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不是评论家说了算
　　　　
　　□本报记者　夏榆
　　
　　4月1日下午，白烨在北京万圣书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我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南方周末：你关闭博客是因为无力招架谩骂吗？
　　白烨：我不关不行。现在有人把韩寒的行为说成是争论或者论战，其实交火之后就完全没有学理可言了，完全没有构成理论性的交锋。因为他不正面直接跟你谈问题，都是用很脏的语言跟你骂，我不可能也跟他一样骂。他说文坛是个屁，我不能说“文坛不是个屁，你是个屁”，我觉得这样不合适，我在脏话的使用能力上跟他不对称。
　　南方周末：你在关闭博客的声明《我的告别辞》中说：恶毒占了上风，占了上风的恶毒是什么样的？
　　白烨：恶毒，就是他一上来就骂，都是很脏的字。他比你晚辈，又比你横。你不能回应是因为你不能把自己的层次降低――首先不能把辈分降低，其次不能把学养降低，最后不能把语言降低，所以我觉得我只能保持沉默，这样他就占了上风。还有很多匿名的也一起恶毒，你在明处，他在暗处。有人前边骂你傻B，后边又有人跟着骂你老傻B，你说你怎么办？根本无法应对，他们人多势众，我惹不起也还躲得起。
　　南方周末：陆天明说，受过教育的人把网络变成了厕所，随便发泄自己的恶。
　　白烨：我有同感。过去我对网络没有深入了解，基本是肯定的态度，它目前确实是我们能拥有的最具表达自由的媒介。但这次遭遇之后，我觉得网络的自由是双刃剑。一些有才华的人，网络可以使他脱颖而出；对那些人性阴暗和性情恶毒的人，网络又是一个发泄的通道，他可以没有道德自律，不受规则约束，这也是可怕的事情。
　　南方周末：韩寒在他的博客中说，白烨比我想象的肮脏。面对你，韩寒显示出极强的道德优越感，他有一系列据说是证据确凿的指控。你接受他的指控吗？
　　白烨：我相信，比事实多没用，因为他无法改变事实本身。包括他说我不好，说他好，也完全没有用，因为最后时间会淘洗清楚我们彼此的真实面目。韩寒的道德优越感完全是一种假想，自我陶醉，他把自己想象得很优秀，把别人想象得很肮脏，都是很荒诞的事情。
　　我没有把它太当回事，因为都属子虚乌有。一位文友就曾给我边打电话边讪笑，说韩寒把你描述得面目全非，那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你了，太好玩了。我觉得，当你讲的东西不是事实的时候，实际上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它也许可以蒙混视听于一时，但不能遮蔽真实于长久。
　　南方周末：韩寒说，博客是关的，法院开着呢。如果你认为他讲的不是事实，是否认为自己受到了侵害？
　　白烨：我开始并不觉得他对我造成侵害。我只觉得他语言脏，但还没超出文学批评的底线，只是格调不高的文学批评。但后来他捏造事实谩骂攻击，我就觉得是一种侵犯。我找过律师，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个问题。
　　
　　我和“春天”没有任何关系
　　南方周末：韩寒把争论界定为“关于文学评论家是否干净和所谓主流文学的文坛有多迂腐”的争论。你觉得这是你们争论的核心吗？
　　白烨：这是他的一面之辞，他在不断转移话题。他后来谈到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转移话题，为骂人找理由。在我看来两人之间的龃龉，最多反映了不同代际人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的差异与错位。问题的核心在这儿。我觉得后来他是在偷换概念。应该说这个话题包含了一定价值，但是因为被不断地转移重心，并没有真正得到讨论。后来，他们基本上是为了把我设定成“坏人”和“恶人”，去罗织各种材料。
　　南方周末：韩寒提到你策划卫慧的《上海宝贝》、操作贝拉的《9・11生死婚礼》的炒作，这些事也成为你作为学者和评论家受到质疑的地方。
　　白烨：《上海宝贝》是我受聘“布老虎”策划后，组了丁天、卫慧、周洁茹等几位“70后”的稿子，意在通过年轻作者联系年轻读者，卫慧先写了出来，就先出了，随后还出了丁天的和周洁茹的。对《上海宝贝》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有多大的问题，只是觉得有些另类，也单薄一些，但感觉和语言都不错，作品对人们了解新的一代人有认识作用。这本书的被禁另当别论，从文学的角度看，仍然是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的。我不觉得这里边有什么别的问题。
　　南方周末：《9・11生死婚礼》“好莱坞百万美金购买版权”呢？有人说你和安波舜联手制造了一个国际谎言。
　　白烨：这个事情还在进行过程中，正因为我多了嘴才造成麻烦的。国外的出版合作一般是商业秘密，他付了钱以后要由他来说，你说就会有麻烦，我是因为提前说出来才造成后来的麻烦。因为这件事都还在弥补中，所以不能再说。它还没有完结。现在我不能确切地跟你说，它有，或者没有，原因是还在运作中。
　　南方周末：商业机密可以不说，操作过程也不能说吗？
　　白烨：这事是我在2003年间帮助安波舜做书时发生的。当时出了旅加女作家贝拉的《9・11生死婚礼》后，美国一家投资公司看好电影的改编，愿意高价购买，好莱坞某电影公司是协议中的第三方。此事因我不慎多嘴，造成了极大的麻烦，过早地泄露了商业秘密，使事情后来出现了很多波折，遭到了美国公司的批评，但事情本身是绝对存在的。这件事曾被人做了不少文章，安波舜为了回应外界的猜测，曾于前年在国际饭店专门召开记者见面会，在律师的见证下做了版权出卖的说明。此事应该去向安波舜了解，他是整个谈判过程中惟一参与和决策的人，连作家贝拉都不是很清楚。我在后期更不清楚了。
　　南方周末：“春天文学奖”是怎么回事？网上批评你在操控该奖的评选工作。
　　白烨：“春天文学奖”我连评委都不是，你说我能操控什么？我连投票权都没有。他们说因为我操控了“春天文学奖”的评选，使得韩寒几次没有被评上，这完全是凭空捏造。我与“春天文学奖”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奖是王蒙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设立的专门面向30岁以下的文学新人的奖项，我不是评委，没有任何介入。韩寒不能因为没有获奖而他又很在乎这个奖，就把这种怨恨发泄在我身上。韩寒一方面骂文坛是个屁，一方面又很在意一些奖，我觉得他是很矛盾的一个年轻人。
　　南方周末：韩寒还列举了蔡小飞自杀的假新闻，据说也跟你有关。真实情况是怎么回事？
　　白烨：大概在去年夏季，先是北京一个记者采访我，说有个叫蔡小飞的“80后”作者在天津跳楼自杀了，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他们可能是由于精神压力过大，经受不了什么挫折吧。过后，又有一个南京的记者采访我，问我认不认识蔡小飞，我说不认识，她说有人说他参加过5月份在天津南开大学的“80后”交流峰会，我说我也参加那个会了，如果他参加了也许见过。她在随后的报道中不无添油加醋地说我认识蔡小飞云云。过了几天，《新京报》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说，有关蔡小飞的消息是假新闻，我听了后很是愕然。就这么个事，怎么就成了我的事？我作为被采访者，从头到尾都是被动的。我怎么可能为这样一件事去有意制造假新闻，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至今觉得，这可能是什么人玩的一个圈套。
　　
　　有人把我“妖魔化”　有人把我“玄幻化”
　　南方周末：“80后”这批写手的表达具有文学性还是非文学性，一定要由评论家来肯定吗？
　　白烨：不是文学评论家说了算。文学评论家是在描述一种状态。因为你(“80后”)事实上跟文坛根本不搭界。
　　我说的“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写作还不具有文学性，不能看成真正的作家”，是指“80后”作者的作品都采用图书运作的方式直接进入了市场流通，而没有走进事实上存在的当下主流文坛―――以文学期刊、文学批评、文学评选、文学组织和文学活动联袂构成的文学领域。他们主要以网络的渠道、图书的形式，与学生读者构成了前所少有的互动，并适应了他们的需要。我讲这样的话，既有提醒“80后”作者不要被自己的作品一时的行销所迷惑的意思，也有提醒主流文坛要关注他们的悄然崛起的意思。可以说一直到现在，“80后”对“文坛”不以为然或不甚了了，“文坛”对“80后”也不以为然或不甚了了。我觉得我的这些说法，并不是在划线、定性，而是在描述一种事实。
　　南方周末：没有进入文坛的写作就不能有好的优秀的甚至杰出的写作吗？
　　白烨：只能说进入文坛才能构成主流，不进入也许就处于非主流，处于一种民间状态。当然身处民间状态的非主流作家也可能产生好作家。不是说你进入主流就是好的，不进入就是不好的。
　　南方周末：有人对你的身份表示质疑，认为你这样把握着重要批评资源的教职、公职的学者，文坛与市场通赢通吃，击穿了学人的道德底线。
　　白烨：这位作家文章内容我大致知道，他把我描述成一个文坛霸主的狰狞形象。我觉得他把严肃的批评当成了随意的想象。如果说韩寒是以所谓的道德问题把我“妖魔化”，那这位作家则是以所谓霸权问题把我“玄幻化”。
　　他提到的我的职称、职务与兼职，除了“博导”不是事实外，别的都属实。在当下文坛，具有这种职称、职务的还有许多人，我算不上是突出的，更谈不上有什么霸权。我惟一的权力是文学批评，而这样的权力持有者大有人在，我怎么能霸得住、又怎么能霸得了呢？我又依仗什么呢？我实在不明白他的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看法是怎么得出来的。
　　南方周末：你以书商身份利用公职资源从事个人出版业吗？
　　白烨：我不是书商。说实话，书商不是谁都能当的，他不只需要会策划选题，还要有擅长包装、宣传、发行、收款等全程运作的能力，而且还得依托一个工作室或文化公司。我只是有一些编辑经验，懂一点选题策划而已，别的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如果把介入选题策划都叫做“书商”的话，那就太泛化了。我以前在出版社工作期间，以编辑为主，以评论为副；现在则以评论为主，但也没有脱离图书策划。我觉得这种介入对我的评论有一定的好处，它可以让我比不介入的评论家提早和更多地了解文坛和文学的情况，同时与当下现状保持一种经常性的联系。我做“布老虎”策划和出版是在1998年，我做了3年。现在回想起那一段，我也觉得它是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呢？它是利用市场的方式做一个长篇小说的品牌，(过去的)“布老虎”的书现在拿出来看，我觉得也没有很差很滥的，我并没有觉得做这个事情让我很丢脸。
　　南方周末：评论家“收人钱说人话，收鬼钱说鬼话”能说是韩寒的偏激之语吗？
　　白烨：他说的收钱是指审读费吗？评论家收审读费是理所当然的，况且审读费与评论家的劳动不成正比。通常评论家阅读一部长篇小说，要收500元审读费，有的还不到500。审读费是对评论家劳动的尊重，你不能说白让人看，哪有那样的道理？有时候评论家是夜以继日，白天看了黑夜看，还要边看边思考。除了审读费，还有写文章的稿费，那都是出版业规定的报酬。韩寒还说我评“80后”，“80后”的人给我送钱。他们都是学生，有什么钱？有时候他们到北京，一起吃饭还是我埋单。韩寒的指控完全是先设定你是坏人，然后找证据，他的证据又是捕风捉影。如果他的证据是确凿的，在他指证我之前就有人找我了。
　　南方周末：反求诸己，在你的职业生涯里有没有做过错事？作为评论家你有没有悲哀的时候？
　　白烨：我觉得作为一个评论者，可能会有看走眼的地方，说错话的时候；我自己实际上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进步。我觉得我可能属于那种小错不断、大错少犯的一类人。但有些事情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比如做过《上海宝贝》这件事，在有些主流倾向的人看来，可能就属于一个显见的错误和严重的问题吧。
　　现在评论家尴尬的地方在哪儿？有时候你的批评会被市场化的炒作或者运作所利用。你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可他只挑对他有用的东西报道出来，或者印在书上。他是有选择地在利用你。你说了很完整的话，很一分为二的意思，在那里就看不到。这是一个悲哀。还有一个悲哀，就是一个作家在他不知名的时候需要评论家，当他知名了以后，他就不再需要评论家。他不再看重评论家。因为他的名气足以让读者知道他，不需要评论家再做什么。(采访内容白烨已订正，刊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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