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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男不当兵
－于时语－
美国副总统切尼猎鹌鹑伤人事件，成为美国严肃传媒、娱乐电视和“八卦”小报共同热炒的题材。讽刺挖苦之外，《华盛顿邮报》称“先射击再瞄准”是切尼对美国内外大政的行事特色，不失由小见大的中肯之评。
就事论事，这一“先射击再瞄准”的打猎意外，表明以中西部硬汉形像出现的切尼缺乏基本的军事训练，进而再次暴露布什政府这位最出名的主战鹰派从来没有当过兵的底细。
这不是切尼没有当兵的机会，恰恰相反，前些时候，民主党众议员Ｊａｃｋ
Ｍｕｒｔｈａ要求从伊拉克撤军，迅速被共和党右翼鹰派贴上“不爱国”标签，《纽约时报》挖苦指出：Ｍｕｒｔｈａ年轻时冒死从军３７年，而在越战时期正当青壮的切尼，却先后四次“缓期服役”。有人曾经冒昧询问这位超级鹰派如何年轻时多次放弃这一大好“爱国”机会，切尼毫无愧色地回答说他当时有“其他优先次序”。
布什政府的“小鸡鹰派”特色，反映了美国自越战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好男不当兵”积习，表明美国政治主流容忍越来越大的社会分化，对美国的内外政策都有巨大影响。
这其实是相当近期的社会演变。近在二次大战时期，美国在从军问题上仍然具有无论贫富“匹夫有责”的良好传统。身为“高干子弟”的肯尼迪兄弟从军参战后一死一伤、刚从著名“长春藤预校”Ａｎｄｏｖｅｒ贵族中学毕业的老布什，年仅１８岁便参加海军，驾驶鱼雷轰炸机在太平洋前线出生入死，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例子。
这两个例子都出在新英格兰地区也并非例外，这是因为权贵从军是欧洲自古的文化传统，而新英格兰是美国在文化上最“亲欧”的地区，“越战英雄”克里是这一亲欧传统的最新代表。
早在十字军时期的欧洲，战争便既是“肉食者谋之”也是“肉食者搏之”的行为。例如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Ａｇｉｎｃｏｕｒｔ战役（１４１５年），法方阵亡约５千名贵族，被俘的千余名贵族中许多又被勒赎不成而“撕票”，大批贵族世系就此绝传。
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后，欧洲仍然保留了这一传统，所以先后两次世界大战成为欧洲贵族传统的尾声。特别是一次大战中首次广泛运用的机关枪，使得欧洲上流精英遭到史无前例的屠灭。著名色情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此事的另一侧面为背景。
举例而言，出身世家的法国Ｒｏｂｅｒｔ Ｇａｕｔｈｉｏｔ是非常出色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对中亚研究有突破性的贡献。在１９１５年的法国Ａｒｔｏｉｓ战役一场冲锋中，身为步兵上尉的Ｇａｕｔｈｉｏｔ身先士卒，重伤不治。哀讯传出后，另一著名东方学家Ｂｅｒｔｈｏｌｄ Ｌａｕｆｅｒ情不自禁，引用《论语》中孔子哀悼颜回之语：“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Ｌａｕｆｅｒ是道地的德国人（莱比锡大学博士），而痛悼死于对德军作战的法国军官。这也是欧洲贵族精英惺惺相惜的传统，至少维持到一战时期。
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消灭了欧洲的世袭精英，但是并没有产生“好男不当兵”的后果，反而因为第一，欧洲社会阶层分化的缩小；第二，非殖民化后“外籍军团”的衰亡；第三，欧洲目前的“弱势群体”偏偏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穆斯林移民，战争仍然被看成是无论贫富全民共同承担的责任。这是欧洲慎战和厌战态度的社会基础。
对比之下，美国自越战以来形成了“好男不当兵”世风，从军尤其是下层士兵成为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寻求社会上升机会的主要途径。在中西部和南部与欧洲文化差距越大的地区越甚。布什父子两代是这一风俗变化的典型，难怪英国《卫报》曾经说布什家庭搬到得州后“新英格兰特徵消失，尤其在其责任感、义务感和谦卑感。”
美国“肉食者”不必承担战争行为的后果和牺牲，大大降低了战争决策的门槛。这不仅是大西洋两岸的一个基本文化差别，也是未来国际局势特别是伊朗核危机发展的重要提示。
“美国精英与军役现实的逐渐隔离”（《华盛顿邮报》语），使得美国目前反战运动与越战时代无法相提并论。维持现状的前提，是美国不能恢复征兵制。这决定了美军作战方式的重要特徵：宁可误杀对方平民，也不多增己方伤亡。高科技武器之外，五角大楼在伊拉克战场逐渐淡化地面行动，而不断增加空中轰炸，便是明证。敌方反美民意因此恶化，远远比不上保证美国国内精英不用当兵的重要性。 笔者因此估测伊朗核危机一旦发展到军事对抗，美国除了以空中轰炸为主，非常可能迅速升级到动用战术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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