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不一定是同步保持的。伊朗1979年发生霍梅尼革命，当时伊朗经济年增长率超过10％，是伊斯兰地区经济现代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印尼近年发生动乱、政变，而印尼前些年经济发展位居亚洲四小虎之首

法国有一个研究法国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厄，写了一本《法国革命史》，他这本书的第一页就讲，“这次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整个国家在欣欣向荣”。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次革命发生呢？他认为是由于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而这书的作者并不是？人。

所以，我认为就业问题和失业数字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指标，其它数字没有意义，什么多少企业脱困了等等，尽管吹。但社会愈来愈乱，愈来愈不稳定，有目共睹。

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决定经济景气的重要数字。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居然不被列于统计。你看国家统计局发给我们两会的这些年报，什么数字都有，就是没有这个失业率的数字。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叫实事求是吗？

六、危险的投资体制

记者：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您本人有何对策吗？

何新：简单说我们的投资体制发生了问题

...最近十年来，我们的投资体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兴起，股票市场成为了一个吞噬金钱的机器，本可以用在社会有效领域投资的资本，通过股市转到了少数拥有巨额资本的金融机构或个人手里，股票市场造成了贫富分配的极其不均。

在股票市场起作用的规律就是大资本吃小资本，那些掌握巨额金融资产的人，因为在实业领域里投资得不到很高回报，都转到股市里来炒钱。他们赚取的资金，一部分钱退出投资转入消费，大部分钱仍然用来放在股市中滚，用钱去钓钱，钓穷人散户们的钱，来的钱又不用在实业领域兴业投资。

结果国内资金市场上出现了“货币荒”，也就是通货紧缩，钱愈来愈少。哪里去了？被股市大户们象钓鱼一样钓走了。股市是一种虚拟经济，是比一切泡沫都大的泡沫，它愈繁兴，实体经济就愈萎缩，这就是目前国内经济的现实。（陆：术语叫“挤出效应”）

近几年来，社会上用于社会实业投资的资本数额越来越少，国家财政的钱也越来越少，国家不得不大量地增发国债。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出在投资结构和投资体制的这种变化上。

七、税制改革不成功

记者：除了投资体制的问题，您认为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哪些？

何新：还有税收体制的不良。我们的这个税制改革，我认为是失败了，建立了一个模仿西方复杂税制的系统。

现实中的情况是，任何一家企业，如果真按国家规定的纳税额度纳税，全都要赔钱关门。各种名目的杂税加在一起，总计是将近30％甚至40％的高税率，再加上10％贷款年息，这就意味着，一个企业全部收入的接近一半要用来纳税付息。

现在哪个企业投资一百块钱，可以挣回这么多钱？目前最好的情况，实业投资的利润回报率约10％，也就是投100元能挣到10块钱（这是极好的、极少的情况）。而按那个复杂的税率纳税，每收入100元，税要交3040元，再加上银行的利率，企业不赔钱关门才怪。

据我调查和观察，我敢说全中国几乎所有的私企都有逃税。不逃税它没法生存啊！

但国企逃税比较难，为什么？国企逃税，钱落不到领导人自己身上，而被查出来他就得坐牢。他敢吗？所以重税负必然主要落在国企的肩上。国企能不垮台吗？

现在看来，推荐照美式西方税制模式来改税，这也是搞垮中国企业的一计。

还有一个大怪事，就是百业皆有税，只有炒股发大财的几乎无税。怪不怪？

那些股市大庄家，一潮卷过，几百万、几千万地捞钱，可几乎不用纳税（印花税微乎其微），连所得税都不交。否则，这几年股市哪会冒出来这么多腰资巨亿的豪富？

本来中国的税收应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低税收鼓励投资发展的体制，但我们丢掉自己原有的低税体系，盲目跟着西方的所谓“规范”制度跑，以重税压得公私企业都抬不起头来。

再谈现在热门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本来中国有一个廉价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就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干的那个体系。但它一直受到学了西方模式的经济学家的攻击，说我们这个体系不好，为什么企业要管养老？管医疗？管伤病保险？管幼儿托儿？太不现代，太不合于“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要打破重新搞，结果企业被搞垮了。但你那个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怎么搞得起啊？算过帐没有？一个失业工人假设每个月发200元，一千万失业工人每月就需要20亿元，一年就要240亿。国家有这个财力吗？每年拨几百亿养下岗失业人员？还有每年成长起来需要得到就业机会的青年人呢？

怎么办？也养起来？行得通吗？真是开玩笑！

现在国企、地方企业、民营企业的下岗、失业、无业人员加在一起，又何止一千万人！

说实话，连美国也没有搞西欧那种保障体系，它的国家财政也负担不起，中国怎么可能模仿美国、西方的企业和社会福利制度呢？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嘛！天方夜谈嘛！每年拨几十个亿来搞社会保障，在中国国情下，那是如水沃沙，杯水车薪

如果现在调整发展战略的话，也许还来得及。最近有人编了一本书，把我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搞在一起，称作是什么“智囊”。其实我不配，那些人不会喜欢我，认为我不懂他们那一套经济理论，我也真不懂。我是个笨人，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例如“破产”如何能够救中国？我在经济学上只相信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果我不研究《资本论》，不可能在1990年提出生产过剩理论。按萨缪尔森的观点，生产过剩早已是过时的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早就不存在了，他说这个问题，西方已经解决，现在人们都知道，他是在吹牛。现在全球经济仍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所困扰着！

萨缪尔森那一套学问，那一套诱导别国搞“休克”的经济学，我就是听不懂！然而他的书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的《圣经》，是当今时代的显学，是指导改革的“智囊”。以这种让人亡国破家的学问来为政策领路，国家不陷入危机才怪呢

八、第一位问题是扩大就业

记者：我在采访中，有学者对我说，腐败已经成为中国今后改革的巨大阻碍，比经济改革更重要，您怎么看？

何新：治国者若照这个方子办，明天中国就该天下大乱。有一个怪事，你说台湾腐败不腐败？黑金政治，臭名昭著，可在台湾怎么就没有学者煽这一套呢？还有南美、南亚，比中国政治腐败得多，怎么就没有人煽这一套呢？

腐败的本质是一个资源和财富的社会分配问题（破坏了规则）。而分配的失衡，源于当前中国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的离析和失调，根本原因出在经济基础和制度上

但有人总想把当前的社会问题引到政治层面上，目的无非是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如果现在把腐败问题作为第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应该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者武化大革命。发动农民起义，杀光贪官污吏，那才过瘾。但是，这是幼稚，还是要自杀？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也没起义，为什么？因为公平。大家都不容易，毛主席也不吃肉，毛主席的女儿也挨饿，你抢谁去！现在不同了，见了大款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腐败要有个度，别太过分！李世民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记者：当前在国内经济中，重复投资、生产过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个问题是您1990年向zf指出的。但是，您认为国家当前应当如何面对和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呢？

何新：解决生产过剩，有三种办法

一是消极的办法，即破坏自身的生产力。例如我们从小就知道的，30年代美国农业生产力过剩，就关闭农场，毁掉机器，杀死奶牛，把农产品、牛奶都丢到海里去。

二是积极的办法，即开拓新市场，扩大市场容量，特别是拓展国际市场，西方工业化国家之所以一天不能放弃世界市场，正是由于国内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所决定的（但由此可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某些经济学家开给中国人的“以内需主导发展经济”的药方，乃是一帖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