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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北京决战莫斯科。凤凰原计划和北京台合作，强强联手，必然诸事遂意。院长是带着有限的心情来到莫斯科的。没想到，直播前36小时，我们得知，
鲁豫新书《心相约》(下)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7月13日，北京决战莫斯科。凤凰原计划和北京台合作，强强联手，必然诸事遂意。院长是带着有限的心情来到莫斯科的。没想到，直播前36小时，我们得知，由于种种原因，凤凰必须另起炉灶，独自完成这场10小时的直播。怎么办？在一个语言不通，办事效率极低的城市里，没有场地，没有设备，人也不够，却要在短短36小时完成直播前的准备工作，这简直是MissionImpossible。院长豁出去了。他又穿上了那件亮得刺眼睛的黄衬衫，用他那略带内蒙古口音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向身旁的俄罗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讲述他的转播要求，直把虎子累得两眼发直，一天下来向我们感叹：“今天讲了太多的话，累死我了。现在不管有多漂亮的女孩要求我接吻，我也不接了。”顺便提一句，虎子是我们在莫斯科的翻译，他管院长叫王大爷，这让我和小宋、高雁乐不可支。
36个小时里，机器设备租到了，参与直播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连卫星时间也东扣一块，西抢一块地凑齐了，而最最让我骄傲的是我们的直播场地――俄罗斯大饭店22层的克里姆林宴会厅，简直美轮美奂，高高的天花板，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莫斯科那令人窒息的美丽，在创造这些奇迹的36个小时里，院长的大嗓门一直响彻在宽敞的宴会大厅，中间他回过一次下榻的酒店，不是去睡觉，而是去换了件颜色更夺目的衬衫，然后又器宇轩昂地出现在现场。
7月13日莫斯科时间早上8：00，我和文涛坐在主播台前，背后是红场、克里姆林宫和静静流淌的莫斯科河。我望了望院长，他站在1号机的旁边，一夜未睡，却依然容光焕发。那一刻，我的内心既兴奋又平静，直播开始了，我和文涛配合得天衣无缝。5分钟后，我门将现场交给了香港，我刚要松一口气，却看见院长带头鼓起掌来，刹那间，整个宴会厅掌声雷动。
10小时后，当萨马兰奇念出北京的名字，我身边的人都疯狂了。我站在台上，双手掩面，放声大哭。等我抬起眼来，看见高雁和小宋也哭着向我走来，我们抱在一起，又哭作一团。透过泪水，我看见院长坐在那，一动不动。任周围的人又蹦又跳，脸上是疲惫之极后才有的平静。我第一次发现，从来精力过人、意气飞扬的院长真的累了。
直播结束后，我们一群人跑到莫斯科一家中餐厅里狂欢。院长喝了不少酒，两颊通红，疲惫的双眼却仍然闪着光。小宋对 我和高雁说：“咱们今天谁也没拥抱院长。”声音有些伤感。
我看看还站在椅子上给大家拍照的院长，问虎子：“俄文院长怎么说？”
虎子想了想：“[Slikd]。”
我们大笑：“对啊对啊，死里磕的！院长干起活来就是那样！”
“王大爷真是个好人啊！”虎子在一旁幽幽地说。
“虎子，将来咱们给你王大爷拍个片子。”小宋一脸认真，“题目就叫‘好人王大爷’！
钟老师是凤凰卫视副总裁，在公司，没人叫他钟副总，年轻人叫他钟老师，因为他是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年龄相仿者称他大年，这是他的名字。
钟老师五十出头，人长得很结实，五官都是圆圆的，一看就是个性格豁达开朗的人。在凤凰，人人都有被广为传颂的逸闻趣事，钟老师也不例外。
钟师母和钟老师是大学同班同学，20多年的夫妻，两人感情一如当年，令人羡慕。据师母讲，大学4年，教室黑板的一角永远被粉笔框着，里面专登钟老师的失物招领广告，今天是找饭盒，明天又说不见了雨伞，天天不重样。
这个故事是老板在饭桌上跟我们讲的，当时钟老师抽着烟斗，呵呵地笑着。我于是想象着年轻是的钟老师风风火火地走在校园里，身后哩哩啦啦掉了一堆东西，温柔的师母一声不响地跟在身后一样样捡起。
去年，师母到北大进修有关艺术的课程，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艺术”两个字，然后掷地有声地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物我两忘。”师母立刻想到了远在香港的丈夫，不由热泪盈眶：“这分明是在说我家大年啊！”
还有一件事。一次，钟老师急着要去机场接人，他拿着钥匙急冲冲地跑到车库，远远地开了自动锁，然后打开车门就去摸方向盘，这时，钟老师大惊失色：“天哪，我的方向盘呢？”
他出了一身冷汗，困惑地环顾左右，不明白小偷是怎么撬开车门搬走方向盘和挡八儿的，可定睛一看，钟老师松了口气：
“原来，我坐的不是司机位，而是第二排。”
我总相信，真正有大智慧、举重若轻的人在生活中免不了丢三落四。
小宋芳名宋彦俐，是我的同事。
我相信名如其人，一般女孩起名YANLI，不是艳丽就是燕莉。只有她，用了貌似朴素实则文学气十足的彦俐二字。由此可见，小宋是那种表面随意，内心对自己和生活要求颇高的人。
我们的友谊是在做《一点两岸三地谈》的两年中建立的，她是节目在北京的制片人。我平常叫她的外号“小姐姐”。说去外号的来历，并不是因为她有大姐风范，而是一年圣诞节，曹景行先生在给她的贺卡上错把宋彦俐小姐写成宋彦俐小姐姐。我觉得这名字很适合她，于是就这么叫开了。
凤凰人手少，1个人恨不得当8个用。小宋当时既要找选题又要联系嘉宾，还得和北京电信公司讨价还价商量卫星时间的价格，每每把她累得出口不逊：“真是的，在咱们这儿啊，就是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牲口使。”
碰巧那一年我也是又做《早班车》，又做《一点两岸三地谈》，也累得一塌糊涂。听她这么一说，深感遇到了知己。我俩 的友谊就在对公司的“同仇敌忾”中形成了。对我而言，友谊是最高境界就意味着两人一起逛街一起吃饭悲痛时互诉衷肠，使自己和对方从郁闷绝望中解脱出来重又变得趾高气扬。
2000年的夏天，我们常常见面痛说各自的悲惨生活。一天晚上，我俩（还有高雁）坐在哈根达斯冰淇凌店外面一直聊到打烊。凌晨回到酒店，我一边给满腿被蚊子叮的包涂药膏，一边哈欠连天。这时又接到小宋打来的电话，她意犹未尽，还想再聊。我于是半躺在床上强睁着眼睛，听她在电话那头声情并茂地念情书（不是她写给我的，是别人写给她的）。我听了快1个小时，实在支撑不住，就彻底躺成了睡觉的姿势，侧卧着，把话筒搁在一边耳朵上，腾出两只手平摊在枕头边，准备舒舒服服地听她朗读。要不说饱暖思淫欲呢，人一舒服，就容易犯错。我，竟然睡着了。等我突然醒来，才意识到小宋还在电话那边。我赶紧冲着听筒一通乱叫，可小宋已经挂了电话。我立刻翻身起床拨她家里的号码，没人接；打手机 ，关机了。那个晚上，我带着深深的悔恨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见到小宋。她依旧笑嘻嘻的，这让我如释重负。
“某些人昨晚竟然睡着了。我对着听筒喊了半天鲁豫，你也没搭理我，我只好郁闷地洗洗睡了。”
做《一点两岸三地谈》时，小宋还开着一辆破旧不堪的富康（写到这儿，高雁从我身边经过凑过来看了一眼，不屑地加了了一句，“什么富康，是夏利。”）绿色的，外表收拾得还行，但中看不中用。发动机经常罢工，夏天开了空调，车厢的温度也基本保持在35度左右。可也怪了，天一冷，空调就开始运作，把暖风打到最足，呼呼往外冒的也是飕飕的凉风。
我不算个爱虚荣的人，可坐她的车也觉得很没面子。那辆夏利后来的命运也颇为坎坷。
半年后，小宋把它给了刚大学毕业的表妹。小姑娘刚走入社会就得了辆车，兴奋不已/一天晚上，小宋忙了一天回到家里才发现手机早就没电了。她打开电视，想看看《北京晚间新闻》。那天的社会新闻很热闹，有民工拿不到工资爬上高层建筑准备轻生的，有开车开到半路发动机突然起火的。小宋颇为同情地感叹着这是谁那么倒霉啊，可越看越觉得车子面熟。再看看车牌的特写，小宋惊呼：“这不是我的车吗？”
最后，小宋花了几百块钱请人把车拖走了。
直到今天，我在路上看到绿色夏利，就怀疑是小宋那辆已经报废的破车。
从2002年开始，小宋做起了《纵横中国》的制片人，以每月一地的速度在全国各地“流窜”，很少机会呆在北京，我偶尔见到她总是不忘替派出所问两句：“到北京了，暂住证办了吗？”
现在的小宋可得意了，《纵横中国》已经办成了凤凰的知名栏目，这还不算，趁工作之便，小宋还拥有了“全世界最性感的男士主持人胡一虎，和全世界最智慧的男士――著名学者兼节目嘉宾王鲁湘”，这是小宋的原话。
实际情况是，胡一虎最爱和小宋讨论国内外大事。而学问渊博的王鲁湘，在和小宋并肩战斗了一年之后，已被小宋拖累到常常说出“熊和鱼掌不可兼得”一类的病句。
关于小宋的事情越写越多。小宋的视力不好，又不爱戴眼镜，认错人是正常的，偶尔认对了，连她自己也吓一跳。
一次，小宋离开北京近一个月后重又回到公司，看见每个同事都跑上去热烈拥抱一下，很是亲热。让小宋郁闷的是，只有樊庆元（《鲁豫有约》的制片人）站在一旁爱答不理的，小宋于是走上前去，温柔地握了握他的手，轻声说：“死胖子，怎么不理我？”
“樊庆元”竟面露惊恐地看着小宋一言不发。
小宋仔细辨认，才发现，这是刚到凤凰不久自己还从未见过的新同事，樊庆生。他和樊庆元是亲兄弟，长得有几分相似。等到和大家都混熟了，樊庆生才透露了那天被小宋错认时内心的激动，他认为，凤凰的女同事都将用这种亲热的方式欢迎他的加盟呢。
我一向欣赏传奇女性，像杰奎林・肯尼迪・傲纳西斯、戴安娜王妃、夏奈尔和歌剧女王玛利亚・卡拉丝。传奇女性的标准在我看来是美丽、名望、奇特的人生经历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拍摄《鲁豫有约》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一些令我欣赏的女人，我把她们也归入了我的Legebdary Women Club（传奇女性俱乐部）。
章含之
和章含之结缘是在1992年。
那时我在家附近真武庙二条的马路边，总有人推着平板三轮车卖畅销书。周末从广院回来，我总会在书摊前流连一阵。
一天，我在满满一车三毛、金庸的书中看到了章含之写的《十年风雨情》。但是，我并不知道她是章士钊的女儿、前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吸引我立刻掏钱买书的原因，是书中章含之年轻时的照片。她梳着短短的直发，穿着白布衬衫，眼睛大大的，眼神里有一种干干净净的光芒。
“这个女人太美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一个人的美丽所震撼。
那天，我交了钱，然后捧着章含之的书在马路边读了好久。那一刻，我根本想不到10年后，我将坐在她的面前，听她回忆和乔冠华的爱情。
2001年11月，我和刘春、樊庆元开始筹备《鲁豫有约》。年底，我在北京出席一个华美的圣诞晚会，见到了不少谈吐幽雅、赏心悦目的俊男靓女。在嘉宾名单上，我看到了洪晃的名字，这让我着实兴奋，差点冲动地跑到她面前说：“我想请你的妈妈――章含之女士上我的节目，可以吗？”只是，我虽然久闻洪晃大名，却并不认识她。
当晚的女主人是张欣，我很想请她介绍我和洪晃认识，可是，我一直被人拉着聊天、拍照，她也满场飞似的尽着地主之谊，知道晚宴开始，我们也没机会说话。
我有个不太淑女的特点，一旦心里有了事，人就如坐针毡 似的塌实不下来。我勉强吃完第一道菜，盘子刚一撤走，我就跑出宴会大厅给《鲁豫有约》的制片人樊庆元 打电话：“我想采访章含之，你觉得怎么样？”
“好好好好好……”樊庆元一口气说了十几个好。这在他，是前所未有的。
樊庆元很挑剔，通常我提出10个采访对象的名字，会被他 灭掉9个。而对章含之，我们却是一致地推崇。
那天晚上我没能结识洪晃，但樊庆元神通广大，自己找到了章含之。
4个月后，我终于在北京史家胡同章含之的家中见到了她。
章含之也许没看出来，和她握手、叫她章老师的时候，我的表情活像追星族见到了偶像。
章含之个子很高，起码1.70米，一头灰白的短发，烫过，微微地卷着。她的脸还是很耐看，完全没有美人迟暮的悲凉 。Agegracefully（优雅地变老）在她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
她的家是怀旧的现代都市人的美梦。一座闹中取静的四合院，正房的回廊上吊着一排红灯笼，院子很大，足有100平方米，扫得干干净净，种着两棵果树，客厅极其随意地摆满了珍贵的老家具：图案、书橱、太师椅。漫不经心里透出了大气，完全没有以中式风格布置家居时常见的拘谨和刻意。
“我常在家里请客。去年中秋节，我在家摆了Buffet（自助餐），还请了乐队演奏民乐，不少外国驻华使节都来了，大家一起在院子里赏月。”章含之一边为我们冲咖啡，一边介绍着她的小院/
“我们家刚拍完电影，宁瀛的戏，讲4个都市女性的情感、生活。刘索拉、洪晃她们是主角。我呢，免费提供场地、吃的、喝的。还被她们硬拉上在戏里客串女管家，就像电影《Rebecca》（蝴蝶梦）里的女管家一样，阴森森的。”章含之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夹杂着一两个英文单词，发音标准，听起来舒服、自然。
我们的谈话开始了。乔冠华3个字我还没说完，章含之已是泪流满面。我预料到谈起往事她会难过，但却没想到，快20年了，乔冠华依然是她心中不能触碰的伤痛。
少女时代的章含之喜欢看《简爱》，更憧憬着简爱和罗切斯特之间的那种爱情。
我说：“你和老乔之间的感情就像简爱和罗切斯特。”
“是，这本书真的是蛮害我的，简爱跟罗切斯特后来就变成我和乔冠华了。”
章含之和乔冠华1971年相识，1973年12月结婚，短暂的10年婚姻生活中，两人真正快乐平和的日子只有一年。
“1974年夏天到1975年夏天，是我们10年婚姻里头最开心的一年，那一年里，基本上没发生什么政治声的事情，从我们两个人来说，最好是没有这些政治上的东西。但不幸的是，我们之间的感情跟政治整个地搅在了一起。所以，1974年的那一段，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天，我们在饭厅里，吃完饭往外走，走下台阶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就扶了他一把，他突然就跟我说：‘有一天我丢了官，官也不做了，眼睛也瞎了，你就这么搀着我。’”章含之泪如雨下。
“天哪，又是《简爱》！”
我和章含之聊了4个小时，她的眼泪就这样流了又流。
编导为章含之这期节目起的名字是：大爱至悲，一生含之。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有一对美国老夫妇，男的叫阳早，女的叫寒春，他们主在北京郊区，养奶牛。但是我想，没准儿我喝的牛奶就来自他们的农场呢。20年后，2002年的春天，我来到阳早和寒春位于昌平的家。不巧的是，男主人住院了，只有老太太寒春一个人在家。
那天，北京正刮着沙尘暴，寒春的小院子在肆虐的风沙中显得安静极了。一走进院门，我就闻到一股菜香、烟味、泥土味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冬天最冷的时候，家里不常常开窗，时间久了，屋子里就有这样一种味道。
寒春的房子是北方常见的平顶砖房，一排，大概有三四间，门前是一个细长的过道，摆着两三盆植物和一棵大白菜。
寒春的院门从来不上锁，房门我看了，倒是挂了把铜锁，可钥匙就那么大大咧咧地搁在窗台上。对她来说，中国人都是朋友，不需要提防任何人。
寒春80多岁了。她头发花白，驼背，头上永远戴一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流行的蓝色干部帽。我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埋头喝粥，灰蓝色的眼睛和高鼻子都被青花碗挡着，只有身上一件大红衬衫才显出一点美国老太太的样子。
寒春看到我，完全没有初次见面的热情或拘谨。她抬起头，淡淡地扫了我一眼，就接着喝她的粥。
她的家很乱，到处都灰蒙蒙的，好象平常没人打扫。屋子里的陈设已经不能用简朴来形容了，因陋就间也许更恰当。她的书桌就是两堆砖头，上面再铺一块木板，感觉用脚一踹就会塌的。所有的家具都来自20世纪60年代，除了地上80年代的地板革和一台90年代的彩电。电视开着，老太太在看新闻，她看的是BBC 。
“怎么不换张桌子呢？”我很好奇。
“桌子挺好！”寒春撇了撇嘴，有点不高兴。
我猜，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一定不够好。我有点后悔，那天的妆化得好像太浓了。
谈起来中国的原因，寒春一下子兴奋起来，好像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我崇拜小米加步枪，我要亲眼见见小米加步枪的力量。”
1945年，寒春的哥哥韩丁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来到了中国延安，解放区热火朝天的革命生活使他受到很大震撼。回国后，韩丁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同学阳早，并鼓励他到中国去看一看。
阳早欣然前往，而他的未婚妻寒春此时正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并参与美国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1945年8月，美国用原子弹先后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寒春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看到人类遭到****，她再也无法坐下来思考抽象的科学理论，1948年，寒春决定追随阳早，前往中国。
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结婚了。那是1949年。寒春并没有热烈地爱过阳早，他们是同志、革命伴侣，然后才识夫妻和爱人。我想问寒春，革命了一辈子，却没有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会不会觉得遗憾。想想，又认为自己太主观，谁说他们没有爱情。对于寒春和阳早来说，也许，革命就是爱情。
和寒春说话有一点我非常不适应，她常常会提到一些中国人已经多年不用的词汇，比如：大鸣大放、阶级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她说起这些却很自然。
寒春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革命，她赶上了，实在幸运。对她来说，中国是自己的国家，所以她不喜欢别人把她当外国人来看，但她对“文革”的看法实在和中国百姓相去太远。回顾“文革”，寒春说，“真有意思。”
也不怪她，那10年，她只看到了大字报，听到了人们高喊的革命口号。她没有看到残酷，只感受到激情。
我和寒春有关“文革”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我们不同的性格、文化背景和斗争精神。
寒春：“（当时我们外国人）写大字报，也去看别人写的大字报，到处跑，很好的。那时候消息灵通，哪里有了好的大字报，大家都去看。我们还在友谊宾馆****。”
鲁豫：“你不觉得当时的一切都非常混乱吗？”
寒春：“不，一点也不混乱，特别好。就是要群众都起来。现在美国政府有一些人干的事不能见光，如果美国也这样，发动群众去造反，那就了不得。”
鲁豫：“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回头看那一段，觉得非常混乱。”
寒春：“你说毛主席搞这个不好？好家伙！”
和寒春在一起，我有时会说到中国人、外国人什么的，这让她很不高兴。
鲁豫：“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见到毛主席也会激动得又叫又跳？”
寒春（一脸不耐烦）：“这不是中国人外国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感情的问题。”
寒春很直率，她说不喜欢现在，因为大家都忙着挣钱，没人去革命了。就像她的3个孩子，寒春对他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鸡蛋，意思是说他们的模样是美国的，内心却是中国的。他们曾经也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革命青年，后来在80 年代有机会回到了美国，如今都已在当地成家立业，这让寒春意识到，他们不会回来了。
采访结束后，我们和寒春去一家小餐馆吃饭。寒春的胃口很好，她吃肉、吃菜、还吃了一大碗米饭。临走前，她向服务员要了几个饭盒，把剩下的菜打包带走。
我和寒春不会成为朋友。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又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着。她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我钦佩这样的人。
廖静文
我曾经两次听过廖静文做的报告，一次在初中，一次在高中。两次演讲的内容我记不得了，惟一有印象的是廖静文提到徐悲鸿时哽咽的语调。我那时太小，不理解这种感情。
十几年后的2002年，我又见到了廖静文女士，她的外表让我吃惊。她已年过八旬，但头发依然乌黑浓密，皮肤很好很白，五官仍如她年轻时一样清秀。廖静文穿了一件紫色上衣，我说好看，她有些羞涩：“徐悲鸿最喜欢紫色 ，我就常常穿紫色的衣服。”
提起悲鸿，廖静文又变成了刚刚坠入爱河的20岁少女。
采访廖静文之前，我和同事们都认为她一定会谈很多她和徐悲鸿的故事，但我们想更多地关注她的人生。采访开始以后，我发现从廖静文嫁给徐悲鸿开始，她的人生故事中就没有了我这个概念。悲鸿一直是她生命中的主角。
廖静文的听力很不好，戴着助听器还需要我大声而缓慢地讲话，有时候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但她的记忆力很好，思路清晰。每一件事都从头讲起，娓娓道来。
1945年底，廖静文和徐悲鸿结婚前，徐悲鸿为了和将碧薇解除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答应给将碧薇100万和100幅画。为此徐悲鸿拼命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廖静文认为，没有那一段日子的操劳，徐悲鸿后来也不会英年早逝。所以提起将碧薇，廖静文那么温婉的一个人也显出了愤怒与不屑。
徐悲鸿去世的时候，廖静文只有30岁，一个年轻的女人独自走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再有新的情感是很正常的事。但我决定不去触及那一部分，出于对廖静文的尊敬，也出于对徐悲鸿的尊敬。但是她主动谈起了一段徐悲鸿以外的感情经历。当时我只是问她，这一生有没有遗憾。我的意思是，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徐悲鸿，自己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是不是感到遗憾。没想到她说，是有遗憾，而这份遗憾竟是一段徐悲鸿以外的情感经历。
在一次外出的火车上，廖静文和她的孩子们结识了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孩子们很喜欢这个高大英俊的叔叔，而他也对廖静文产生了好感，于是，他和她们一家成了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她表明爱意。廖静文被他的真诚感动，接受了他的感情，但是，她也一再强调，徐悲鸿永远活在她的心中。他表示理解，于是他们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廖静文对徐悲鸿的思念与日俱增，她感觉对方并没有向承诺的那样，理解并尊重她对徐悲鸿的感情。在失望中，他们离婚了。
廖静文声音颤抖地说：“我今天很坦率地告诉你，这就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一件事。”我做过很多采访，无论面对谁、听着什么样的故事，我都能保持平静、客观，而此时，我的眼眶湿润了。透过余光，我看见樊庆元和吴穷都在擦眼睛。“如果真的有黄泉，百年之后我和徐悲鸿能再见面，我要哭着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向他诉说这五十年来我对他的思念。”我被这样一份伟大的爱情深深地感动了。
1998年冬天，老女排在深圳举办10周年聚会，我和文涛主持了那次活动。那天，我见到了少年时代崇拜的女排队员，激动得不得了。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朗平。她穿着一身国家队运动服，没有任何修饰的短发直直地披在耳边，人很瘦，一副开开心心的眼，和女排比赛时凝神坐在场边的她不太一样。
再见朗平是时隔4年后的2002年8月，朗平做客《鲁豫有约》，采访地点选在有时商店附近的一家西餐馆。我猜，餐馆老板之所以那么痛快地答应白天不做生意，把地方腾给我们拍节目，多半是因为朗平。
4年没见，朗平瘦了，时髦了，年轻了。她穿了一件粉色的短袖衬衫，长到肩头的直发用卡子 别在耳后，清清爽爽的样子充满了朝气。我说她看起来特别健康，哪像当国家队教练那会，气色差得令人担心。朗平一边点头，一边从钱包里掏出两张照片：“你看，我带国家队的时候，老成什么样了。”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一张是朗平回国执教前拍的，脸色红润，神采飞扬；另一张是一年半后，她结束国家队教练生涯之前的照片，人瘦得两个眼睛都凹了进去。我笑她：“这可以给减肥产品做广告用，减肥前和减肥后。”
离开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后，朗平一直在意大利的一家俱乐部队执教。那儿的收入高，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多，她可以更多地陪伴女儿白浪。只是近年来意大利经济不好，她所在的俱乐部也面临着财政困境，朗平去年一年的工资还拖着没发。
“他们要是不把欠我的钱还给我，明年我就不和他们签约了。”朗平轻描淡写地说。我有预感，她生命中关于排球的一章就要翻过去了，今后，她将过一种崭新的生活。
“能谈谈你的感情生活吗？”我暗暗地希望朗平能告诉我，和白帆的婚姻结束后，她又找到了新的幸福。“没有。”朗平回答得很干脆。“爱你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太出色、太成功了。”我心里有些毛发，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女人在情感上总是要遭遇挫折呢？“是挺难的，他得比我大吧，得比我成熟，还得比我高！”朗平一脸认真。“你要求太多了吧？别的好说，要个子比你高的，上哪儿去找啊！”我们俩都乐了。
朗平曾经有一个身高1.96米的美国男朋友，他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博士生，特别喜欢体育。可惜，这段感情没能开花结果。知道内情的人都说，可惜了，这份情是被“忙丢了”。
当时，朗平义无返顾地回国接下了已经走下坡路的中国女排，她和“1.96米”因此分隔两地。一份本来有可能瓜熟帝落的感情就这么没了。
也许是过去了一段时间的原因，朗平看得很开，倒是我还有些耿耿于怀：“可是，他怎么就不能等呢？”
“他有他的想法。不过，她如果不能等的话，也就算了。”
在采访间隙，我和朗平说了不少悄悄话。因为是悄悄话，所以不适合播出，也不适合发表。我只能说，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像朗平这么出色的人，一定会有美满的归宿，也许道路有些曲折，但前途绝对光明。
朗平在北京从不逛街，因为还不够别人看她的呢。我笑她：“谁让你这么高，到哪都没处躲没处藏的。”“可不是吗？不光站着，连躺着都有人认识。前几天我在天坛医院做了个小手术，护士把我从手术室里推出来的时候，我戴着帽子，身上盖着被子，就这样，走廊上还有好几个病人，都打着点滴呢，举着吊瓶指着我大叫：‘看，朗平！’我能想象那个场面，换了是我，也会兴奋地指指点点：‘快看呐，是朗平！’”
采访结束后，朗平惊喜地发现餐馆里有哈根达斯冰欺凌，她挑了草莓口味的，边吃边期待地问我：“你也来一个吧！”那样子，就像中学时两个要好的女生互相怂恿着吃零食一样。于是，我也要了个草莓口味的，和朗平面对面坐着，吃冰欺凌。
朗平很关心地询问了我的生活状况，说来很怪，我是一个和人交往相当慢热的人，但她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让我很自然地把只有最亲近的朋友才了解的有关感情的事告诉了她。
对朗平的访问，我表现得十分感性，尤其在节目的结尾，我说：“我和我的同事都认为，朗平真是个好人。”这个评价很主观，很自我，但我自信，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无数中国人的看法，因为朗平的勇气、毅力和无私曾深深地感动过我们。
有一次跟何东聊天，他职业性地把小录音机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像说绕口令似的问我：“鲁豫，我采访人，你也采访人，采访了这么多人以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大家都觉得自己不容易，我原来也觉得自己不容易，现在才发现，别人比我更不容易。”我也说起了绕口令。
“没错！”阿东使劲地点点头，一副与我新有戚戚焉的表情。
真的，做《鲁豫有约》以来，这样的感触一天比一天深。
最初听到金星的名字是1996年。她在北京举办了《红与黑》舞蹈专场，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次公演现代舞专场。演出前，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演出当天，场内更是座无虚席。那时，金星刚刚完成变性手术，公众的兴趣点并不仅仅是她的舞蹈，他们更关注金星变成了怎样的女人。可是，演出结束时，金星炉火纯青的舞蹈已经征服了所有的人。
当时，也许是出于世俗的心理，我总觉得金星的女性形象略显生涩。但几年来，陆陆续续从各种媒体看到她的消息和样子，我发现，她早就出落成一个优雅而妩媚的女人。
2000年6月，张元拍摄的记录片《金星小姐》在北影小礼堂试映，张元请了不少朋友去看，我也去了。银幕上，金星披散着长发，神情慵懒地在挑选服装。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性感，深深地打动了我。影片中也有金星手术前仍是男儿身时的照片。那时的他，穿着军装，眼眉微微地向上扬着，是一个青春逼人的少年。
老天犯了个错误，把一颗纯粹女人的心放在了男人的身体里。金星很勇敢，她纠正了这个错误。
我见到金星使2001年12月22日，在一个圣诞节晚会上。这种社交场合我很少光顾，嫌麻烦。
事先要花很长时间挑衣服、化妆、吹头发，然后在衣香鬓影的场合里矜持、得体地微笑、交谈。很好玩，也很累人。那天的主人家是潘石屹、张欣夫妇。小潘是个活宝，待人真诚、友善，而张欣，她举手投足流露出的小资情调令我心仪，我很喜欢着对夫妇，对他们的活动自然就兴致勃勃。我于是认真准备，“闪亮登场”。
我到的时候，晚宴还没有开始，大家正人手一杯香槟三三两两站着聊天。我远远地看见了金星，一身墨绿色长裙，长发盘在脑后，仪态万方地站在那里。我跑去找张欣：“我想认识金星，你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张欣真是个出色的女主人，连忙把金星拉过来。“鲁豫，你好！”金星握住我的手。她的双手很有力，声音哑哑的很有磁性。那天晚上，金星的打扮赢得了全场一致好评，获得了“最另类着装大奖”。
和金星的访谈定在了2001年12月30日，那天冷极了，拍摄用的酒吧没有暖气设备，空调声音太大又不能开，真是活活把人冻死。金星还没到，我就一直捧着杯热咖啡走来走去，棉衣也不敢脱。
和金星约好 了10点开始访问，可11点了，还不见她的人影。编导吴穷说：“她没什么时间观念，昨晚我和摄像为了拍她和朋友在一起的画面，在楼下等了她1个多小时。”我笑了，心里满是纵容。“艺术家，就该有些不拘小节的气质。”我是个极守时的人，平常最讨厌等人。但金星的迟到，我丝毫不以为然。我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会毫无原则。
11：20，金星终于到了。还是盘着发髻，一件宽袍大袖和服一样的大衣松松的罩在身上，那么夸张的款式，她穿着只觉得随意，不觉得张扬。金星脱去大衣，我扑哧一声乐了。她比我还凉快，里面只穿了件短袖毛衣。
我们俩哆哆嗦嗦地开始了对话。
很巧的是，那天我们俩都围了披肩。两个女人，面对面，很真诚地对话，那画面，很美。金星开朗、健康的心态让我的工作变得易如反掌。和她，我什么都可以聊。金星说，曾经有一个记者问她：“你认为你有病吗？”她毫不客气地说：“没有！”金星回忆起这一段，脸上是种乐不可支的表情。
可是，我总觉得能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那么一丝伤痛。
“现在，生活中还有那种异样的眼神吗？你介意吗？”我问她。
金星摇摇头：“我不介意。我已经向生命、向生活要了这么大一份自由，还不把评述的自由给别人？”
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和金星聊天：“小姐，你的声音很低，挺特别。”
金星大大方方地说：“那是因为我以前是个男的。”
司机从反光镜扫了她一眼：“小姐真会开玩笑。”
金星很认真：“谁跟你开玩笑了。”司机愣了一会儿，然后很真诚地说：“这样挺好的，人嘛，就该做自己。”金星乐乐呵呵地提起了这个故事，可把我感动坏了。
金星是辽宁人，家里惟一的男孩。可他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还喜欢所有女孩子关心的事情。他9岁参了军，进入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15岁时，又到了北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深造。1988年，他去了美国，学习西方现代舞。1993年，金星带着一个梦想回到中国，他要做变性手术，从此做一个女人。
手术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很顺利。可是，和变性手术本身无关的一个小小的事故却几乎给金星造成终生的残疾。在长达16个小时的手术中，护士没有注意到，支在左腿膝盖的托架滑落到了小腿上，致使小腿肌肉痉挛，从小腿到脚之间的神经全部坏死。
金星说：“我完全可以申报二级残废。”恢复的过程很痛苦。每天要在腿上扎满针，然后通上电，用电击治疗。难怪金星说：“我比江姐厉害多了。”医生的诊断是，就是好了也是个瘸子，跳舞，想都别想。可是3个月后，金星奇迹般地站在了舞台上。不过，直到今天，金星左腿的温度是冰凉的，跳舞的时候她得把舞蹈动作放在健康的右腿上，这样，观众就看不出来了。
金星谈过很多次恋爱，但真正刻骨铭心的有3次。她的初恋在19岁，爱上的是一个得克萨斯牛仔.金星说：“那时侯爱得很crazy（疯狂），还跑到得克萨斯跟他放了3个月牛。”
在做手术那段时间，金星有个精神寄托，她说：“那是个中国人，是我爱上的第一个中国男人。”说到这，她又冲我摆摆手，不好意思地捂着嘴，“而且，你也认识他。”
金星躺在病床上，疼痛难忍的时候，喊的不是上帝，而是他的名字。可惜，神女有心，襄王无意。
而截止到采访那天，金星的感情生活是：有一个欧洲男友，真准备放弃一切，追随她到上海。反而是金星，对这份情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不管怎样，现在的金星，生活得很塌实。她收养了两个漂漂亮亮的孩子，在上海买了一所老房子，屋里摆满了中式的老家具，一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样子。
一个女人，仅仅为了做回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和磨难，而她，始终坦然乐观地面对一切。和她相比，我觉得自己承受过的所有困难挫折都是那么不值一提。
第一次见到张海迪是2001年12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台电视晚会的录制现场。那是一台以关怀残障人士为主题的电视歌会，海迪坐在轮椅上，静静地唱了一支歌。她的声音细细的，很柔和，像个小女孩。那天我像个追星族，海迪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拿着一支笔，一个本在舞台旁边等着她，想请她留下一个联系方式。我想采访她。海迪一见到我，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她的手很大，瘦瘦的，可很有力气，把我的手握得生疼。和海迪说话的时候，我一直蹲在她的轮椅旁。后台黑黑的，从舞台上透过来的光正好打在她的脸上。海迪的头发短了，清清爽爽地别在耳后。她的样子一点没变，只是瘦了很多。秀气的脸窄窄的，人坐在轮椅上显得那么单薄。
和别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有些拘谨，可海迪的热情却让我觉得我们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了。仔细想想，也对，海迪的事迹几乎陪伴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2002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过，我和《鲁豫有约》的同事们就如约到了济南。海迪的家住在市区东部的一个花园小区，小区的环境很好，看样子在济南算得上比较高档的住宅。这让我十分欣慰，我太怕 看到英雄人物含辛茹苦地生活了。
海迪的家宽敞、明亮，雪白的墙、白色的家具、白色的地砖，到处一尘不染。我站在客厅中央，低头看看自己一路走来风尘仆仆的皮鞋，竟有些迈不动步子。这和我想象的一样，海迪是个爱整洁、生活得十分精致的人。
海迪的出场很有意思，就像舞台上女主角的亮相。她先在门口夸张地大叫一声：“朋友们，我来了！”话音一落，她的轮椅就平平地滑了进来。刚刚我还在想，北方家庭铺地砖不太好，冬天冷，就算屋里开了空调、暖气，地上总是凉凉的，穿者袜子踩在上面也能感到一股寒意。这下我明白了，光滑的地砖让海迪的轮椅能自由地进出每一个房间。
海迪穿了件深绿色的西装，领口处围了一条有绿色树叶图案的纱巾，脸上薄薄地扑了些粉，口红的颜色淡淡的，浑身散发着一种清新的气息。她微笑着坐在自己白色的书房里，身后是一排白色的书架，一瞬间，我竟然有些恍惚，不能相信张海迪就坐在我的面前。看着海迪，我重视忍不住想，如果没有那张轮椅，一切该是多么完美。可现实很残酷，海迪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她必须每隔两小时去一次洗手间。和疾病相伴了42年，海迪的身体里已经有了个准确的生物钟，不用别人提醒，也不同看表，到时间，海迪就会抱歉地打个招呼，也不需要帮忙，自己把轮椅滑进浴室。
我问海迪：“和疾病相伴了42年，从没想过放弃吗？”
“其实，每天都想放弃。但是，每天又把快要熄灭的生命火焰拾起来。这个小火种我吹一吹，它就又变成我心灵的篝火，越燃越旺。”海迪说话抑扬顿挫，语言极其流畅，一字一句记录下来，不用修改，就是一偏挺不错的文章。
1991年，海迪的鼻部诶诊断出患有黑色素癌。医生担心注射麻药会使癌细胞扩散，于是决定只用安定。医生告诉她，这意味着疼痛是存在的，而且会非常疼。
海迪笑眯眯地说：“我忍受了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
听海迪眉飞色舞地描绘可怕的手术过程，我总觉得没打麻药生挨了一刀的是别人。而且，癌症这种词汇从她嘴里说出来，就像感冒那么轻松平常。
海迪极有感召力，在一群人中间，她总是绝对的中心。采访这天，海迪的丈夫王佐良也在家。海迪常常大着嗓门叫：“佐良，帮我倒一杯咖啡。再拿一个垫子。”
温文尔雅的佐良就默默地忙前忙后。
佐良在山东师范大学教外语。他和海迪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两人一直通信，发现彼此性格、志趣十分相投，于是在1982年，海迪家喻户晓之前结了婚。如今，已是婚龄20年的老夫老妻了。10年前，两人收养了一只小狗，取名“板凳”，疼爱得不得了。
我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海迪和佐良同中国千百万普通的夫妇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俩也会拌嘴，海迪的脾气比较大，她一发火，佐良就不出声，气得海迪没辙。我让海迪给自己的婚姻生活打分，她想都不想地说：“八九十分。”
对自己的晚年，她有着很美丽的憧憬：“在一棵树下我坐着，我穿着红毛衣，要穿鲜红的毛衣。我头发已经白了，我的腿上要盖上非常漂亮的毯子。在我的头顶是石榴树，在我身边的是绿湖。”
这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鲁豫有约》的第一位嘉宾是毛阿敏。
开节目筹划会的时候，樊庆元和阿忆建议应该围绕毛阿敏备受关注的几件事：税案风波、情变和出走香港来反映她光彩夺目又充满坎坷的演艺生涯。
而我，忽然害怕，想要临阵脱逃。
按照惯常的访谈模式，我应该充满期待地问阿敏：“最近又出新歌了吗？刚拍完的MTV ，你的造型好像又有改变，能不能给观众介绍一下。”
这样的谈话一定不精彩，但至少宾主能言谈甚欢。可是，我却要一路追着去询问她曾经的伤痛。这让我很苦恼并且不情愿：“如果我都承受不了真实，嘉宾横承受吗？观众能承受吗？”采访前两天，我一直心事重重，但还是按自己的方式了解关于毛阿敏的一切。
我的工作方法是：1、阅读大量有关被访者的资料，沉浸在他（她）的世界里。2、和工作人员商量访问重点。3、事先绝不和嘉宾见面、通话，保持彼此的新鲜感。4、不准备提纲，但开场白一定要想好，它将决定谈话的基调和气氛。
我和毛阿敏的对话地点是北京学院路上的一家酒吧，时间是2001年的12月。
那天，我早早到了，然后一直捧着杯热茶在屋里走来走去，想着这场访问该如何开始。这时，酒吧外站者3个冻得哆里哆嗦的女中学生，她们是毛阿敏的歌迷。樊庆元怜香惜玉，几次出去请它们进来暖和，女孩们就是不肯。一个小时后，毛阿敏到了。她很瘦，穿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下摆翘翘的，很别致，脖子上围着一条“上海滩”的桃红色长围巾，牛仔裤、山羊皮的皮鞋，比电视上更年轻、漂亮。
“你好。”她进门后冲我笑笑，眼神显得害羞而无助。
我知道，这将是一场很艰难的对话。困难之处在于，我有心理障碍。“真诚是一把刀子，扎哪哪出血。”不记得这是谁说过的，但我一直相信这句话。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勇于表现真实的自我是最好的方法。于是，我多毛阿敏说：“直到现在，我还是挺担心的，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谈那些往事。”
“我知道，你会问得比较坦率。没关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没想到毛阿敏眼睛都没眨一下。她这一句话，立刻冲破了我内心所有的障碍。谢谢阿敏。她的美丽、温婉和坦诚让《鲁豫有约》有个近乎完美的开始。
我们13岁相识，18岁相爱，21岁分开。
9年后，我们重又相遇，终于明白，什么都不曾改变。我们之间没有求婚的过程，因为没有必要。
我甚至觉得办结婚手续都多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要向别人申请，要盖章，我觉得别扭，而且，极不浪漫。
可是，我们还是要结婚。
那是2002年6月的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北京，终身大事在长途电话中不到一分钟就定了下来。
我不想惊天动地太多的人，只把要结婚的事告诉了高雁，她兴奋不已：“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婚礼内容我早就策划好了。主持人是文涛和许戈辉，地点在中国大饭店，舞台两侧设两块大屏幕，播放社会各界的贺词还有你们俩面对镜头袒露恋爱经过，初步定20桌，你们的亲朋好友、同事、广告客户……”“怎么还有广告客户啊？”“这么大的活动，起码200个来宾，没有广告，费用从哪来？”
我忘了这个茬儿。
在凤凰，高雁负责所有娱乐类节目和大型晚会。她要按照电视晚会的标准来操办我的婚礼。
“我还没说完呢。”高雁两眼放光，像是在竞标春节晚会似的，“大厅里要铺上红地毯，你不是喜欢普京在就职典礼上走过长长的红地毯吗？咱们就铺一条比他还长的，你们俩穿着礼服款款地走上舞台。因为是婚礼，就不安排太多的文艺表演了，但歌手要有一两个。你喜欢谁？”“Celine Dion。”“请国外歌手有难度，但通过唱片公司也不是没可能，只是费用太高了，不如考虑F4吧，他们可比Celine Dion红多了。”高雁两只手在那比比划划，一定是在算出场费。
“唉，你是在办我的婚礼吗？非弄成F4的歌友会不可。我的终身大事，风头不能让别人抢去。”
“对对对，F4一到，场面不好控制。那请谁呢？”
我被高雁煽惑得也开始认真琢磨起婚礼仪式了：“请羽・泉吧，他们唱的《最美》，我们在车上老听，有纪念意义。”
“好，歌手定了，剩下的就是广告了。”高雁一脸轻松。
“广告好卖吗？”我有些担心。
“当然好卖。”高雁斩钉截铁，“光一个冠名权就能卖好几百万呢。”
“那得挑个好名字，我喜欢名表、首饰什么的，所以最好叫卡地亚、蒂芬尼、百达翡力或者江诗丹顿特约之《鲁豫婚礼》。”我竟然开始对这个空中楼阁心驰神往了。
“你先选个日子吧。”高雁这一提醒，我才想起来，我的婚事，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帮我打听打听，在香港结婚该找谁啊？我们想结婚了，可不知道该怎么结。”我说。
“那你的婚礼办不办哪？”高雁不依不饶，“可不能浪费了我这么好的创意。”
“我得和他商量商量。他特别害羞，一见大场面就晕。”
果然，在电话里一听说又是红地毯又是２００人的大场面，他就已经紧张得结结巴巴了：“那，那我走路一定会顺拐的，不如让我扛台摄像机边走边拍吧？！”
他是摄像，习惯于躲在镜头后面。
“不行！”我对着话筒大叫，“从现在开始，你要练习走红地毯。”
我豁出去了，婚礼看来是躲不过的。既然要办，索性就往大了办，照着奥斯卡的规模。
高雁很快打听到了在香港登记结婚的程序：“你们俩带着证件去红棉道婚姻注册中心就行了。”
听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
首先，要公证我俩的单身证明，然后，他要办赴港签证。
想想真郁闷，香港回归都５年了，可内地居民过罗湖口岸依然不比去美国容易多少。最简单的方法要算跟旅行团赴港旅游。
中旅的北京―香港线分７天团和１４天团，每星期五出发。以往他都跟７天团来看我，这次他选了１４天的，然后打当天第１０１个电话向我汇报进展。
“老婆，都办好了。１１月２２日到香港。”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２日中午，我一做完直播节目《凤凰午间特快》就急着往家赶。他已经到了。临出化妆室之前，发型师阿Ray 随口问了一句：
“今天是星期五，周末有什么计划？”
“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去结婚而已。）”我咽下了后半句话，可脸还是红了。
气喘吁吁跑回家，老公正聚精会神地看着重播的《午间特快》。
“老婆，今天我们旅行团的人问我来香港看谁，我说看老婆，老婆在电视台工作，他们立刻问，是凤凰卫视吗？”
“他们没问你老婆是谁？”
“问了，我没还意思说是你。”
“这有什么，下次别人再问，你就说是小莉呗。”
话还没说完，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脚：“还不快去卸妆。”
我认认真真地卸了妆，然后和老公在楼下的茶餐厅匆匆吃了紫菜墨鱼河，就做船直笨中环红棉道。
红棉道礼堂坐落在公园中央，而公元夹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公园不大，两个人携手逛上一圈儿用不了１５分钟，但公园的宁静却让人能立刻忘掉外面的车水马龙。这么说吧，哪怕你在附近的摩天大楼里工作了一天，此刻正一脑门子官司，一走进公园，也会有想结婚的冲动。
公园里有几个想必是来参加婚礼的人，各个脸上都是一副欢天喜地的神情。只有我和老公，手拉手神情肃穆地走着，看上去像是一对被包办婚姻捆住了手脚的不幸男女。其实，我们只是紧张。我有一个毛病，对于教堂、机关和所有有象征意义的地方都充满敬畏，一旦身处其中常常会有不能控制的奇怪生理反应。有例为证：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我在伯利恒耶稣诞生地马槽教堂里因身体不适，加上被现场荷枪实弹的警卫弄得紧张无比，以至于腹痛难忍，几乎晕倒。
２０００年年底我在纽约，星期日独自一人逛第五大道，路过一间教堂，突然心血来潮，想去参加周日礼拜，靠近上帝。而当悠扬的管风琴声响起，我随众人庄严起立准备咏唱圣诗时，不知中了什么邪，我竟然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想要哈哈大笑。我被自己的疯狂吓坏了，急忙以最快速度冲出教堂，然后一个人蹲在路边放声大笑。上帝啊，请宽恕我！
扯得似乎有些远了，还是言归正传。
我和老公神情严肃地来到公园中央的一座小楼前。楼前正有一对新人和亲朋好友在拍照。新娘一袭婚纱，所有来宾都是盛装出席。我一下子蒙了，怯生生地拽了拽老公的衣袖：
“来这儿登记还得穿礼服啊？”
我俩面面相觑，他不敢看他的仔裤，我也不敢看我的短裙。
我们低头穿过欢乐的人群，推门进了小楼，楼里一片安静。
我和老公推门进了小楼，楼里一片安静。一位和蔼的中年女士接待了我们。“我们是来登记的。”老公和我异口同声。话一出口我们俩都乐了。因为这像极了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台词。嘎子来到游击队，愣头愣脑地说：“我是来参加的。”
“这里是行礼的地方，婚姻登记要去金钟大厦。”工作人员显然没看过《小兵张嘎》，她大概猜想我们要么是幸福坏了，要么是紧张坏了，所以她善良地选择了和我们一起傻笑。我们3个人尴尬地面对面乐了半分钟后，我和他起身告辞。
香港婚姻登记处位于金钟大厦，大约100平方米的一个大厅，有二十几个柜台。此时，每个柜台前都坐着人，凝神回答工作人员的提问。屋子的中央有十几排塑料座椅，也都坐满了人，男女老少，各种肤色，像联合国一样。
我先认真阅读了墙上贴着的布告，立刻对这个嘈杂但却秩序井然的地方充满了景仰。这儿恐怕是全香港最重要的地方了，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人生的每一个步骤都归这儿管。我和老公诚惶诚恐地把一大堆资料交给了工作人员：身份证、护照、单身中文证明、单身英文证明……能想到的我全带来了。工作人员一边翻看我们的材料，一边指着桌子的日历说：“你们先挑个行礼的日期吧。年底快到了，结婚的人特别多，大会堂和红棉道都快排满了，最近的一天是12月31日，在大会堂，你们要不要？还有一个多月，到时候，你们的结婚申请也就批下来了。”
我必须要结实一下在香港结婚的手续：首先在婚姻登记处登记，然后在结婚申请被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举行婚礼，超过3个月仍未行礼的则需要重新申请。行礼的地点有两处：红棉道和大会堂。新人服装可随意，礼服或便装都行，但必须整洁、得体。观礼人数没有上限，但不得少于两人，因为在结婚证书上需要两位证婚人的签名。
“好啊，”面对穿制服的长官，我从不敢说个不字。可心里直打鼓：“还有1个月5天的时间，办晚会是来不及了。”我正在犹豫，身后凑过来一对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叠证件：“姆该，我们来登记了。”“不好意思，今天的名额已经满了，下周一再来吧！”工作人员彬彬有礼。青年男女只得扫兴地离开。
原来结婚还有名额限制呢，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说：“12月31日可以。”生怕错过了那天就再也嫁不出去了。工作人员细心地填好表格，指了指桌上镶着的一块铜牌说：“你们两个人谁来宣誓？”我主动站了起来，并且飞快地扫了一眼铜牌上的字，大意是：我以法律的名义起誓，我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内容均真实有效。
完全是处于职业习惯，不到两秒钟吧，我就背熟了铜牌上所有的字。然后，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有病啊，又不是《凤凰早班车》，用不着说新闻，老老实实照着读吧。”我好像是在课堂上回答老师体温一样，站得笔直，一字一句念完宣誓词。想必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听过谁如此声情并茂地朗读宣誓词，待我念完，由衷地赞叹到：“北京话真是好听。”我颇有成就感地坐下，环顾四周，才发现，刚才还满满当当的大厅此刻只剩下我们3个人。
“好了，一旦你们的结婚申请获得批准，我们会电话通知你们的。别忘了12月31日准时来行礼。”面对陪了我们一下午的恩人我不知道怎么样报答。我真后悔事先没在口袋里装上几块喜糖，而隔着柜台拥抱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不合适，于是，我和老公就一直傻笑。
“我饿了！”一走出婚姻登记处，我和老公立刻手拉手深情款款地凝望着对方说出了彼此的感受。
我们喜欢的Dan Ryan"s 就在旁边的Pacific Place （太古广场），于是我俩跑到那儿吃了有纪念意义的一顿饭。我一边抢他的薯条吃，一边自言自语：“行礼那天，要有至少两个证婚人，找高雁和郭志成吧。”高雁和郭志成是夫妇，他俩是我们的朋友、广院校友，也是我的同事。
老公边喝啤酒边点头，我于是立刻打电话给高雁：“哎，婚礼晚会你先放放，12月31日你和老郭来做证婚人吧。”“那我得带照相机和DV吧。摄像的事就让郭志成来干了。”高雁的特点是热心、爱张罗、进入角色极快。
5分钟后，我正想消灭最后一个蘑菇，高雁的电话来了：“郭志成听说要重操旧业可紧张了，他说DV他玩不好，得借个专业摄象机才行。”忘了介绍，郭志成是北京广播学院87电摄的高材生，只是这几年一直负责凤凰在北京的节目制作，早就成了一名出色的管理人才，离摄像专业有点远了。“郭志成还说你们选的日子不错，我们是12月30日结的婚，如今都迈向10周年了。”
挂了电话，我把最后一个蘑菇塞进嘴里，一边嚼一边口齿不清地对老公说：“香港人结婚的规则真是挺奇怪的。从现在开始，今后的15天里，咱俩的结婚公告会张榜贴出来，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你说，不会有人反对吧？”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George C Scott 主演的电影《Jane Eyer》（简爱）中的情节：罗切斯特和简爱站在神父面前正在行礼，突然，罗切斯特前妻的弟弟冲了进来，大声宣布反对他们的结合。然后，简爱含泪出走。想到这儿，我已是热泪盈眶了。
“你看你，放心，全国人民高兴还来不及呢，不会有人反对的。”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
“那，那我得吃块Cheese 蛋糕。”我破涕为笑。15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上帝，没有人反对。12也27日，离31日行礼的日子还有4天，老公再次跟旅行团来到香港。他的行李很简单：一套西服、一双皮鞋、一条领带。这身装束对他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从不西服革履的，为了31日这天，他穿上这身行头时不至于笑场，我特别安排了一次彩排。12月12日，《英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他打扮得新郎官似的和我一起去了。现在万事具备，只等31日的到来。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9日晚上，我正在家里 做面膜，高雁打来了电话，听起来她垂头丧气的：“怎么办呐？31日我和郭志成都去不了了。我的出差，他在北京也有事。”
“没事没事，我再找人。”我嘴里安慰着她，脑子里马上飞快地搜寻着合适的人选，可越想越觉得难办。还有两天就是元旦假期，大部分同事、朋友都将休假，剩下的要来值班。我找谁啊？再说，谁会比高雁和郭志成更合适呢？
我放下电话，愁眉苦脸地坐在沙发上，黑糊糊的死海泥在脸上显得更加可怕。
“不如，找咱们家菲佣吧！”“找菲佣做证婚人不太合适吧？菲律宾政局又不稳，万一将来兵荒马乱的，我上哪找她去啊？”我用手摸了摸脸上已经干了的死海泥，突然有了灵感，“嘉耀和晓文怎么样？”
嘉耀是我广院的师弟，他和太太晓文在中学的夏令营里相识，从此再未分开。这种纯真而天长地久的爱情故事是我最欣赏的。
我和他之间也是这样。
我和老公13岁相识，18岁相爱，21岁分开。9年后，我们重又相遇，终于明白，什么都不曾改变。
嘉耀是个少年老成的人，办事严谨有条理，在电话里听到我要结婚的消息，他非常冷静地说：“那我们31日早上8：50在红|码头集合，坐9：00那一班船去大会堂。”
证婚人找到了，我和老公如释重负。
31日一早，我7：00就起了床。我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洗澡、喝咖啡，最主要的，我还没决定该穿什么。
8：20，老公起床了，可我还捧着杯咖啡呆站在衣柜前，不知道该挑哪件衣服才好。
老公飞快地洗漱完毕，一边打领带，一边腾出一只手从衣柜里拽出一条高领无袖的咖啡色连衣裙：“这条新买的不是挺好的吗？”我放下了咖啡杯，穿上裙子，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好像还不错。
8：45，我和老公衣冠楚楚地走出了家门。他的服装是：黑西装、黑皮鞋、白衬衫和金色的领带。相比之下，我的造型略显简单：没有化妆，头发刚刚洗过，没有吹，只是让它自然风干，所以发梢微微向外翘着，呢制的连衣裙外面是一件浅咖啡色的及膝短大衣，脚上是咖啡色的长靴。虽然打扮不像新娘，但本色的衣着让我觉得舒服、自然。
9：30，我和老公以及嘉耀、晓文就坐在大会堂的接待室里了。靠墙的长椅上已经坐了一家祖孙三代近十口人，新郎新娘想必正在化妆间里梳头更衣，所以不见踪影，来观礼的人们则略显拘谨地坐着。最小的孙子被奶奶紧紧地抱在怀里，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家之主的父亲倒是颇为悠闲，捧着最新款的SONY DV 大拍特拍。
我突然抓住老公的手，声音中满是绝望：“咱们忘了带照相机和DV。”老公愣了一下，脸上也露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但他很快就镇静地说：“没关系，就是一个简单的仪式而已。再说了，咱们记在心里不是更好吗？”
真是难为他了，和我这个丢三落四又小孩脾气的人生活在一起，他早已被训练成了保育员、辅导员和心理医生。刚才那短短的两句话，一下子就平复了我的情绪。“陈鲁豫、朱雷！”一听到我的名字，我噌一下就站了起来。老公紧跟在我的身后，我们三步并两步几乎是蹿到了工作人员面前。
长条办公桌前并排摆着4把椅子，我俩和嘉耀夫妇小心坐下。工作人员先收走我们的证件，大概是拿去影印，然后把结婚证书放在了我们的面前。与其说是结婚证书，不如叫结婚纸更贴切，因为那庄严的法律文件就是一张纸，和A4复印纸大小一样，上面有香港特区政府标志图案的水印，结婚证书里的内容十分简单，只列出了我俩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和双方父母的姓名。在证书的最下端，分别有中英文两行小字。中文言简意赅：结婚人和证婚人。英文版则在简洁中透出了神圣：
This marriage was solemnized between XX and XXX,in the presence of XX and XXX。直译成中文就是：XX和XXX是在XX和XXX的见证下庄严成婚的。
我们4个人依次用婚姻登记处提供的黑色圆珠笔签下了名字。
“好，请你们稍等，登记官马上会为你们完婚。”说这话时工作人员脸上满是由衷的微笑，但她的目光在我们4个人脸上移来移去，好像不知冲谁笑最合适。显然，她没搞清楚到底谁是新郎新娘。因为嘉耀和镜头上一样西服笔挺，而晓文穿着皮夹克，系着围巾，和我一样的随意。也难怪别人分不清到底是谁结婚。我们又等了几分钟，就被工作人员领进了大厅旁边的一个小礼堂。礼堂陈设简单：一张长桌，周围5把椅子，想必是给新郎新娘、证婚人以及登记官坐的。果然，我们4个人被安排在桌旁边坐下，我和老公一边，嘉耀、晓文另一边，空出的主座自然是给登记官的。礼堂另一侧是观礼席，大概能坐50人。可惜，今天一个观众都没有。
前一天晚上，我和老公给各自父母打了电话。我的电话很简单：“爸，明天我和朱雷就去登记了。”“好。”爸打电话和拍电报一样简短。放下电话，我呆坐了半天。我知道爸心里也许有很多话想说，可当着我的面，他什么也不会说。我也是一样。
我又看了看那空着的50张椅子，心里倒并不遗憾，爸妈知道我终于拥有了我想要的，这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礼堂一边的小门被打开了，刚才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将我恶魔内的证件放在桌上，我看到自己的身份证搁在最上面，伸手就去拿，被工作人员和蔼但坚决地制止了：“现在还不可以。”坐在我对面的晓文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心里直埋怨自己，都做了新娘的人了，举手投足一点都不娴静。
“两位新人请熟悉一下宣誓词吧。”工作人员用手指了指桌面上镶嵌的一块铜牌，转身走了。
我又忘记了娴静，身体哗地一下扑上去，脑袋几乎贴在铜牌上，好奇地边看边念出了声：“我请在座各位见证，我（新人名字）和你（新人名字）结为合法夫妻。”念完我又哗地转头看着老公：“等一下你可千万不能把新人名字这几个字也念出来啊！”
“那……”他刚要说话，被我慌忙挥手打断，因为，登记官进场了。
她是一个斯斯文文的中年女性，中等身材，留着陈方安生式的头发，一套淡粉色西服套裙剪裁合体，面料、款式一看就知道是Chanel ，颈间还有一串白色珍珠项链，从头到脚的打扮一丝不苟且不张扬。“啊，你是陈小姐，我常看你的节目，很高兴能主持你的婚礼。”她客气地说着国语。我没想到在这里会碰到观众，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登记官抬眼看了看那空无一人的几十把椅子，神情中掠过一丝诧异。我想她从没见过只有5个人的婚礼。
老公先宣誓。
他一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就紧张得不行，他可从来没当着这么多的人（4个人）发过言啊。
他好像挺镇定，声调平稳，吐字清晰：“我请在座各位见证，我和你结为合法夫妻。”
我低着头，拼命忍住笑。这个老公，我不让他说：“新人名字”这4个字，他倒好，干脆谁的名字都不说。这还行，这不是钻法律的空子吗。
“朱先生，你要说出你和陈小姐的名字。”
我咬着嘴唇，抬头看老公。他还好，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该不会是太紧张，忘了我们的名字了吧？
再看对面的嘉耀和晓文，两个人脸都憋得通红，还是死扛着不笑出声来。
“我请在座各位见证，”老公旁若无人地念第二遍宣誓词，“我！”他停顿了一下，我在嗓子眼里小声咕哝了一句“朱雷”，也不知他听见没听见，反正，他终于说出了他的名字：“朱雷和你……”我又紧张得屏住呼吸，还好，毕竟刚才练了一遍，他熟练多了：“陈鲁豫结为夫妻。”
大功告成，我们终于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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