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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家本地的英文报纸发了一篇采访我的报道。一位老同学看到后打电话问我：“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一个姐姐？”是的，我有一个姐姐，与我不同姓，是我的同母异父的姐姐。
姐 姐
・小 秋・
前不久一家本地的英文报纸发了一篇采访我的报道。一位老同学看到后打电话问我：“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一个姐姐？”是的，我有一个姐姐，与我不同姓，是我的同母异父的姐姐。
姐姐走的路与我截然不同。如果我的生活能用“优越”形容的话，姐姐则是饱经苦难。故事要从我母亲说起。
母亲从小家道贫寒，为了生计，外婆在母亲十六岁那年把她许配给一个大她十岁的男人。母亲刚初中毕业，书读得好，记忆、领悟力极强，一心想将来上大学。但她知道当时的家境要提供她继续读书是不可能的。这时正逢国民党从学生中招募青年军，母亲瞒着外婆跟着两位女同学偷偷去报考，结果三人全被录取。就在她们快要出发去台湾的时候，被我外婆发现，母亲硬被关在家里不准出门。她的两位同学去了台湾，八十年代她们先后回大陆省亲，母亲知道后百感交集，“我要是当时去了台湾，现在会是什么样呢？”
读书不成，母亲抗不过外婆的旨意，在十六岁月经初潮的同一年，成了别人的媳妇，第二年生下姐姐。可她自己还是个孩子，读书的心没死，就背着丈夫报考了卫生学校。被录取后，母亲离开了襁褓中的女儿，搬进了学校，成了一名住校生。进校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唯一的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校园里的新思想、新生活影响着母亲。本来她就是一个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接着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丈夫因曾在三青团里供过职，被隔离审查起来。这时母亲正在申请参加共青团，便下了决心结束这一次短暂的婚姻。我曾问过母亲，离婚是因为自己年龄小，不想让家庭影响事业，还是因为没有爱情。母亲说两者都有，但主要是对方是一个极其保守，树叶落下怕砸破头的旧式男人，“他太循规蹈矩，我感觉像两代人，”母亲说。
离婚容易，孩子怎么办？住在集体宿舍的母亲显然无力抚养，姐姐被判给对方，母亲每月付抚养费。姐姐生下来一直是由我外婆带，父母离婚后，她便成了多余的人，跟着外婆住，直到男方再娶。
新夫人与我母亲同岁，不同的是，女方是从农村娶来的，没念过书。听我外婆说，一开始继母对姐姐还过得去，后来她一连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两个智障，一个失聪。继母自然心情不好，拿姐姐当出气筒。姐姐在她家没吃过一顿饱饭，穿过一件暖衣，常常是光着脚丫、一边哭一边跑到外婆家。外婆见了五内俱焚，流着泪给姐姐背上、胳膊上的伤痕擦药。她知道悲剧是她一手造成的，又无力独自抚养姐姐，就隔三岔五过去看看，送去自己从牙缝里省出的食物和衣物。外婆家成了姐姐的避风港，外婆是她最亲的人，是她的精神支柱。姐姐同外婆的感情胜过孙辈中的任何人，连我这样十分依恋外婆的人，也比不上她。
为姐姐受虐待的事，我曾经问过姐姐。“其实后母对我不错，是她的妈妈脾气大一些”。那么我母亲为什么不出面呢？母亲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事，外婆把一切包揽下来。母亲从卫校毕业分到市里最大的一家医院，很快认识了刚从部队专业到同一家医院当医生的我的父亲。父亲根正苗红，人长得英俊威武，颇有尚武气派，在医院里显得十分突出。父亲又拉得一手好二胡，母亲的歌唱得好，单位里排练节目走到了一起，两人在１９５５年国庆节结婚，这一年姐姐四岁。
父亲年轻好胜，娶了一个结过婚、生过孩子的女人，在他看来多少有点丢面子。不知是为了顾全丈夫的面子，还是自己虚荣心作怪，反正母亲在外对自己前一段婚史三缄其口，姐姐好象根本不存在这个世界上。
接着，母亲去了省城的医学院读书，家里就更没人提起姐姐。后来又有了我哥和我，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家庭，“一男一女一枝花”，哥和我读书争气，为身为业务骨干的父母脸上增了不少光。我们在一片啧啧声中长大。别人问到父母有几个孩子时，我们听到是“两个”这样的标准答案。别人问我几个兄弟姐妹时，懵懂的我也说“有一个哥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是怕父母失望，还是别的？反正我感觉像是在做贼。在我成年之后，这事始终折磨着我，我为自己的阴暗而羞愧。姐姐如果听到这样的回答，打击该有多大啊！母亲是为了顾全她的新家，她内心的酸楚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姐姐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弥补的伤害。
姐姐的存在，最先我是从外婆那儿知道的。见到她时，姐姐已经是一名中学生，这时我父母对这件事也不像从前那样讳莫如深。姐姐作为老三届的第一批初中毕业生被送到农村插队，那一年她才十五岁，去的是一个茶叶农场。我对姐姐最早的记忆就是在外婆家，外婆捏着姐姐的手，长嘘短叹，姐姐每次都是背着她的父亲和后母来看外婆。因外婆为姐姐从小受虐待的事，上门大吵过好多次，双方积了仇。对方不允许姐姐与外婆家的任何人来往，包括我母亲。即使如此，善良宽厚的姐姐每次从农场回来，总要捎一斤刚上市的新茶给我父母。
我保存的最早的一张姐姐的照片，就是与我们全家四口人一起拍的，证明此时父母已不愿继续让姐姐伤心，至少在表面上。照片上的姐姐，穿着一件肥大的灯芯绒外套，如果那时她还像个城市青年的模样的话，日后的生活把她的外形改造得与我们全家人的反差越来越大。
我对姐姐的深刻的一次记忆还是在外婆家。姐姐从农场回来，挺着大肚子，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外婆面对她坐着，抚摸着她的手。这时我才知道，刚满二十岁的姐姐就要做妈妈了。原来她的茶场附近有一个生产建设兵团，那儿的职工享受国营企业工人待遇。经好心人撮合，姐姐认识了我的姐夫――一个退伍军人。姐夫从部队下来，被分到建设兵团负责组建一座小型煤窑。在回城无望的情况下，姐姐把自己的终身托给了一个农村出身、与她文化水平有差距的人。这条路走得与母亲何其相像！不同的是母亲迫于无奈，姐姐则是自己情愿的。七三年国家有了新政策，所有老三届知青都可以申请返城，姐姐因已在煤窑安了家，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当时听到此事，立即联想到自己前一次婚姻的不幸，坚决反对。一个十九岁女孩，一旦结婚，回城就彻底无望，这意味着姐姐要在农村生活一辈子，前途不可想像。母亲连夜搭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乡下，劝姐姐三思后行，不要重复自己的悲剧。因无养育之恩，姐姐哪里听她劝阻！前脚答应了母亲，把她打发走，后脚就领了结婚证嫁作人妇。母亲在三十七岁那年毫无选择地做了外祖母。
姐夫仅读过小学，人挺厚道。外婆后来去乡下服侍姐姐月子，与姐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回来后不住地夸他是个好人，如何体贴姐姐。外婆还把姐姐从小在后母家的遭遇细细说给姐夫听，姐夫越发怜惜姐姐。但是，凭心而论，初中毕业、喜欢看小说的姐姐跟她那平时无话，只知白天干活，晚上喝老酒的丈夫在精神上是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多年以后，姐姐跟我谈心时说，因文化水平、家庭背景的差异，曾多次动过离婚的念头，一想到身边拖着一儿一女，就闭着眼凑合下去了。
这一凑合就是几十年。七十年代，小煤窑解散，所有职工被遣派到一座边远城市。这是个产煤的地方，又穷又破。那儿的人我们称作“北方老侉”。但它属于地市级，姐姐一家便有了城市户口，尽管生活环境更加艰苦。夫妇俩进了同一家国营选媒厂，工厂所在的地方叫“岚风岗”，我第一次去看望她时，觉得改叫“乱坟岗”更贴切。姐姐算是有文化的人，在办公室搞宣传，姐夫当个车间小组长。日子虽苦，倒也安宁。
我父母过了不惑之年，虽说还没大彻大悟，对面子上的事好象不那么重看，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避讳这个事实，每年姐姐一家回来探亲，也会在我们家吃中餐或晚餐，如果这时撞上家里的客人，父母也会介绍姐姐，但语焉不详。姐姐不是傻瓜，所以她很少在我们家住。
“我父亲的单位就在咱妈家的同一条马路上呢！”有一次姐姐对我说。我没见过他，头撞肿了也不认识。
后来的日子，父母都意识到过去对姐姐的不公，试图用加倍的努力从精神和经济上弥补过失和对姐姐的亏欠。这里面我感觉义多于情，母亲和姐姐之间缺乏的是舐犊之情。父母经常在经济上接济姐姐一家，但钱是无法代替感情的。姐姐是个厚道人，她没有计较过去，对我父母孝敬有加。尤其对我，完全以一个大姐姐身份，什么都想到我。我考上大学时，别人送鲜花祝语，她默默地给我缝制内衣裤寄到学校。我结婚生孩子，她没有跟着凑热闹，而是请朋友做了好几套婴儿棉袄棉裤寄过来，我打开包裹时，眼泪唰唰往下流，手缝的小儿棉袄，有钱也买不到呀。
那段时候可能是姐姐最开心的时候，她喜欢看小说，一边看，一边结绒线衣。可是好景不长，后来的日子越来越艰难。姐姐的儿子――我的外甥――从小顽皮，不愿读书，最后交了坏伴，因偷窃判刑，坐了两年牢，释放后变本加厉，学会了吸毒。从此家里不得安宁，天天跟家里要钱，要不到就偷，姐姐不得不把所有东西都上锁，连一袋米也要藏起来。
九十年代中期，国企改革，大批工人下岗。所幸姐姐和姐夫把在农场和建设兵团的工龄算到一起，各有三十年，索性都办了退休手续。那一年姐姐才四十五岁，本以为可以享清福了，偏偏这时候姐夫得了中风，半身不遂。偏瘫后生活不能自理。服侍病人、照顾全家的担子就落到了姐姐一人的身上，她本人也因不善保养身体，落下这样那样的慢性病，还要面对一个不成器的儿子。
姐姐得了抑郁症，尽管她自己意识不到，她整日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看待事物消极悲观。唯一能给她带来笑容的是她的女儿，我的外甥女萍。萍儿师范毕业在一家机关幼儿园当老师，工作出色，是骨干教师，又是“学科带头人”。萍儿前几年结婚，搬到本市的另一个区，但懂事的她定期回来看父母，萍儿是姐姐最大的慰藉和骄傲。
今夏我回国探亲，听说我要带女儿坐火车特地去看她，姐姐坚决反对，她担心招待不周，让我吃苦。我坚持要去，姐姐没法，从头到尾都在为我们的行程担忧，不停地打我的手机，我们持的是站票，她担心我们没位子坐，后来知道火车没空调又担心我们吃不消。
捧着我给她的治病钱，姐姐不知所措。两天里，我和姐姐大半时间是在泪水中泡过。这么多年的磨难，姐姐显得又老又土，与我父母、我哥和我站在一起，极不协调。她原本白晰的皮肤，经常年日晒又欠缺保养，变得黝黑粗糙，那煤城的煤渣粉尘像是永久地留在了她的毛孔里。姐姐嗓门粗大，说话操着不自觉模仿来的北方口音，浑浊的眼睛里已找不到任何灵气。每每看到她又干又皱的脸上绽开的憨憨的笑容，我的心被撕扯着。如果我们生长在同一个家庭，同样优越的环境，天资好的姐姐会读高中，会考上大学，前途不应比我差。而现在的姐姐是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心里记的、嘴上挂的永远是柴米油盐。姐姐不怨天尤人，从不认为应该得到我父母给她的任何好处。相反，她总是设法以各种方式回报我父母。
姐姐曾跟我说，她有两个家，父亲一边、母亲一边，可又觉得哪边都不是她的家。姐姐厚以待人，两边关系都处得很融洽。但我知道，外婆才是她心中永远的家，外婆活到九十四岁，去世那年正是姐姐知天命的岁数。我对外婆的感情也非常深厚，她去世时，我因工作走不开，一直为没回去抱愧。半年以后，我回国探亲，与姐姐谈到外婆时，两人恸哭不已。
“我和奶奶相依为命整整五十年，她一走，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漂在海里失去那一叶小舟的溺水者。”姐姐抽泣着。
我知道，无论母亲怎样弥补，也代替不了那份母爱、那份浓情。这是时代悲剧，是耶非耶暂不论，我清楚，母亲心里永远抹不去那份内疚，西谚云“时间治愈一切伤害”，但我内心的沉重很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把埋藏在心中的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姐姐的故事，知道我在天涯海角有一个苦命的姐姐，或许我会稍微轻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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