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0年7月，《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篇题为“英语改变人生”的报道，把我归为“英语天生派”。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觉得我的生活会因为一门语言而变得精彩。对我来说，语言就是工具，不用的时候它不过是搁置在仓库里的闲物。
鲁豫新书《心相约》(上)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
2000年7月，《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篇题为“英语改变人生”的报道，把我归为“英语天生派”。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觉得我的生活会因为一门语言而变得精彩。对我来说，语言就是工具，不用的时候它不过是搁置在仓库里的闲物。
小时候，我生活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很自然地就成了“双语儿童”，在北京讲普通话，在上海讲上海话。两者语音、语调上的差别和南北方言结构上的不同，都让我觉得游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之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爸妈都是学外语的。他们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学的是那个年代时髦的语言。我爸学了斯瓦西里语，我妈学了孟加拉语。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他们的专业实在有些生僻。每次向别人介绍斯瓦西里语我总得费番口舌；斯瓦西里语是非洲的一个语种，主要使用的国家有坦桑尼亚、肯尼亚等，DISNEY动画片《狮子王》中的插曲《HAKUNA MATATA》就是斯瓦西里语，意思是“一切平安”。解释半天，仍然会有人皱着眉头追问你：“什么？稀里哗啦语？”
小的时候听爸妈叽里咕噜地说外国话，觉得神奇，于是也立下志愿，长大后学外语，每天饶着舌头说话，让谁也听不懂。
我爸很希望我能继承父业。我才上小学一年级，刚刚学会“AOEIUU”，他就问我：“要不要学英语？爸爸来教你。”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充满期待。
“你？”据我爸回忆，当时我转着眼球撅着嘴，一脸不屑地说：“你中学学的是俄语，大学学的是斯瓦西里语，你说的英语有口音。我，要么不学，要学就学最标准的英语。”我小小年纪就敢于蔑视权威，这让我爸既感动又很有失落感。
从此以后，他不再提教我英语的事情。
初中一年级，我才开始学ABCD。
第一个月，我完全找不着感觉。拼写单词的时候，我非得把26个字母从头背一遍，才能找到要用的那个字母。
但是世上真的有奇迹。
有一天，真的就是某一天，我突然间对英语开了窍，从此以后，一通百通，英语就这么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至今，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其中的原因。
2002年夏天，我在北京采访著名钢琴家鲍蕙荞女士，她也谈到了类似的经历。
鲍蕙荞9岁学琴。别人通常是从单手练起，可不知为什么她的妈妈找了本教材一开始就要求她双手弹琴。入门就这么难，用鲍蕙荞自己的话说就是：“第一天，我整个就是搞不清楚。可到了第二天，忽然好像就会了。”
鲍蕙荞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不住地点头，心里不断地在说：“对啊，我学英语也是这么突然开窍的。”想当年，我嘴里开始咕噜咕噜往外冒外语的时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初一暑假，我回到了上海。当时，人民公园有个英语角，一到星期天就吸引很多英语爱好者去那练习口语。整整一个假期，我每个周末都由姑姑 带着，从浦东坐车，再坐船过黄浦江去参加英语角的活动。
英语角是露天的，就在公园里一条没什么游人光顾的小路边。路面窄窄的，铺着石板，路边有几棵小树，勉勉强强能遮挡一些夏日的阳光。
英语角每次都聚集一二百人，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有老师、工人、机关干部和在校大学生。不过没人在意身份、地位、年龄，在英语角，惟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英语，谁的口语最好，谁就引人注目 ，而且可以占据小树下树阴浓密的地方，其余的人会自发地围成一个圆圈。
我的出现，在英语角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那时我13岁，身高1.50米，梳着马尾辫，身穿花布连衣裙，怎么看都是个小孩。可我不怯场，大方地用“流利”的英语向身边每一个人做自我介绍：
“我叫陈鲁豫，是北京师大实验中学初一学生。我们学校是北京市重点中学。我的爸爸妈妈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我的周围聚满了人，大家都想和这个英语讲得很棒的小孩聊上几句。小时候我是个人来疯，人越多越精神。看到那么多大人都专注地听我用英语侃侃而谈，真有些洋洋自得。
其实，我那时的英语水平很低，一共就会那么几十个单词、三五个句型。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向每一个人自我介绍，是因为我翻来覆去就会那几句话。好在去英语角的都是初学者，成年人大多爱面子，怕说错不敢张嘴，于是成就了我，让我脱颖而出，成了英语角的“小权威”。从此以后，我对自己的语言能力深信不疑。
高中英语课上，我从来都是老师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一个问题，全班如果都答不上来，老师势必会把目光转向我 。这时，我会知趣地举起手，说出老师想听到的答案。我知道，如果我也答错，老师一定精神崩溃。
高一英语第一课是“卡尔。马克思”，课后老师留的作业是背书。可我居然就给忘了，也不知为什么，那一次，全班同学都忘了。
第二天上课，教室气氛凝重。当第三个同学站在那吭吭哧哧背不出来，老师的脸已经阴得快下雨了。我低着头，心里怦怦乱跳。
老师走到了我这一组，她沉着脸，用手指在第一个同学的桌面上敲了敲：“你！背第一段！”
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怎么办？老师没准盯上我们组了，可我也没有背啊！”
我定了定神，把书翻开，假装漫不经心地瞟着书本，脑子里却在飞快地记忆着课文里的内容。
果然，老师盯准了我们小组。
谢天谢地，我虽然个儿不高，但视力好，所以坐在最后一排，是第7个。这样，前边6个同学为我争取到了宝贵的几分钟时间。
“陈鲁豫，你来背！”老师终于叫出了我的名字，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期待和信赖。这时，我们组已经全军覆没。
全班同学都看着我，只要我能背出课文，他们就得救了。
我慢慢地站起来，又慢慢地合上书，之所以慢，是因为我的嘴里还在念念有词地背着最后一句。之后，我咳嗽了一下，开始背书。
我相信，人在巨大的压力下，会有超水平的发挥，那天的我，是在为荣誉而战。
我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背完了正篇课文，教室里安静极了，我故作镇静地坐下，心已经快跳出来了。
老师飞快地转过身，低声说了一句：“下面，我们学习第二课。”
从她的背影，我似乎看到了她脸上的微笑。全班同学都长出了一口气！
我兴奋得不行，对自己崇拜极了。
2
2000年，我在盐湖城碰到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摩门教老太太，她是个中学老师，退休后一直刻苦学习中文，已经学了好几年，可中文还是差得让人无法听懂。一翻她的中文课文，我乐了，这分明和我的中学英语书如出一辙嘛。她嗑磕巴巴地念了几句：
“李明，你的铅笔是哪儿买的？”
“小王，我的铅笔是在第一人民铅笔商店买的。”
老太太念完，好奇地问我：“Do you buy your pensils at the No 1 People"s pensil store?”（你也去第一人民铅笔商店买铅笔吗？）
这倒把我问愣了，我想反正跟她也说不明白，不如开个玩笑，于是特认真地说：“是啊，我们都去哪儿买。”
美国老太太容易较真，不知道她是不是至今都认为中国人买铅笔都去第一人民铅笔商店。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的外国人不多，和老外聊天练习口语的机会很少。好在从高中到大学，一共有11个外教（外国老师的简称）教过我。他们对我语言能力的提高帮助不小。
现在想想，他们的资历是否适合教中国未来的主人翁挺值得怀疑，不少人的英语还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好在我的意志比较坚定，在英语发音上没有受到不良影响。
这让我想起我爸给我讲的一件事情--也许其中有演义成分。
20世纪50年代，中国派出专家、技术工人远赴非洲，帮助坦桑尼亚修铁路。因为朝夕相处，当地的非洲工人学了不少中国话。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中文有着浓郁的山东口音。原来，中国派出的专家大多来自胶东半岛。据说，直到今天，在遥远的东非还有一群操流利山东话的非洲兄弟。
我高二那年，班里来了个外教，是个又高又胖的美国小伙子，看样子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叫Johu Smith。当年没觉得什么，多年后去了美国，才听朋友们开玩笑说，没有男人带女孩去酒店开房间又不想被人知道，多半会留Johu Smith这个名字。这就像中国人叫李华、刘明什么的，因为太常见，所以怎么听都像是化名。
Johu 冬天总穿一件中国的军大衣，不管多冷，永远敞着怀。我们猜他是太胖了系不上扣，所以成天感冒，上课的时候常常旁若无人地大声擤鼻涕，惊天动地的架势弄得我们十分尴尬，想笑又不敢笑。Johu 的课讲得怎么样我早已忘记。但是，他却让我知道了外国人在生活中是如何讲英语的。
James 是我大学时的外教。美国人，20多岁，退伍军人。据我们班猜测，他参军并非出于爱国，而是因为退役后可以免费上大学。尽管当兵历史不长，而且生长在和平时期，或许根本没上过前线，恐怕连枪都没摸过。可当兵生活却是他跟我们吹牛时最好的谈资。平常也老爱穿美式军靴和迷彩服，酷暑天都捂得严严实实。
James 其实是个文学青年。他面色苍白，身材瘦小，眼神忧郁，外形条件绝对够格当个伤感诗人。他也一心想当作家。上课之余就窝在广院的外教宿舍里写小说。可能是投稿屡试不中，他苦于没有读者，于是利用给我们上写作课的机会大念他的作品。
一开始我们还能听得下去，虽然根本听不懂，可大家并不说什么。他却沉迷其中，念一段便要求我们谈感想。我们就故作沉思状，静默一会儿后，大家抬起目光迷离的双眼，纷纷表示：“太感人了、太震撼了、太诗意！”这时候，James 苍白的脸上会泛起红晕。
James 以为在中国找到了知音，这让他快乐无比。我们不忍打击他，于是分头去背赞美别人的英文形容词。时间一长，意尽词穷，可James 还在天天年他的作品。
我们全班愁得不行，既不想伤害James ，更不愿浪费时间。没办法，最后只能找班主任去诉苦。这一招儿果然有效。James 不再开作品朗诵会。但是他的热情受到了伤害，他和我们疏远了。
有一天，我们听说James 和一个中国女孩谈起了恋爱，这使我们全班大为 兴奋。James 变得开朗了。爱情也使他变得宽容，他不再记恨我们。
我们正为James 高兴着，却传来了他失恋的消息。James 请了一天的病假，第二天来上课时，满脸浓密的络腮胡须吓了我们一跳。这以后，James 的胡子成了他恋爱生活的晴雨表：刮了胡子意味着两情相悦，留着胡子则表示两人刚刚分了第101次手。James 的爱情分分合合，他的胡子也就去去留留。我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胡子生长的速度飞快，一夜之间，就能从刘备变成张飞。
英语没有改变我的命运，但它的确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991年冬天，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北京市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演讲比赛”的广告，心里竟然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志在必得的感觉，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只要我去比赛，冠军非我莫属。最吸引我的是广告内容的最后一段：决赛由北京电视台转播。这短短的一行字让我心驰神往。
90年代初，我最欣赏的电视主播是蔚华，她是我广院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的师姐。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蔚华，我知道了什么叫英雄气短。
那时候的我，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表面上还能做出一副谦虚谨慎的样子，心里却始终认为，我的英文是最棒的。直到蔚华的出现。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从广院回家过周末。晚饭后，拿着遥控器频繁换台。突然，我的手停住了。电视上出现了一个特别洋气的女主持人。短发，蓬蓬松松，露出一张轮廓清晰的脸。一件宽松的西服，衬着大大的垫肩，浑身上下洋溢着说不出的美。
洋气，是我在那个时期给人的最高褒奖。它包含了容貌、气质和一种风情。蔚华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漂亮，但他的大气、干连、职业感和那份无可言喻的国际化令我心仪。更要命的是她的英文，好得无懈可击。
我心里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感觉。
“这不是蔚华吗？她是我们国际台英语部的。”我爸也凑到电视机前。
我知道自己内心的波澜所谓何来了。
如果我只是从广播里听到她的声音，我的震动不会那么大。但电视不仅有声音，更有图像。从蔚华开始，我对电视产生了兴趣。我想像她一样，做一个英语新闻主播。
1991年冬天，当我看到英语演讲比赛的广告，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也许是实现目标的第一步吧。”第二天是星期天，吃过午饭我就拉着男朋友陪我去北京外语学院报名。晚上回到宿舍，我对谁也没说。我有点迷信，总觉得说了就不灵了。
比赛内容挺简单，以奥林匹克为题写一篇文章，然后朗读出来。我写的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我在软式网球组委会担任翻译的经历和感受，表达了北京人、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期盼。我以1988年汉城奥运会主题歌《心手相连》作为开篇，自己觉得妙不可言。
比赛分为预赛、初赛、复赛和决赛。按年龄和专业分组，我参加的是竞争最激烈的在校大学生英语专业组，预赛、初赛都是在北外举行的。那一阵，我的男朋友在电视台实习，没工夫陪我。我不认识路，离开他，简直是两眼一抹黑。我一个人一路从东郊定福庄问到西边，这对别人不算什么，对于我却是个奇迹。
因为参赛人数太多，预赛、初赛时，考官们只是听听选手基本的语音语调。我还没有念完《心手相连》的歌词，主考老师就微笑着打断了我：“好极了，你是在哪学的音域英语？”
我立刻明白，我过了，而且是考官最满意的学生。
我两国连过三关之后，接到了参加决赛的通知。决赛一共10名选手，除我之外，其余9人全部是北外的学生。我一下子就塌实了。我是少数分子，属于弱势全体群体，输了也光荣。我心情平静地去三家参加决赛。
决赛好像是在中国剧院举行的。那天，北京电视台的转播车就停在大门口。我早早化好妆，一个人悄悄地溜到后台，站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静静地看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地架机器、调灯光。一个导演模样的年轻女人拿着步话机，威严地站在舞台中央，冲着台下的人比比划划布置工作。我屏住呼吸，惊喜交织地看着这一切，自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大声地说：“我也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就在剧场的大屏幕后面，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我属于电视。
决赛的时刻到了。我穿着一件淡粉色膨体纱毛衣，腰间绣着孔雀图案。脸上的妆现在想来有点可怕，我擦了鲜红的唇膏、眼睛贴了又长又重的假睫毛。头发和现在的差不多，只是前面的刘海剪得齐刷刷的。
比赛结果，我获得了第一名。领奖的时候，我看见坐在台下的外教James ，他带着全班同学来给我打气。一听见我拿到了冠军，James 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在那里又叫又跳。记得，我冲他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冠军的奖品是一台巨大的电动打字机。我居然一个人挤公共汽车把它扛回了家。爸爸从来不当面表扬我，那天，他只是微笑着用手摸了摸打字机，想了半天，终于说：“可你还不会打字呀！”
演讲比赛之后，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样。但直觉告诉我，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1992年3月的一天，班主任通知我去系办公室。
办公室里坐着系主任裘国英老师和两个陌生男子。裘老师说：“这两位是来挑节目主持人的。”我心里兴奋得怦怦乱跳，脸上却始终是一副矜持的表情。“我们是中国民航机上节目的编导，正在筹拍一个旅游节目，名叫《空中博览》，准备要去世界各地拍外景，所以对主持人的外语能力要求很高。”两个男的，一胖一瘦。胖的开始介绍节目的拍摄计划，那个瘦子不住地打量我。
我有些沮丧，还以为是电视台的呢。不过，坐飞机周游世界也着实令我心动。我表示对节目有兴趣，裘老师更是说了不少夸奖我的话。那两个人一直点头微笑，然后客气地留下名片便告辞了。
我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我知道，他们是慕名而来，失望而归。早就听说广院外语系有个女生得了英语演讲比赛的第一名，估计是个可造之才。没想到，亲眼一见，却是个毫不起眼的黄毛丫头。
平心而论，实在不能责怪民航的同志不是伯乐。要怪，就怪我当年完全没有半点千里马的风采。虽然觉得自己的外形不够靓丽，可我还是暗暗希望民航的导演能选上我。现在，我常常坐国航的班机，每次机上播放《空中博览》，我总会边看边孩子气地想：“当初他们没选我，如今一定在家后悔得拿头撞墙呢。”
我很容易受伤，但从来不会被打倒。很快地，我就将国航的事抛到了脑后。那一阵，我像中了邪一样在准备托福。每天除了上课、睡觉、吃饭，就是背单词、做托福试题。我刚刚失恋，于是一心要出国留学，想马上离开这个伤心之地。至于要去哪儿、学什么，完全不知道。我只是一味地要走，电视，被我完全搁置。
天气渐渐地暖和了。4月的一个星期六，班主任通知我，王纪言院长要我下午去电视系演播室试镜，中央台导演要来挑主持人。我的心又有些活动了。吃过午饭，我照例跑到教室去做托福试题。我喜欢做托付试题，一做就上瘾，一上瘾，就忘记时间。等我赶到演播室，其余试镜的播音系女生已经到了。我找了个不起眼的位子坐下，心里还琢磨着没做完的题目。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几乎想溜走了。这时，王院长带着一群人呼啦啦进来。其中一个大胡子男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看他的样子，想必是导演。“这位是中央台文艺部的张晓海导演，今天来咱们学校是为中央台一个新的栏目挑主持人。”院长指着大胡子冲我们介绍。
“这些都是播音系88、89级的学生，哦，还有一个88级外语系同学，陈鲁豫。”院长在演播室里找了一圈，终于发现了坐在最后一排的我。“她刚获得了北京市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演讲比赛的冠军。”院长叉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另外一只手远远地指向我。于是整个演播室里三十几个人的目光刷一下都转向我，我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张晓海只是对我扫了一眼，没有任何表示。试镜开始了。每一位候选人要做一段现场采访，被访者就是张晓海，采访内容不限，可以把张晓海假设成任何一个人。
这下子，我的兴趣来了。采访是我大学的专业课啊，尤其是那些外教，几年来，给我们成套地灌输了西方式的采访技巧：第一个问题是关键，要让对方明白，你对他很了解；问题要尖锐、要抓住对方回答中的漏洞穷追不舍……这些理论，今天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播音系的女孩一个个上场了。她们声音圆润、兔子清晰，几乎每个人都有着修长的身材和飘逸的长发。和她们相比，我显得太另类了。我的另类并不是酷，而是指我的外表没有一样符合传统美的标准。
不过，这反而让我信心十足。因为，我的逻辑是：另类=和别人不一样=容易被记住。所有的同学都考完了。从张晓海礼貌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没有惊喜。该我出场了，我拿着麦克风对张晓海说：“我就采访你。”
“行！”张晓海老实地点点头，但眼神里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毕竟，他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对张晓海我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中央台文艺部最有潜质的年轻导演之一，广院毕业，仅此而已。但我隐约记得中央台文艺部还有两个大胡子导演：赵安、张子扬，也颇有名气。于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从大胡子开始：“为什么文艺部的导演都留大胡子？你、赵安、张子扬。”张晓海愣了一下，我紧接着提出了问题的关键：“你们3个人是中央台最年轻有为的导演，你们之间的竞争厉害吗？”
后来，张晓海多次提到我对他“恶狠狠”的采访，说我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逼得他没处躲没处藏。
如今，我已经采访了许多人，我知道，温和、宽容远比咄咄逼人要有力得多。可我一直很欣赏自己当年对晓海的提问，那是真正的锋芒毕露、畅快淋漓。感谢晓海，不仅没有“恼羞成怒”，还能不记前嫌，从众多靓丽的广院女生里选中我来主持《艺苑风景线》。从此以后，我和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鲁豫新书连载4
1991年奥克兰APEC峰会期间，正是中国加入世贸双边会谈的关键时刻。那次，我也是采访会议的记者之一。
在奥克兰，最受各国记者关注的，除了参加峰会的各经济体领袖，当属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谈判首席代表白茜芙了。香港无线、亚视、有线和凤凰的采访小组暗中较劲，你今天拍到钱其琛，我明天就到饭店门口去堵奥尔布莱特，每天通过卫星传送回香港总部的消息总得有一条是自己的独家新闻。
我不具备香港同行的耐心和执著，我怕麻烦，做事喜欢直来直去。我知道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总机：“你好，请帮我转石广生先生的房间。”
当时不过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人家不给转也没有什么。偏偏那个接线生连磕巴都没打：“请稍等。”电话竟然接通了。
这一来，我到不知如何是好了。正犹豫着，电话那头响起了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喂？”“喂，你好！”我声音颤抖而且满头是汗，“我找石广生部长，我……”
“我就是。”石部长语气温和，没有一丝的不耐。
“石部长，您好，我是凤凰卫视陈鲁豫，我想采访您。”我坐在酒店房间的地毯上，背靠着床，电话听筒紧紧地攥在手里，脸涨得通红。“这两天还不行，我正和白茜芙谈判呢。后天吧，后天谈判结束后，晚上我接受你的访问。”石部长非常爽快。放下电话，我一转身趴在床边，浑身瘫软。长这么大，我还从未如此的大胆、主动过。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趴了几分钟，又伸手去够电话。我尝到了甜头，想趁热打铁，如法炮制地搞定白茜芙。
“请帮我转白茜芙女士的房间。”这次我的底气就足多了。
“对不起，酒店没有这个客人。”我的那个PLEASE 还没说完，接线生就硬邦邦地打断了我。“那不可能啊！美国代表团就住在你们酒店，你能再查一下吗？”我不甘心，一个个字母给她拼写白茜芙的名字。“对不起，的确没有这个人。”这回语气略微和缓了些，可那一脸的警惕我隔着老长的电话线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失望地光上挂上电话，心里恨恨地想：“美国人真是老奸巨滑！”两天后的晚上，我如约采访了石广生部长。至于白茜芙，还是让她跑了。记者生涯第一回合，一胜一负，成绩尚可。
在安曼ARWAD饭店的大堂，我见到了陪同我们的约旦导游。他看上去六十出头，是个招人喜欢的老头。我和他简单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我想采访你们的阿卜杜拉国王，你能安排吗？”
导游的嘴一下张得老大，半天说不出话来。也难怪他，如果，有个外国电视摄制组来北京，一见北京导游张口就说：“我想采访你们的胡锦涛总书记，你帮着联系联系。”导游一定认为这人有病。那是1999年11月发生在“千禧之旅”旅途上事情。
接下来的几天，不论是在首都安曼，还是去古城佩特拉，我一有工夫就跟导游嘀咕阿卜杜拉的事。好脾气的导游算是服了我，他决定和我同舟共济，找约旦新闻部，攻下采访国王这道难关。
离开约旦的前两天，大清早我就被导游的电话吵醒，听筒里，能看到他绽开的笑脸，“鲁豫，国王陛下明天要去杰拉什开地方会议，我们也许可以在那儿采访他。”
有一分的希望也要做一万分的努力，我们决定到杰拉夫去碰碰运气。我们到杰拉夫时，市政大厅外的街道上已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约旦人似乎并不怕警察，仍然站在路边，等待一睹国王的风采。年轻人干脆爬到树上，或是蹲在两层楼房的房顶 ，那场面就像中国农村来了唱大戏的。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赶来过戏瘾一样，热闹、混乱。导游不知和哪个部门打了招呼，我们摄制组被允许进入会场拍摄。他一再强调，我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批准拍摄国王开会的外国电视媒体，言外之意，他功不可没。当国王的车队一进入人们的视线，一向平和有礼的约旦老百姓变得疯狂了。男男女女都尖叫着扑向阿卜杜拉的车子，站在国王御驾外面的皇家保镖一手扒住车门，一手拼命推挡企图爬上车子的民众，场面完全失控。我一直站在院内，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很是兴奋。走进会场，我傻眼了。我以为，国王开会的地方起码也该铺一块波斯地毯，围上一圈软软的沙发吧。可我眼前是光秃秃的水泥地，摆着折叠椅，连舞台都没有，主席台处是一张长条桌，铺着白色的桌布，唯一像样的是桌子后面正中央的地方有一把高背靠椅包着深红色丝绒，想必是国王的御座。
国王终于进场了。屋子里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会议由首相主持，一屋子的人热情洋溢地讨论着要不要在杰拉什建一条公路、盖一所小学。我当然不会忘了今天的大事，隔了一会儿就问问身边的导游：“会完了，能采访国王吗？”
导游只顾着和同胞一起激动地高呼万岁，根本没工夫搭理我。我开始坐不做住了：“这么一大帮人，该不会白跑一趟吧？”其实，按我的个性，采访不到就算了呗。可这次不同，我们千里迢迢来到约旦，如今国王就在眼前，采访不到也太冤了。
我弯腰从地上拿了块摄象机的备用电池，站起来，整了整身上的粉色披肩，对一旁的警察说：“我们的电池快用完了，我能拿一块新的过去吗？”警察看了看我，一挥手，同意了。
袁白看到我有些吃惊，我赶紧低声说：“假装换电池，越磨蹭越好。”
也没时间解释更多了，但袁白很明戏，就一直低头鼓捣摄象机，让染觉得换电池真是件麻烦事。
我站在袁白身边，离阿卜杜拉很近。在一片白色阿卜杜拉男子中间，有一个身披鲜艳的粉色围巾的中国女性，阿卜杜拉想不看都不行。我又故意围着袁白转了好几劝，好像是在帮忙，但眼睛一直盯着阿卜杜拉。
导游此时只会呆呆地看着我，我拍拍他的肩膀，用不容质疑的口吻说：“帮我写个条子，递给首相，就说我们是凤凰卫视，从中国来的，想采访国王陛下。”10分钟后，导游兴冲冲地跑回来对我说：“首相同意了，但只给你5分钟。”会议结束后，几百名与会者排着队依次和阿卜杜拉握手告别，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事们也被挤进了这个队伍。当阿卜杜拉看到我，他微笑着说了一句：“WELCOME TO JORDAN”（欢迎你到约旦来）
阿卜杜拉的亲民风范令人感动，他耐心地和所有人握过手之后，才由同父异母的弟弟哈姆扎护卫着进入一间小会客室，接受我的采访。
参加“千禧之旅”全程报道的北京青年报记者赵维不迭地把一架数码相机使劲往一个矮矮胖胖的约旦人手里塞，意思是：“师傅，劳您大架帮我和你们国王拍张照片。”谁知那约旦人沉着脸把手一缩，相机掉到了地上，咣当一下，赵维也不在意，捡起相机先帮我拍照。一阵忙乱之后，我们送走了国王一行，我才幸灾乐祸地问赵维：“你知道刚才不愿帮你拍照的人是谁吗？”
“谁啊？”赵维一脸的迷茫。
“约旦首相。”我在一旁乐得直不起腰。
5
有一天，院长在他的办公室里问我：“公司准备开一档清晨的新闻节目，你来做，好不好？”那是1998年年初，我正在活蹦乱跳地主持《音乐无限》。
院长的话让我愣了一下。我本能地想拒绝：“开玩笑！大清早那么不好的时间给我，我才做呢。”可我还是动心了。沉默过后，我说：“让我考虑积极天几天。”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转型的事情。做娱乐节目实在和我的性格、兴趣相差太远。要我每天介绍刘德华、黎明的歌有多好听，对我是一种折磨。“不如，去做新闻吧。”我对自己说，“可是，新闻节目有什么好做的呢？不就是别人写稿子，你照着念就完了吗？这有什么意思？”我常常想象当我遇到难以选择的事情，我的脑海里会有两个小人打架。如今，这样的情形真的出现了。
我苦着脸去找文涛：“你得帮我出出主意。”
正是傍晚时分，我和文涛坐在黄埔花园的大排挡里，四周一片嘈杂。“你说，我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我鼓起勇气，把自己近乎疯狂的想法告诉了文涛。“当然可以啊！”文涛专心致志地看着菜单，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可是，万一我说不下去了，没词了，怎么办？”“慢慢说呗！就像你现在和我聊天一样，也没有稿子，不是说得挺好的吗？再说，咱们哪一次直播是有稿子的呢？”文涛一边说一边招手叫过服务员，抓紧时间点了菜。“那不一样啊！直播的时候通常是咱们两个人，都是处于平常自然的说话状态，说错了也很容易纠正，不会觉得尴尬。做新闻可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跟观众聊不就得了。”文涛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眼睛滴溜溜地四下乱转。
“那，观众不烦啊？万一我说得罗里罗嗦？”“语言精练点，你绝对没问题。”饭菜上来了，文涛不再理我，低头忙着喝汤。我夹着一筷子芥兰愣在那儿，心里突然有一种起跑前的兴奋和恐惧。
第二天，我对院长说：“好，我做。”语气很是悲壮。
3月31日晚上，老板在尖沙咀一家韩国料理店请内地来的同事吃饭，庆祝凤凰中文台成立两周年。大家忙着烤肉、倒酒、吹牛，热热闹闹地像是在过节。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身体在不停地发抖。第二天大早，《凤凰早班车》就要和光中观众见面了，也许，我的主持人生涯也将就此终结。饭桌上没人注意到我的异样。我不停地看表，如坐针毡。9点钟。我终于忍不住了：“各位，我先走一步了，明天早晨4点就得起床！”同事们于是七嘴八舌地和我告别：“祝你明天好运！”“别紧张！”“开玩笑，她怎么会紧张呢！”
走出餐厅，我站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上发呆。晚上9点的香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可我，从此就要和这缤纷喧哗的夜晚告别了。
回到家，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一直到凌晨1点钟才迷迷糊糊地合上眼。被闹钟吵醒的那一刻，我真的连上吊的心都有。凌晨4点的香港一片寂静。我机械地起床，穿衣、洗漱，始终低垂着双眼，不敢看镜子。刚刚睡醒的脸总是惨不忍睹，更何况没睡醒呢？刷牙时，我还是偷偷地瞟了一眼镜子，我的样子果然可怕。4：30，我走出家门，外面仍是一片漆黑。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慢悠悠地晃过去也不过5分钟。凌晨时分的街道在路灯的映射下格外静谧，真没想到，香港还有这么沉静的时刻。
来到公司，眼前热闹的景象吓了我一跳。演播室的门开着，技术人员进进出出地正忙着调灯光、查线路。毕竟是《凤凰早班车》的首播，大家心里都没底，我有点紧张了。
直播前的一个星期，我曾经和《早班车》的工作人员一起演练过两次，结果是一塌糊涂。我的老板有个很好的创意：香港每天有十几份早报，内容丰富、及时，可以补充早间电视新闻报道的不足，又能为各地观众尤其是内地光中观众提供一个了解香港的窗口，建议在《早班车》里引用报纸内容。于是，如何在电视上“读报”就成了我演练时的重点。
第一次演练前，我跑到报摊对摊主说：“把每种报纸都给我来一份。”到了办公室，我把所有的报纸摊在桌子上，才发现精明过人的报贩子把《朝日新闻》和韩国、菲律宾报纸一股脑都买给了我。
两个小时后，我恍恍惚惚地从报纸堆里抬起头来，突然意识到，我看得太投入了，完全忘了看报纸的目的是为了“读报纸”。
第一次演练，以我对着镜头张口结舌而告终。
第二次演练前，我一再告戒自己：报纸别看得太入迷，忘了自己该干什么。这一回，我吸取了前车之鉴，拿出了记忆力好这个杀手锏，把每一家报纸上的头版新闻都背了下来。可是，导播急了：“鲁豫，你念一份报纸就用了5分钟，我们整个节目的时长只有半个小时啊。”
“怎么办，我完全找不着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说新闻的感觉。”这就是4月1日凌晨4点35分，我看见公司里忙忙碌碌的直播景象时，内心惶恐。我恨不得临阵脱逃。不过，害怕归害怕，我知道，到了真正直播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
7：15，我走进了演播室。
从化妆间到演播室，要经过一条窄窄的走廊，50多米，还有个转弯。平时，我总是连跑带颠的，常常和从另外方向拐过来的同事撞个满怀。可今天，我迈着四平八稳的台步慢慢地朝演播室走去，连头都不敢晃一下，生怕动一动就把刚刚记住的新闻忘掉。
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站在摄像机前，嘴前还在念念有词。
这时，老板和院长走了进来，两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在我面前一站，小小的不到20平方米的演播室显得更狭窄了。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给我做站前动员：
“别紧张！”“没问题！”
我已经进入了直播状态，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若无睹。看见老板和院长，也没什么反应，仍然呆呆地在那自言自语，像个精神病患者。
7：30，《凤凰早班车》准时开播。半小时后，直播结束了。老板立刻召集所有主创人员开会。
我先去化妆间换了衣服，才端着咖啡杯一溜儿小跑地冲进了会议室。我急不可耐地想听到别人对我第一天直播的评价。
推开会议室的门，我的眼睛立刻被明亮的光线晃得闭了起来。早晨8点钟的阳光正穿过会议室的落地玻璃窗，暖暖地照在每一个角落。原来，天，早已在我忙碌之间，悄悄地亮了。
老板微笑着看看大家，说了三句话，我永远都记得：“《早班车》很成功！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鲁豫，就这么做！”开完会回到家，我在客厅里站了5分钟，一动也不动。我突然觉得后怕：“如果刚才的直播我做砸了，可怎么办？”我这么一想，几天来的压力、焦虑、睡眠不足一下子全反映出来了。我站在屋子中央，放声大哭。
等情绪平复下来，我走进洗手间开始卸妆。我一边抽抽嚏嚏地擦着哭花的双眼，一边喃喃自语：“我做成了。”
这一来，眼泪又哗哗地流了下来。
我的同事梁冬在广州过完周末回到香港，星期一去公司上班，一见到我就兴奋地说：“我最近见了一个大师，算命特准，我请他帮你也算了一卦，我给了他一个鲁字，但没告诉他是陈鲁豫，真神了，他想都没想就说：‘你这个朋友工作很辛苦啊！你看，鲁字分开来，就是刀在田上，日在线下，也就是说，你这个朋友和农民差不多，天不亮就拿把刀下地干活去了。’”
梁冬说到兴奋处，胖乎乎的手在我眼前比比划划：“鲁豫，难怪你早班车做得那么好，你天生就该主持《凤凰早班车》啊。”
我被他气得直翻白眼，一口气眼看就要喘不上来了。
这场对话发生在1999年底，正是我的体力接近崩溃的时候。从1998年3月31日开始，我一个人主持每周5天的清晨直播节目《凤凰早班车》，凌晨4点就要起床，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一年半下来，我能感觉得到，我的身体就快要散架了。可人的意志力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它始终支撑着我急需大修的身体，而我的身体也很给面子，总是乖乖合作，从不罢工。慢慢地，我也不知天高地厚起来，真以为自己有着金刚不坏之身。
直到那天凌晨4点整，追魂夺命的闹钟铃声把我从沉睡中叫醒。
我躺在黑暗中，根本动弹不得，已经清醒的意识里满是绝望。刺耳的铃声足足响了1分钟，更衬托出外面的一片死寂。
5分钟后，我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心里万念俱灰。一个只睡了不到5小时的人，她在凌晨4点起床的那一刻，对人生的态度不会太积极、乐观，没有自杀倾向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闭着眼，一步三晃地进了洗手间，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说不出哪不对劲。平常，我在凌晨4点的时候，除了头疼、心慌、胸闷、四肢发沉、浑身哪都不舒服以外，也没有什么特别难受的地方。而此刻，我的左眼一跳一跳地又涩又疼，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还是不以为意，低下头开始洗脸。冰凉的水一浸到脸上，我这才完全清醒过来。仰着湿漉漉的脸，我眯缝着眼睛伸手去够架子上的毛巾，突然，我浑身哆嗦了一下，两只眼睛瞪得老大，镜子里的景象令我惊恐万分：我的左眼上眼睑红彤彤的、一个模样狰狞的肿块清晰可见。
“完蛋了，我长针眼了！”
6点整，珍姐走进了化妆间。她是凤凰的化妆师，有着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一见到她，我好像没娘的孩子看到了亲人：
“珍姐，”我的声音发抖而且带着明显的哭腔：“怎么办哪，我的眼睛肿了！”珍姐使劲盯着我，一向沉静温和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
“肿得好厉害。没办法，我多扑些粉试试吧。”珍姐的脸上也是愁云密布。我知道，她技艺高超，又一向对自己要求甚严，如今我的眼睛肿得像水蜜桃，她的本事再大，也回天乏力了。我愁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闭着眼，任由珍姐的手指一遍又一遍轻拍在我的左眼上。
6点45分，我准时坐在了主播台上。一戴上耳机，我就听到导播室里一片惊呼：“有没有搞错，鲁豫的眼肿成这样！”
事已至此，我也只有坚强面对：“请把景别拉得再大一些。”我不停地鼓励满脸愕然已经慌了手脚的摄像：“对，再拉开一些。”
摄像猛然间回过神来，从镜头后探出半个脸：“鲁豫，景别不能在大了，现在从镜头里已经看不出你是谁了。”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漂亮，这一刻，我更是希望我的“聪明”、“才华”、“人格魅力”能够挡也挡不住地由内而外散发出来，让观众在清晨7点睡眼惺忪的时候，被我的内在美迷得一塌糊涂，根本无暇顾及我左眼睑上硕大、丑陋的麦粒肿。
8点钟直播一结束，我就接到了老板的电话：“鲁豫，昨晚没睡好吧，眼睛有点肿。”这么多年了，我很了解老板。表扬你的时候，他绝对是夸你没商量，自信心不强的人还真扛不住。这一点我很认同，因为谁都需要肯定。而批评一个人的时候，老板则是委婉的，既指出你的不足又不伤害你的自尊。所以，我听出了他实际的感受：你的眼睛怎么搞的，简直惨不忍睹。
我于是立刻痛下决心：上医院，找最好的眼科大夫，动刀动枪，在所不惜。
一个朋友向我推荐了全香港最著名的X大夫。他行医多年，是国际眼科界的翘楚，不少达官显贵都是他的病人。“他很贵呀！”电话里，朋友的那个很字拉得极长，听上去怪吓人的。再贵也要去！我平日里糊里糊涂的，但关键时刻还分得清主次。
挂上电话，我直奔X大夫在中环的诊所。才上午10点钟，宽敞的候诊室里已满满当当地坐了二十几个人。等了一个多小时，X大夫西服革履的英俊身影才出现在诊所的门口。我正胡思乱想，突然听到护士在叫我的名字，赶紧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低着头跌跌撞撞地跟在护士身后。“陈小姐，请坐！”X大夫的声音低沉有磁性，国语好得惊人。
我慌忙摘下墨镜，乖乖地坐在椅子上，脊背挺得笔直，一动不动。
X大夫开始专注地凝望我的眼睛，好像在看着自己的情人。“大夫，我的病危险吗？要不要开刀，开刀要打麻药吗？会留下疤吗？”我脸上的表情，有如世界末日。“陈小姐，你的眼睛不需要动手术。等肿块再长两天，让它自然成熟，流水，然后，你再来看病。好，再见。”
“可是，我，我，好，再见”我磕磕巴巴地来不及说什么，就被护士小姐领到了付款台。坐在回家的船上，我越想越觉得吃亏。都说X大夫英俊非凡，我坐得离他那么近也没顾上看他一眼，相反，被他盯了半天，我还得给出一张港币1000元的支票。我真是比窦娥还冤。
我长针眼的消息很快就在公司传开了，不断有各地的同事打电话表示慰问，最后总不忘加一句：你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了吧。我真是有口难言。我是不该看的没看，该看的也没看。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嘴严左眼红肿得只剩下一条缝，视线都窄了许多。可是，不管什么事，只要习惯了就好。
珍姐见到我，已经不再长吁短叹了。她现在每天提心吊胆的是如何不让尖尖的眼线笔弄破已经透明的肿块。摄像、导播也都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他们大概看惯了我的样子，竟然敢给我推大大的特写了。几天后，我再去复诊。和上次一样，英俊的X大夫看了看我的眼睛，和颜悦色地说：“还没熟透呢，再等两三天就差不多了。”我有恍惚着被护士小姐领到了柜台去结帐，短暂的一周，再花去我港币1000块。
两天后，是和星期天。我一觉睡到了中午才起床，哼着歌在洗手间里刷牙。突然，那个硕大无比的包破了。我从药箱里拿出纱布，轻轻地擦干净左眼眼皮，然后下楼打车，直奔X大夫而去。谢天谢地，星期天，他竟然也在，当然，是要按周末急诊收费的。
X大夫看到我很高兴。他戴上白色医疗手套，拿出两根棉签，动手挤那个包。我微仰着头，一动也不敢动。“好了。”一分钟都没有，X大夫已经大功告成。“这里是一盒防感染的药膏，回家记得涂噢。再见！”那天，我的帐单是1500港币。
1999年，我在伊拉克呆了10天。10天的时间很短，根本无法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异国绯闻。不过，那10天我的确是全心全意、朝思暮想地渴望见到一个人，见到他的照片我会兴奋地想象我们见面的样子，那份痴狂倒是和热恋没什么区别。
我说的是萨达姆，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1999年的伊拉克，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巴格达通往约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当时他和外界惟一的联系纽带。偏偏那条公路因为常常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而得了一个晦气的绰号--死亡公路。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伴们天不亮就从安曼出发了。我们计划得很周密：上午7点左右到达约旦和伊拉克交界处，保守估计，中午之前总能完成繁琐的边防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开车赶路，6点天黑前肯定进入巴格达市区。死亡公路不是闹着玩的大白天还常常出事呢，晚上开车无异于自取灭亡。
11月初，中东地区的早晚温差已经很大了。中午的阳光火力十足，能烤死人；可天一黑，就得在毛衣外面在加一件厚外套。那天起得早，外面天色漆黑。想到整个白天我都要在车上和边境度过，就只穿了件T恤衫和长过膝盖的短裤，出发前才在身上有套了件羽绒服。
出门的时候，果然是天寒地冻。一路顺利。
6点才过，我们的5辆吉普车已稳稳当当地停在了约旦一方的边防检查站。这一路，对约旦这个小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约旦人并不富有，但热情、善良而正直。已故的侯塞因国王个子不高却是个政治巨人，把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大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在中东这样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约旦不仅安然生存着，而且在众多国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约旦海关的工作人员个个温和有礼，将护照还给我们的时候，一再叮嘱，进入伊拉克后一定要小心。我们嘴上应着，心里已经兴奋得不得了，恨不得一步跨进伊拉克。
头天晚上，我们“千禧之旅”全体成员开了个战前动员会，中心思想是要大家对伊拉克做好最坏的准备。不知道别人的心境如何，我只是对第二天的行程满怀憧憬。不过，憧憬归憧憬，我还是仔仔细细把全部行李翻了一遍，销毁了一切和以色列及“邪恶的西方社会”有关的痕迹：在耶路撒冷老城区买的死海泥面膜得撕掉包装，那上面全是希伯来文；我的两个旅行箱跟着我走南闯北，箱身上贴满了各国机场、航空公司花花绿绿的标签，走到哪都会引来啧啧赞叹：“箱子够酷的，还真去了不少地方。”虽然舍不得，我还是狠狠心把不干胶的标签撕了个乱七八糟。看着瞬间变得丑陋不堪的箱子，心疼得要命。“没什么可怕的！”我是 带着这个念头入睡的。
8点整，我们已越过约旦边境，进入了伊拉克。
伊拉克的边防检查站就是荒郊野外几排孤零零的平房，我把车窗摇下来，将整个上身探出去。高远清朗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干枯土地，我的脑海里一下子蹦出一句英文：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我在一个鸟不生蛋的荒凉之地）。每到一地，车队里负责和边防海关打交道的丽丽都捧着大家的护照办手续去。谨慎起见，其余人员一律在车上等待。
天开始热了，我脱掉羽绒服，把它叠成枕头，倒在后座开始睡觉。不知过了多久，我揉揉眼睛醒了。车厢里热得像个蒸笼，我的脸上、身上 全是汗。我呆呆地躺了有一分钟，搞不清这是什么地方。
“呦，鲁豫醒了，睡得还挺香。”我坐的5号车司机勇哥从车外伸进头来。“几点了？咱们到哪了？”“一直没动窝，都快一点了，还等着呢。”“什么？”我一下子坐了起来，起得太猛，头昏沉沉的。这还了得，如果天黑之前到不了巴格达，摸黑走死亡公路，是闹着玩的吗？
我开门下车，看到同伴们正三三两两躲在房檐下。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晒得我根本睁不开眼。
“怎么样？”我问丽丽。“他们封了咱们的电脑、手机、照相机，一上午把我支来支去的盖了无数个章。现在还得等他们的主管，听说一会儿就到。”正午的太阳晒得我眼发花。我靠着墙坐在了地上，抬头看着丽丽：“他们这么拖着我们，该不是想要钱吧。”丽丽叹了口气：“该给的钱早给了，不该给的也给了。”我立刻不说话了。
早就听说伊拉克的边防官员已经被惯坏 了。1997年沙漠风暴之前，给每人塞个几美元的买路钱已是富富有余。可1997年战事最激烈时，据说有记者为了顺利过关，眼都不眨一下地给了每个伊拉克边防官员100美元。因为有人哄抬价格，结果伊拉克边境地区行贿受贿一下子有了市场。
“这要是在香港 或北京，我不到廉正公署、反贪局告他们才怪。”我在心里恨恨地想。
咕噜咕噜，我肚子饿了。“你要出点什么呢？我去买。”我站起来，拍拍屁股。丽丽苦笑了一下：“我早被他们气饱了。再说，这儿什么也没有，连热水都不提供。咱们只能吃饼干了。你去1号车拿吧。”
听到饼干，我的肚子又咕噜了一下，这回算是拒绝。我回到车上，关上门窗，开足冷气，拼命给自己灌矿泉水。
等待真是无聊。我懒懒地靠在后座上，把两条腿伸直，高高地架在前座的靠背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同伴们也都受不了毒太阳，陆续回到了车上。我把早就搁麻了的双腿搬下来，一边用手捶，一边和勇哥、摄像袁白聊天。
勇哥可是有着丰富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了，但这会儿，他有点一反常态，不停地长吁短叹：“这都4点了，今天肯定得走夜路，够悬的。”
我听着心里一阵阵发紧。我很清楚，当着我的面，勇哥已经是轻描淡写了。坐在前排的袁白回头看着我：“鲁豫害怕了吧，脸都白了。”
我是属鸭子的，嘴上永远逞强：“没什么好怕的，咱们那么多人呢。”一聊起天来，时间总是好打发些。突然，袁白的手表叫了起来。他的表定点报时，这意味着，现在是巴格达时间下午5点整，而我们，已经在这荒郊野外等了9个小时。我的忍耐到了极限。
“我得去看看。”我边说边开车门跳下了吉普车，四下望望，见平房前已经聚集了不少“千禧之旅”的同事，于是拔腿向他们跑去。听见身后车门又“砰砰”响了两下，知道勇哥和袁白也跟来了。十几个同伴正围着三个看不出是农民还是边防官的伊拉克人，大家都铁青着脸。
“怎么了？”我挤进人群，用英语问眼前一个肚子圆滚滚还留着油亮八字胡的伊拉克人。他旁边还站着两个瘦子，我看都不看。这种场合，得看人下菜碟。那胖子绝对是这儿的头，别人，不必搭理他们。我的声音又大又急促，胖子有些愕然，他愣了一下，用手摸了摸八字胡，慢条斯理地说：“We have to check all the luggage.”（我们得检查全部行李。）
我的火一下子蹿了上来。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开始扯着嗓子，声色俱历地用英语吵了起来，这一段，秋雨老师在他的著作《千年一叹》里有过描述：“我们的陈鲁豫出场了。她暂时压住满腔愤怒，以北京市英语演讲赛冠军的语言锋芒，劈头盖脸地问了他们一连串问题又不容他们回答。陈鲁豫说，一队早就由他们政府批准的外国媒体，被毫无理由地在这里阻拦了十几个小时，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吃饭，也不知如何走600公里的夜路，现在又要重新开始检查，这种情况，能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吗？我们不是私人旅游，请问，中国对伊拉克，还算比较友好的，是吗？我不相信他们能完全听明白语速如此快的英语，但他们知道，这位小姐发的火比刚才那位更大，而她背后，站着一排脸色峻历的中国男人。”
在秋雨老师的生花妙笔下，我显得斗志昂扬有张弛有度。语言掷地有声，态度不卑不亢。简直是女中豪杰。其实，我最后还有一段话，那真的是孤注一掷。
我是咬着牙说的：“你们真的要查我们的行李？好，我们有5辆车，15个人，鬼知道多少行李，我以你们真主的名义起誓，我会一直呆在这，看着你们一件一件检查，查不完，你们谁也别想走。咱们开始吧！”
胖子彻底呆住了。他听懂了我的话，他知道，我豁出去了。一个急红了眼的人，你千万别招惹他。“It"s OK,you can go now.”（没事了，你们走吧！）胖子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Are you sure?”（你真的让我们走？）我心里碰碰怦怦直跳，生怕他们反悔，脸上可还是刚才那副凶神恶煞的表情。
“Yes!Yes!Yes!You can go now.”胖子不住地点头。他心里一定在想，算我今天倒霉，出门没看黄历，结果碰上你这么个外国来的母夜叉。我转身豪迈地冲同伴们摆摆手：“咱们走吧。”然后我飞快地跑回5号车，一上车，我就放声大哭。我平生没有那样恶狠狠地教训过别人，那和我的性格、教养格格不入。但恶劣的环境却在10小时内改变了我，带出了我性格中强硬的一面，这让我很委屈。我做梦也想不到，我是一路哽咽着来到巴格达的。
恋爱中的人都知道，想念一个人，他的形象就无处不在。你看山，山就是他的影子；你看水，水中也有他的倒影。而在巴格达的街头，我目光所及，看到的都是萨达姆。街心公园里竖立着他一身戒装的雕塑；五六层高的大楼外墙上是他的巨幅画像。我回到酒店打开电视，屏幕上是伊拉克的民歌手深情演绎一首歌颂萨达姆的歌。我听不懂歌词，但从画面能猜出个大概：萨达姆在阅兵，萨达姆在亲吻小朋友，萨达姆和伊拉克民众在一起。
萨达姆。萨达姆。这是我在伊拉克一心一意渴望见到的人。
我请陪同我们的伊拉克新闻官穆罕默德帮我想办法：“你能安排我采访萨达姆吗？”
老实的穆罕默德被我的疯狂吓了一跳：“采访总统很难。他上一次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是10年前，1989年，CBS的DanRather。”
我也知道萨达姆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了。有人甚至说，偶尔几次露面也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要想采访他，真是比登天还难。
可我就是想采访他。
我甚至想到了一个邪恶的方法：出钱。
我竟然丧心病狂地引诱忠厚的穆罕默德：“只要能访问萨达姆，多少钱都没问题。你放心，这笔钱凤凰要是不给，我自己掏腰包。你说吧，打通各个环节需要多少钱？”
穆罕默德叹了口气：“鲁豫，曾经有个记者要给我4万美金，被我拒绝了。因为我们总统不可能接受任何访问。”
“4万美金！”我嘴里念叨着，“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金，不过，我有几张旅行支票，还有VISA和美国运通的金卡。信用卡，你收吗？”
穆罕默德摇了摇头，嘴里嘟囔了一句“真主保佑”就不再理我。
我还在算帐给他听：“你看，我这有500美金，还有1000港币，4张旅行支票等于2000美金，这张VISA卡的信用额是16万港币，运通卡可以透支10万港币，我只有这么多了，其余的等我回到香港再寄给你，怎么样？”回身一看，穆罕默德早就溜了。
我变成了花痴，每天两眼发直，一看见萨达姆的画像就恨不得扑上去。一个在联合国驻巴格达机构工作的中国农业部女官员有些担心，她提醒我，最好不要说萨达姆3个字，因为中文、英文、阿拉伯文念起来差不多，别人会知道你在说谁。说这话的时候，她和我正在巴士拉的香格里拉酒店房间里聊天，我注意到，她说话的声音不大，而且从不说人名，提到谁了只用官阶，比如他们总统、他们外长。她甚至拔掉了电视的插销，这引起了我的好奇：“难道电视机里会有窃听器？”
她不置可否。不过，她小心谨慎、语重心长的样子让我意识到，我的革命警惕性太差了。
我不再缠着穆罕默德要找萨达姆了，在大家的劝说下，我终于移情别恋准备采访伊拉克副总理拉马丹。
采访地点是巴格达市中心一座戒备森严的总统府（这是穆罕默德告诉我的，但我想，应该是副总统府才对吧）。荷枪实弹的伊拉克士兵把我和摄像队请进了一间会议室，屋里只有长条会议桌、椅子和一幅萨达姆年轻时代的黑白照片。我和同伴们轮流在画像下照了相，想象着开会时萨达姆就坐在这指点江山，这让大伙都颇为兴奋。
半小时后，端着长枪的士兵有把我、两个摄像、穆罕默德和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的资深记者顾正龙老师领进了旁边的一间会客室，采访就在这进行。
拉马丹的架势挺吓人的。贝雷帽、呢子军装、腰间别着把手枪，尤其是他的目光，直勾勾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如果和我为敌，你就死定了。
对拉马丹的访问绝不是我采访生涯中值得称道的一次。不客气地讲，他很平庸，原因很多。首先，语言不通。幸亏顾正龙老师精通阿拉伯语，而且肯替我这个晚辈做翻译，才使访问能够顺利完成。但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使我没办法进入拉马丹的内心，连最简单的追问都做不到。在加上当时的我实在幼稚，承受不了剑拔弩张的压力，所有的问题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拉马丹给的答案就像是伊拉克外交部发出的通稿。
当然，外部的原因也很重要。1999年10月，正是海湾地区较为平静的时候。多年的禁运、禁飞虽然使伊拉克的经济千创百孔，但经历过两伊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1997年沙漠风暴的伊拉克老百姓却再一次将战争的创痛抛在了脑后，收拾心情重新开始了生活。和平就像健康，它在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只有失去了，你才懂得它的可贵。而身处和平的环境中，一身戒装的拉马丹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说些什么似乎也并不重要。
虽然，我对访问很不满意，但顾正龙老师却很兴奋：“这是伊拉克最高层官员第一次面对中国传媒。”几天后，我带着没有见到萨达姆的遗憾离开了伊拉克。
文涛，许戈辉和我是凤凰最早一批主持人，1996年刚从内地到香港的时候，我们每天一起工作一起玩，成了感情深厚的朋友。可是，几年的朝夕相处，我们之间竟然没擦出一丁点罗曼蒂克的火花。用文涛的话说：“和你们俩在一起，就像左手摸右手，一点感觉有没有。”
慢慢地，大家工作越来越忙，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偶尔在公司看到行色匆匆的文涛，我和许戈辉总是做哀怨状：“你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
文涛老是嘿嘿地坏笑着：“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三个人好不容易凑在一起吃顿饭，文涛的电话总是没完没了地响个不停。
一天，我们相约在公司附近的大排挡吃饭。正是午休时间，几十张圆桌都坐得满满的。我们三个人挤在一个角落，手举了半天才有服务员过来帮我们点菜。
终于饭菜上齐了，大家刚要举筷，文涛的手机叽里呱啦地响了起来，刺耳的声音在乱哄哄的大排挡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文涛对着话筒一阵喃喃细语，听的我跟许戈辉两人龇牙咧嘴直喊受不了。
几分钟后，文涛挂上电话，扔下一句：“我有事情，先走了！”丢下我和许戈辉对着桌上的梅菜蒸豌鱼和咸蛋肉饼直运气。
“这家伙，重色轻友！”许戈辉笑着骂了一句，开始埋头吃饭。
我使劲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往嘴里塞了一大块鱼肉。
“不对啊！”许戈辉突然抬起头来，吓得我差点被鱼刺卡住喉咙，“咱们也是色啊！”
在凤凰，我被认为是最有语言天赋的。只是，来香港7年了，我还是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
倒是文涛，因为在广州工作过几年，所以一到香港就是满口流利的粤语，让我羡慕不已。但羡慕之余，我也很困惑：为什么香港同事说话我听不太懂，文涛的广东话我全能懂呢？
一天，文涛坐在化妆间，发型师阿Ray正帮他理发，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广东话。
我正趴在镜子前涂睫毛液，细细地把左眼刷好之后，转过身好奇地问阿Ray：“文涛的粤语说的怎么样？”
阿Ray的剪刀和梳子停在半空，他大惑不解地看着我：“文涛跟我说的是粤语吗？我一直当国语在听啊！”
2000年我们一起出差去纽约，两人约好在机场见面。
一大早，香港赤蜡角机场很是冷清，宽宽的大厅里没有几个人。我比文涛先来到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正要打电话给他，就见远处一团鲜红的颜色飘过来。那是文涛，穿着一条能把人的眼睛刺瞎的红裤子。
“你干吗？”我怕晃，不敢看他的裤子。
“你不懂，咱们这是出国，要见的都是外国鬼子，穿红的能驱邪避鬼。”文涛一脸认真。“算了吧，到了国外，人家看咱们才是鬼子呢！”
上了飞机，空中小姐立刻笑容可掬地端来一托盘饮料，用英语问道：“要喝点什么吗？”我要了杯水，在转头看文涛，他也不理我，直眉瞪眼地冲空中小姐说：“Tomato Juice”（番茄汁）
我很是惊讶 地看着他：“说得可以啊！”
我知道，文涛的英语早就连本带利还给了老师。平常，他只会说一句没头没脑的话：“Can you help me hammer the nailin?”（你能帮我钉钉子吗？）也不知是哪个不负责任的老外教他的。所以，每次出国我都得做他的私人翻译，从填写入境表到向空中小姐要杯水喝，事无巨细都要由我为他老人家代劳。而眼下，他竟然能说出字正腔园的“Tomato Juice”，真是让我刮目相看。文涛很是不愤：“你瞧不起我。最近我的英文好多了！”然后又嘿嘿一笑：“连你都没听出来吧！番茄汁，英文说快了就是‘他妈的就死’！多好记啊！”
从香港到纽约飞了十几个小时，文涛喝了无数杯“他妈的就死”。
这以后，文涛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2002年，他和高雁一起去墨西哥做节目。一天早晨，两个约好了在酒店的咖啡厅见面边吃早餐边讨论拍摄计划。文涛磨蹭，从来都晚到，高雁于是喝着咖啡耐心地等他。一会儿听见入口处有喧哗声，转身一看，文涛正面红耳赤地对着一个墨西哥侍者比比划划，嘴里执著地讲着中文：“我的早餐券在我的同事那！”
高雁挥手刚要叫文涛，却听见文涛情急之下蹦出了一串英文单词：“one person,one rooom,oneday,one breakfast.”（一个人，一间房，一天，一份免费早餐。）
曹景行是著名报人曹聚仁的儿子，著名配音演员曹雷的弟弟。现在，他是凤凰鼎鼎大名的时事评论员。
上至政府官员下到家庭主妇，他征服了一批忠实观众。我常说他是一言九鼎，因为他对国内外大事的分析评论极有可能影响到领导层的决策。
曹先生有一头时下颇为流行的灰白相间的头发，五官清秀，颇为上镜，深受成熟女性的拥戴，我笑他是“师奶杀手”。
《时事开讲》是他和嘉耀一点点做起来的。这个深夜才播出的只有15分钟的节目被他们做成了凤凰的名牌，这背后，曹先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每天午饭时间一过，曹先生就捧着满满一怀的报纸出现在公司。我闲来无事偷偷地帮他算过，他每天至少要看20份报纸、5份时事类杂志、做数不清的剪报。他有个习惯，看到报上有用的信息就会影印下来，所以公司复印机的旁边总能看到他。
一天，梁东捂着肚子乐不可支地冲进主持人休息室。
“你怎么了？”我正趴在桌上写东西。
“我刚才去复印一份资料，发现复印机坏了。我问香港同事阿Paul什么时候能修好，平时说话腼腆的阿Paul没把我逗死。”梁东又哈哈地傻乐了一会儿，“他伸出大拇指指指背后，影帝都没急，你急什么？”
“影帝是谁？”我看着梁东，不明白他怎么笑成那样。
“影帝！就是影印之帝，曹先生啊！”
许戈辉有一双迷死人的大眼睛，看着你的时候总是目光迷离满眼含情。其实，她是个近视眼，偏偏又不愿戴眼镜，买了一大包博士伦，可戴上左眼就丢右眼。索性，她就睁着眼愣往街上冲。她喜欢穿长裙，马路上一走，疾驶而过的车鼓起裙边，总惹得司机放慢速度，看看这是何方美女。趁这当口，许戈辉就面露笑容、拖着裙角飘飘逸逸地穿过马路。场面颇为惊心动魄。
每次见到许戈辉，她总是睁着大眼睛，直直地冲我走来，直到鼻尖几乎贴住我的鼻尖，她才微微一笑：“狗日的，原来是你啊。”
我们俩见面总是亲切地称呼对方“狗日的”。这个词本意不雅，可多年来早已被我们叫成了昵称，也就不觉得什么。倒是有一次，我在公司走廊里大着嗓门冲许戈辉喊：“狗日的，等等我！”碰巧那天有内地电视台的同行在参观凤凰，一行人看到我正要打招呼，却清清楚楚听到我嘴里的3个字，不由露出惊愕的神情。我这才意识到，我俩之间的称呼难登大雅大堂。
王大爷是谁啊？王大爷就是院长。
那院长又是谁啊？院长就是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中文台台长王纪言。
在倾情投入凤凰之前，他一直是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大家院长院长地叫惯了，很难改口，以至今天凤凰上上下下张口闭口都是院长，偶尔谁叫出个王台长（不用问，不是外人就是新来的），准能让人呆呆地愣上一会儿，高不清楚在叫谁。
广院是我的母校，所以院长既是我的上司，又是我的老师。这让我在院长面前永远英雄气短。中国人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虽然自认为是现代女性，但内心其实颇为传统，古人的教导可不敢怠慢。院长倒是没什么师道尊严的架子，但与生俱来的大将风范，总能让他在不经意间就把我收拾得服服帖帖。
说来，我和电视结缘是因为院长。
那是1992年初，我正经历着人生第一次挫折，那些痛苦在饱尝磨难的人看来也许不足挂齿，但对我来说，那就是山崩地裂的世界末日了。
大学时代的我一点也不活跃，努力地读书，认真地谈恋爱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只是因为1991年底我获得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演讲比赛”大学生专业组第一名，才让院方，特别是院长知道了我。于是当中央电视台到广院找主持人时，院长在不甚了解我的情况下推荐了我。他的推理很简单，也不无道理：外语系的陈鲁豫英语讲得那么好，上电视说中文会差吗？人的自信有时也来源于别人对你的肯定，院长的信任让我在1992年的春天好好地打量了一下电视和我自己。我惊喜交织，又将信将疑地发现，也许，我真的可以做一名主持人呢。就这样，我一头扎进了电视的怀抱。
我和凤凰结缘，也是因为院长。
1994年的我渴望变化，却无力改变什么，于是，我选择了离开。之后的一年，我生活在西雅图闲散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偶尔会飘过一阵阵的悸动。我知道，我想回家了，也想电视了。
1996年初，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安顿下来后，我给从前的同事拨了个电话，电话那头立刻大呼小叫起来：
“你可回来了，院长一直在找你，赶快来凤凰会馆！”
我放下电话，湖里糊涂打了个车直奔人大，转了几圈才在人大旁边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凤凰会馆。
坐电梯上到5楼，一出电梯门就看到了院长。我原本打算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向院长报告我过去一年多的行踪，但院长和人聊天的特点是，寥寥数语便能跨越时空直奔主题。他记忆力极强，几年前的一场谈话，几年后再见你，他能接着聊下去，让你坐在对面心里直纳闷：我们不会昨天才见过面吧？！
1996年初春的那个下午，我坐在院长的办公室里，内心就有这样的诧异和困惑。院长不跟我废话，他简明扼要地向我描述了凤凰的宏伟蓝图，声音响亮，语调激昂。我被院长的革命激情打动了，义无返顾地加入了凤凰。
有时我想，院长其实很像雪中送炭的大侠，总在我人生略略有些黯淡的时候出现，用他的热情和革命浪漫主义把我内心的炉火点燃，等到我眼前因为生活又有了奔头而重新明亮起来，院长这才策马扬鞭向下一个使命奔去。
只有一件事让我耿耿于怀。那天院长为了庆祝我加盟凤凰，请我在“大红灯笼”吃了家常菜。而我事后得知，他在许戈辉签约凤凰后，请她去首都宾馆吃了日本料理，两者档次差得可不少。当然，这事我也就是自己在心里嘀咕嘀咕。
院长是个经理旺盛，不知疲倦的人，但不知道疲倦的院长这次在莫斯科可累坏了。
点击: 5613 | E-mail
|
我要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