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傻子”和他爱读书的女人
□直挂云帆


　　老黄是我们单位的临时工，冬天烧锅炉，别的季节就干各种各样的杂活。他这个人不太识数，超过１００他就犯糊涂。要是问他１８９和１９８谁多，他得抠搜半天。因为这个，后勤的人都管他叫“黄傻子”，科室干部还是管他叫“老黄”。
　　黄傻子快４０了。他干活实诚，所里有什么脏活累活全找他。下水道不通了，后勤科的科长喊：黄傻子呢？黄傻子！书记的文件柜搬不动，书记也吩咐，去把黄傻子――不，把老黄叫来。有一次，厕所堵了，科长让谁去谁不去，张三说腰疼，李四说屁股疼。科长急了，你们一个个的都是跟我耍滑头呢！老黄来了，二话没说，捋胳膊挽袖子，连抠带掏，脏水“哗”地一声流下去了。大伙开玩笑说，咱们所，没所长行，没黄傻子不行。
　　黄傻子生活挺困难的。他的媳妇是个残疾人，家里还有一个女儿，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冬天他天天带的饭菜就是熬白菜、炒白菜、咕嘟白菜，好像全家人都掉进了白菜地里。他老说，他想吃肉。他说他要能上肉联厂去上班就好了。人家蒙他，说到了那儿，天天守着一车间的猪头肉、粉肠，随便吃不要钱。他相信这话是真的。
　　后来他解馋的机会来了。单位地区搞普选，各个单位抽几个人去布置会场。单位派黄傻子去了。他能干，一个顶仨，连外单位的人都夸他。干完活，人家招待的是肉丸儿饺子，他可逮上了。别人也就吃２０来个，他吃了７０多个。吃完之后坐在那站不起来了，是别的同事把他架回来的。他们班长骂他，你真是窝头翻个儿―― 现大了眼了，你就会给咱们所丢人！老黄瞪着俩眼，不住地打着饱嗝，不知道说什么好。
　　每月５日，是开工资的日子，他的爱人就坐在他的自行车后支架上来单位了。她领完老黄的工资，就上阅览室来看书。她个子也就一米四高，小脸，小身架，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体重也就７０来斤。她患过小儿麻痹症，架着一根拐，一条腿细得可怕。她的脸很白，但没有光泽。她坐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地看杂志。中午老黄打来饭，两个人就在一张桌上吃。老黄吃的时候，发出“呼噜呼噜”或“吧唧吧唧”的声音，他爱人就看周围一眼，在底下踢他一脚。吃饭的自始至终，俩人几乎没有一句话。然后，她借一两本书，下个月再来的时候，还给图书室，而且还包上皮儿，又干净，又结实。
　　她来的次数多了，有时同事们就和她攀谈几句。她告诉我，她的父母都是老师，她很喜欢看书。从交谈中，我知道她至少读过《搅水女人》、《呼啸山庄》、《羊脂球》这一类书。她原来在家以糊纸盒信封、画灯笼为生，后来活儿没有了，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她体弱多病，不愿拖累父母，又要生存，所以她对婚姻只能做出无奈的选择。听完她的诉说，我对她产生了一种敬意。这样一位柔弱得再也不能柔弱的残疾女性，当初肯定会有过她的理想，也一定会有过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但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却一样也没有实现。这对于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痛苦。
　　她还说，我们家老黄脑子慢、心眼实，您跟大伙说说别欺负他。我说你放心吧，老黄的人缘挺好，是个好人，工作上也是个好同志，在家里肯定也不错。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俩基本上没话。说完，她把脸转向了一边，许久没有说话。那时，图书馆进了一本书，是一位美国黑人妇女写的，名字好像是《写给上帝的２０封信》。在那些信里，这位黑人妇女向上帝倾诉了她艰辛的生活和痛苦的心情。老黄的爱人把那本书抽出来，坐在阅览室里读，还没读过几章，她就合起书来，掩面而泣，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泪水顺着脸颊静静地流下来。
　　我不由得想，老黄夫妇俩，到底是谁错了呢？是生活把一对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硬给扭在了一起？还是他们彼此没有审慎地选择对方？抑或是谁都没有错，是命运本身故意这样安排的呢？
　　（摘自《安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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