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祭

1645 年农历四月二十五日，满清八旗军主力之一-“豫亲王”多铎部约二十万军队攻陷扬州，随即封锁全城，挥师对已放下武器的明军官兵、扬州和平居民以及所有非战斗人员疯狂屠杀，狂杀十日，到农历五月五日“封刀”。短短的十天内，八十多万人惨死在清军的铁蹄下，扬州城一片废墟，成为八十万冤魂哀哭求告的人间地狱。

中华文明的损失是惨重的，扬州历来是人才荟萃之地，大批各行各业的人才和技术熟练者惨遭杀害，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繁华的大都市就这样毁灭了；自隋唐以降，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千年历史文化名城就在这十天当中毁灭了。从此一蹶不振，至今，扬州市只是一个中小城市。

扬州大屠杀比南京大屠杀更加残忍，因为当时是冷兵器时代，被杀者往往要经受更大的痛苦。比起世界史上的几乎所有的屠杀，扬州大屠杀更没有道德底线：满清征服者一次性滥杀无辜数量巨大，“妇孺皆不能免”─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加以杀害。十三世纪蒙古军西征的屠杀，其暴虐程度至今仍震撼这西方史学者，但蒙古人制造的最残暴的梅伏大屠杀（杀人七十万），却执行了蒙古民族一条不成文的杀人规矩，即高过蒙古战车车轮的人才杀（不杀幼童）。

扬州大屠杀的杀人效率大大高于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满州人十天内杀人八十万，在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人六星期杀人三十万。这其中原因其实不难理解，虽然扬州大屠杀用的是冷兵器，但由于当时扬州城中的建筑几乎清一色是木质结构，清军纵火焚烧，烧一传十，期望闭门“避祸”的人大批的被烧死。屠城令的下达者是爱新觉罗.多铎，而屠杀政策的制定者是当时满清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摄政王多尔衮，屠城的参与者是：以多铎正白旗为主干的八旗军约十万人，满清在江淮一带收编的明朝降清军又十万人，共约二十万人，“扬州十日”里，平均每人杀死四人以上，杀人的领导者、指挥者和中坚力量都是满洲人，这，是当今那些否认满清罪责，把扬州屠杀罪责推到“汉奸军”头上满族极端主义者和崇尚清朝极端专制“盛世”的清剧迷们赖不掉的事实。

三百六十年前的扬州大屠杀不仅是中国人的大惨剧，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极端残暴的种族灭绝事件，是世界史上的人道大悲剧，是人类文明史上惨痛的、永恒的耻辱。事件本身，已经够可痛、够可悲了，然而更可痛、更可悲的是，在扬州大屠杀已经过去360年，大屠杀的元凶-满清政权已经灭亡九十四年的今天，中国人的主流意识没有从扬州人道大悲剧中吸取任何教训。

（一）入关前的满洲与满清入关的目的

（1）入关前的满洲经济社会--南迁的动力

南宋时期，女真人即不事耕作，金政府为了女真人的生计不断掠夺汉人的土地送予女真人，役使汉人为奴，使有金一代民族矛盾始终尖锐。金灭亡后，汉人怀着对金人满腔仇恨，将残留在华北的女真人无论男女老幼统统杀死。

明初，东北女真人的经济大体上处在“稍事耕种，以养马弋猎为生”的农牧渔猎混合经济模式；至明中叶，已是“屋居耕食，不专射猎”，处于向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的过渡时期。但是，女真人农业生产具有以下先天不足的弱点：（1）农业生产是粗放型的，对自然条件依赖程度很大，主要是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一旦自然条件恶化，（如酷寒的气候等）则直接导致农耕生产的衰退，他们只好迁徙，寻找适宜的生存空间；（2）用以发展农耕生产的生产资料（包括铁制农具、耕牛等）物质生产条件极度欠缺，全部*从明朝和朝鲜贸易输入或掠夺；（3）农耕生产经营粗放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有经验的劳动者，因此汉、朝农民也成为女真人掳掠的对象，沦为耕奴从事劳作；（4）农耕生产规模较小，粗放式的经营，因而，农业产量不稳定，加上手工业落后，这些都使得女真族地区的经济产品无法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生活资料亦需大量从先进的农业区输入。（《女真族的南迁及历史影响》，满族文化网，下同）

可见，处在向农业经济过渡期的女真人若没有先进地区的物质支持，经济根本无法发展，甚至无法生存。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如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输入大量的质量较好的生产资料；有经验的劳动者以及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都可因南迁得到满足。因此，经济的发展是女真人南迁的内在的、根本的动力。这也说明为什么建州、海西女真的迁徙方向始终指向南方先进的农耕区，而与之比邻的兀良哈（游牧经济）在同样的情况下却迁徙到阿尔泰地区。

（2）满清入关的目的和性质--“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沈阳无久居之势。”

努尔哈赤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了后金政权，制定了法规、官制及文字，并停止了向明朝政府纳贡。至此，两者由以前的臣属关系转变为两个语言、文化、制度、风俗都完全不相同民族的独立国家。

后金时期，女真人经济发展很快，但却出现了财政困难，物资欠缺，生活日益贫苦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女真人经济基础薄弱，二是连年征战，国库空虚，三是归附掳掠来的人口增多，导致自身生产无法满足消费的需要。而此时，明、金关系紧张，马市贸易中断，要缓解内部紧张的供求关系只有向外侵略扩张。努尔哈赤曾说：“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而后金夺取辽沈后，虽增加了土地和财富，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供求矛盾，所以皇太极又提出：“沈阳无久居之势。”---- 必须进驻中原。可见，三百年前，侵略者头目自己就把入关的目的交代得清清楚楚了，根本无需被侵略者替他辩护、粉饰，那样做其实是对满洲“圣主”的不恭敬！经济的发展是女真人南迁的内在的、根本的动力，而游牧民族固有的对武力崇尚使其往往选择侵略扩张这条掠夺性发展道路，加之明末中原的天灾、内乱和明廷的腐败又恰好给了满洲人一个难得一遇的机会。

对明帝国来说，满族是外族，不论臣属与否，入关就是侵略，是两个国家的战争。对于已经摆脱明帝国统治的满洲人来说，入关的目的就是为了谋求本民族的生存与更大发展，“灭流寇而安天下”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幌子。满洲人入关后，对汉人血腥屠杀、残酷压榨，而本民族则全民皆贵、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二百多年，人口增长了十倍，至清末在神州大地上几万万中国人的血汗已经哺育出了几百万条骄奢淫逸的寄生虫，实现了满洲民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这种历史性的飞跃是他们在寒冷的满洲不可能实现的，但代价却是几万万中国人被压榨、奴役，中华文明进程的延缓、滞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边缘。因此，满清入关与日本侵华目的、性质完全相同：拓展生存空间，谋求本民族更大发展的侵略战争和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只不过一个成功并统治了二百多年，另一个失败后退回了本土。

（3）始于关外的满清之乱--“几经离乱，东北诸民终于得以安定……”

1625年北中国早晨的太阳
映照着刚刚面世的盛京
有三分土腥
三分苦涩
当然少不了一股股满族传统的激情
当然，也少不了几许历史的忧愤
从马背上卸下帐篷
筑起十王亭
战刀闪闪掷地有声
站成雕龙柱
在努尔哈赤炽热的目光中
你骄傲地挺直了身躯
那时，连年鏖战的努尔哈赤很瘦很瘦
他的目光很瘦很瘦
你的身躯也很瘦很瘦
很瘦很瘦的你
却伸出剽悍的手臂
将一面黄艳艳的大旗
举过头顶
举过盛京
指向北中国之天
那大旗上有一行满文
呼啸的朔风边译边读
文天祥是英雄
岳飞是英雄
努尔哈赤也是英雄
皇太极也是英雄（--摘自沈阳日报2004年7月2日特刊・齐世明） “英雄”的义举：满清（后金）在与明朝争夺辽沈的战争中，其游牧民族的野蛮性已经暴露无遗。满清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在许多方志中对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有明确记载，无数中国和朝鲜的史料都有努尔哈赤攻入抚顺关后在辽东都司汉区内攻一城屠一城的明确记载。奴尔哈赤势力膨胀之后，大杀辽民，尤其在其统治晚期，辽民除少数逃回关内以外，关外的汉人险被奴尔哈赤杀戮一空（死难的百姓大约在三百万左右）！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来也没能制止此类屠杀。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外，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杀，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余人没为奴婢。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杀，三日搜杀，妇孺不免。中国自古就有杀降不祥之说，满清禽兽的凶残本性可见一斑。

“天下终将归于一统，”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手捋须髯，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被觉察的笑意，在他身后，似血的残阳映照着盛京皇宫正殿。“几经离乱，东北诸民终于得以安定……”（--摘自沈阳日报2004年7月2日特刊・记者常玲）

(二)甲申国难--一场地地道道的种族灭绝大屠杀 （1）
1644年5月，满洲人伙同蒙古人（数百年前两人各祸害中国一次，这次又携手并肩、卷土重来）及数典忘祖、丧尽天良、为虎作伥、残杀手足同胞的走狗汉奸- -汉八旗（据说其后代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享受政府的优惠改为满族；另据辽沈晚报报道，在辽宁省及海城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抢救、保护下，清代平南王尚可喜陵园的修复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在尚可喜安葬之地--海城市八里镇小新村整修陵寝，重建纪念馆、展厅。历经３年的修缮，尚可喜纪念馆、展厅已正式落成并对外试开放。）入关，随后华夏民族遭遇了继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难、蒙古之乱后又一次外族入侵的大灾难--满清之乱。60年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坚苦卓绝的抗战时期，郭沫若先生写了《甲申300年祭》一文，提醒国人勿忘国耻。今年，有良知的炎黄子孙也不会忘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屠江阴，血洗江南、岭南等等清寇犯下的滔天罪行。从满清入关到平定三藩，三十七年的屠杀，全国南北皆成废墟，直隶是“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素称“天府”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温江县.民政.户口），即使抗战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最惨烈的华北地区也未出现过这种凄惨的景象。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明朝人口高峰为一亿五千万人，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为八千万人（当时全国笼罩在血腥恐怖之下，笔者认为此数据不准。明末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三十七年的野蛮屠杀，使全国总人口估计减少了近一半。历史上其他外族大规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损失为：蒙古灭金、宋人口减少四成，约五千万人；靖康之难减三成，约三千六百万人；八年安史之乱剧减二至三成，约二千万；五胡乱华（含侯景之乱）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日寇侵华二千五百万人惨遭屠杀，但总人口未减少。可见，清寇的野蛮凶残连国人切齿痛恨的日寇也望尘莫及！历史上惨死于外族大规模入侵的中国人总计足有两亿人！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

（2）清军入关后的暴行--屠城灭种，杀人盈野！炎黄子孙的末日来临！

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与日寇绝无二致。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皇太极掠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运河之水变红！！！其手段之残忍、屠杀之野蛮、破坏之惨重远远超过日本鬼子之“扫荡”。其凶残不逊于乃翁，至于多尔衮，更是青出于蓝。

从顺治二年四月清军南下开始，满清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大肆烧杀劫掠之后，多尔衮又竭力抹杀汉族的民族意识，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的命令拉开了征服中国人的序幕。这是多尔衮代表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汉人激烈反抗，多尔衮则一意孤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汉人被迫改穿难看至极的满人服饰，使延续三千多年的汉族衣冠毁于一旦。与其说忠于明朝，不如说保卫中国人民族生存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等又以文天祥似的姿态在这一刻站立起来，民族的脊梁英勇反抗着外族侵略者和汉奸的联合攻杀。殊死搏斗后，于是其后就有了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尔后就是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苏州、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清寇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这些屠戮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样的血腥、残忍，都是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不过是没有专著记载而已，（你可去翻翻各地的方志），至今人们谈起多尔衮这个欠下我汉人累累血债的魔头仍切齿不已。南方一带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一个个被血海笼罩，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摧残殆尽，至少六千万人惨死，可能远不止此数，还有很多被掠为农奴。多尔衮实乃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屠夫。四川在明末遭受过张献忠的杀戮（有可能是地主阶级的污蔑、诽谤），清军进四川，杀的更干净，“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政府屠四川时张贴的公告！（日本人还挂出“皇军不杀良民”之类的幌子遮掩遮掩，满洲人连这都不用）。比如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清兵的野蛮、凶残可见一斑！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 “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满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连德、日****比起来，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