　　传统知识分子形象的想象。
　　
　　　　然而，于建嵘骂方舟子事件不仅引发对方舟子学术打假行为产生“情绪性”
　　反思，方舟子打假积累的宿怨乘机释放；还使民众对学术界现状表现出震惊，对
　　学人个体人品表现出强烈的失望。
　　
　　　　方舟子对中国学术的打假，本是件善事，这项工程也是中国转型大课题的一
　　个组成部分，但行事中，科学的方法、宽容的气度是必须的，不能借着民众对中
　　国学术腐败的不满，就意气、刻薄地批判，以轰动的效应当作批判的价值。这是
　　一个知识分子人格修炼的要求，也是历史使命的要求。互联网是一个好的表达渠
　　道，但它的虚拟特性，也易于成为阴暗心理表达和泄忿的场所。作为学人，谁都
　　应该明白最后的检验者只有一个——时间，而不是当时的热度。轰动与价值并不
　　成正比。
　　
　　　　于建嵘自称不是学人，是一个边缘人，这在论辩时或许有用，但在面对民众
　　期待时，却是苍白的。有些束缚，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并不因为事先宣布“现在
　　我是一个泼皮”就可以免责。
　　
　　　　这个事件现在似乎过去了，但愿中国知识分子的群落经历这个事件，能对方
　　先生式的刻薄、于先生式的泼皮产生一丁点儿免疫力。
　　
　　
　　挑衅性指数：娱乐大众的真谛
　　
　　□李方
　　
　　　　我是领教过方舟子的话语暴力的，尽管后来我自认为跟他成了朋友(未得到
　　方的确认)，因为我很敬重他的事业。但是当面我也跟他说：我不赞赏你的话语
　　方式。
　　
　　　　同样我也领教过湖南蛮子的话语暴力。我的两个湖南朋友，曾经在争吵中彼
　　此扬言渴望得到对方肢体的某个部位。
　　
　　　　那么，方舟子VS湖南籍学者于建嵘，就变成了火星撞地球。恐怕很多人不免
　　想到，这就叫恶人更怕恶人磨。
　　
　　　　于是，争吵上升到反思“中国知识分子话语暴力”的高度。好像中国知识分
　　子一向温文儒雅似的。当真么？
　　
　　　　东汉陈琳骂过曹操；唐朝骆宾王骂过武则天；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骂过“载
　　氵恬小丑”。你看，难道中国一向是个温文尔雅的国度？谁说知识分子不许骂娘
　　来着？
　　
　　　　大家可能会想，话语暴力不利于探讨道理，离开了执经问难的本义。而知识
　　分子以格物致知为业，自当远离话语暴力。但是，于建嵘我不了解，至少在方舟
　　子来说，似乎早已经放弃了术业专攻的梦想，自甘放逐于言语世界的快感(方最
　　得意者，在于他是当年福建高考的语文状元)。此时，方舟子面对的就不仅仅是
　　同行学者，更是普罗大众。普罗大众，你指望他看得懂方舟子们的学理辩论？反
　　正我就跟方舟子讲：你说的那些，我全都不懂，我只看你又在骂谁，只看你又在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骂谁。别说我，司马南，那是方舟子多年的战友吧，但是他坦
　　言，很多东西他看不懂。
　　
　　　　那么这时候，道理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反而是姿态是言语是立场——至
　　少在普罗大众眼里如此。甚至，大众会因此对某个人形成特定的心理期待，进而
　　促使这个人进一步强化其风格。我觉得方舟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我希望，将来
　　等到他斗志不那么旺盛的时候，能够反思。至于现在，说啥白搭。现在，方舟子
　　的事业，其实只是以他的战斗来娱乐大众。
　　
　　　　没办法啊，人民大众需要娱乐啊，而且需要刺激的娱乐。超女够刺激，知识
　　分子的话语暴力也不赖嘛。
　　
　　　　为什么内地主持人搞不过港台同行？笨么？非也。无非港台主持人深谙话语
　　暴力之三昧，三两句话就把你搞成了娱乐观众的对象。观众也需要娱乐呀，所以
　　内地有点话语暴力那个意思的小崔能红，李咏也能红，别人都差一截。
　　
　　　　也就是说，说话中的挑衅性指数，乃是娱乐大众的不二法门。这方面，方舟
　　子、余杰都算是天资英迈，持之以恒，所以他们红了。说到底，还是大众有这方
　　面的需求。当然我也不能因此就说方舟子打假不真诚。
　　
　　　　或许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挑衅性指数”排行榜，那么方舟子、于建嵘之争无
　　疑把这个指数提高了一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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