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怪杰辜鸿铭

 张家康

　    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各种新思想如潮涌动，各色新派人物也纷纷登场，整个校园充满活力，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是，也会常常出现这样一副不和谐的图景：一位老者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枣红长袍与天青褂，斑斑油腻浸染其上，脑后拖着一根又细又长的辫子，此人便是民国闻人、一代怪杰辜鸿铭。他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其异行怪言，常常出人意料，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归   宗

    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1856年7月19日，出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其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先祖约于清康熙初年移居台湾鹿港，后又于乾隆初年以劳工移民马来西亚。其曾祖父辜礼欢深得英殖民者的喜爱，并被推举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甲必丹（Captain）。他膝下有八男三女，其中较为有名的有辜国栋、辜安平、辜龙池等。辜龙池即是辜鸿铭的祖父，其子辜紫云即辜鸿铭的父亲，供职于牛汝莪橡胶园，勤劳刻苦，忠厚诚实，深得英国牧师布朗的信任，被委任为橡胶园的负责人。辜鸿铭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二等公民”的“贵族”之家。其母亲是西洋人。所以，他也自然烙下西洋母亲的印记，长得深眼隆鼻，脸部轮廓分明。他自小便聪明伶俐，很得布朗夫妇欢心，并收其为养子。

    约在1867年，布朗夫妇离开马来西亚，将牛汝莪橡胶园委托给辜紫云代管，并征得辜紫云的同意，把辜鸿铭带到苏格兰读书。那年，辜鸿铭也只有十多岁。在中国留学史上，其出洋留学时间之早，年纪之小，能与之比肩者，恐怕寥寥无几。这段经历给辜鸿铭平添了几份夸耀的资本，他自称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辜鸿铭最早在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又进入爱丁堡文法学校。这所学校以教授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而知名。他精通多国语言，其最初的基础概源于此。辜鸿铭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的高等学府留学，获得文、哲、理、工、神等多个学位。

    还是在巴黎大学时，一位老教授前来看望辜鸿铭。谈话中，这位教授对中国文明尤为赞赏，他说：“你们中国的《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通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所读到的是一些法文和拉丁文的翻译片断，虽然不全面，未能将《易经》的真价值全盘托出，但是《易经》哲学已经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归国后要深入研究《易经》。”这位老教授的话给他以极大的启发，自此，辜鸿铭像着了魔似的，到处寻找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从而确立起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道德基础的信心。他还在宿舍摆了个祭台，每日三次叩拜，祭奠自己的祖先。英国房东老太看辜鸿铭那副虔诚的样子，有意揶揄道：“你们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用你的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很不高兴地回敬道：“应该就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之声。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所孝敬的花香的那个时候吧！”

    1878年，辜鸿铭结束留学生活，又返回槟榔屿。不久，便受命到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工作。他虽然能领到不菲的薪水，过着优哉游哉的舒适的生活，可是心系中国，饱饫中国文化的雨露阳光，服务桑梓父老乡亲，才是他唯一的心愿。恰在此时，天假之缘，辜鸿铭与由印度回航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巧遇。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使辜鸿铭茅塞顿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青年时代即受西方影响，抛弃科举道路，致力于西学研究。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任过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通晓西洋的政治和学术，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谈了很多很广，然而其主旨不外乎中国文化。这次会晤，可以说影响了辜鸿铭的一生，以至到了晚年，辜鸿铭在回忆此事时，还是那么的意犹未尽：

    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了，但我并未进入中国思想文化深处，还仍遗留着“假洋人”习气。……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屿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这之后，他便在广州、云南、厦门、上海和香港游历。1884年7月，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上，知府杨汝澍与辜鸿铭邂逅。此时，他正与一位德国人用德语交谈逻辑学，其间时而插入英语、拉丁语，而且，他的中文也讲得十分流利。杨汝澍十分惊奇，回去后立即通过广东巡抚赵凤昌，极力向两广总督张之洞举荐辜鸿铭。而张之洞也正网罗天下英才，立即派人往香港邀请辜鸿铭。自此，他便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张之洞的外交顾问秘书。这一干就是二十余年。张之洞对他多有赞誉，尝语人曰：“鸿铭精神满腹，的是杰出之才。”他也谨记张之洞的知遇之恩，时常感怀：“余为张文襄（即张之洞，作者注）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

奇   才

    张之洞之所以礼聘辜鸿铭，所看重的正是其“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者也”。辜鸿铭的语言天赋，在近代中国可谓无出其右者。孙中山说：“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者，一个辜鸿铭，一个伍朝枢，一个陈友仁。”可见，孙中山对其英文造诣的佩服之深。林语堂的赞誉更高，称“其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出其右者”。辜鸿铭还精通其他语种，诸如法、德、俄、日文和拉丁、希腊两门古语。他正是凭借着非凡的语言奇才，向西方社会译介中国传统文化。其著作大多以英文写成，且完稿后，又多以拉丁文命名，那古色古香的感觉，对西方读者更有吸引力。所以，现代西方著名汉学者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凡提到辜鸿铭时，都一致推崇他的英文水平。

    1891年，俄罗斯皇太子与希腊王子结伴同游中国，他们一行来到武汉。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尽地主之谊，带着几个僚属前来迎接。辜鸿铭随同担任翻译。相见之后，俄皇太子用法语与张之洞交谈，而辜鸿铭则流利准确地予以翻译。随后，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俄皇太子、希腊王子一行。席间，俄皇太子又改用俄语，与希腊王子窃窃私语，对菜肴的卫生表示质疑。他们刚刚说完，只见辜鸿铭转过身来，笑着用俄语对他们说：“这些菜肴既新鲜又卫生，还望你们放心地尽兴尽量。”

    听罢，他们的脸上立刻现出惊讶之色。宴罢，张之洞掏出鼻烟壶嗅吸，希腊王子不知何物，情不自禁地用希腊语问俄皇太子，没想到，辜鸿铭立即翻译给张之洞听，并把鼻烟壶取来，递给希腊王子，又用希腊语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两位异邦“九千岁”当场片刻之间，听着一个东方人同时流利地操几国语言，顿时惊异得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后来，当他们得知辜鸿铭的强项还不是这些语种时，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俄皇太子在离开武汉时，郑重其事地向辜鸿铭发出邀请，盼望他有机会游历俄罗斯。俄皇太子还将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与辜鸿铭。武汉之行给俄皇太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逢人便说：“在武汉见张总督，那位翻译辜先生所通语言之多，是我遍历各国所难以找到的奇才。”

    还是在德国留学时，他的德文水平便在当地传为佳话。一次，辜鸿铭乘坐火车由维也纳往柏林，与他同车厢对面而坐的三个德国青年，看他一身东方人的装束，且拖着一条小辫，便对他挤眉弄眼，窃窃评论。辜鸿铭佯装不懂，顺手抄起一份德文报纸，倒着看了起来。这下好了，那几个洋青年立即起哄：“瞧，这个土里土气的中国佬，竟然把报纸都拿倒了，还装得像真的似的，哈、哈、哈……”在一阵阵的嘲笑声中，只见他慢腾腾地挪起身，悠闲而又庄重地吐出一串字正腔圆、正宗地道的德语：“德国的文字太简单了。不倒着看有意思吗？不要说如此简单的东西，就是你们的圣人歌德的《浮士德》，我也能倒背如流。”他还真的背诵起歌德的语录来，以教训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洋青年。那几个洋青年已被羞得无地自容，火车一到站，便赶紧溜之大吉了。

    他通晓多国语言，却从来不以为然，而最看重的还是汉语。他说，世界上最为伟大的语言有三种，一是汉语，一是希伯来语，一是古希腊语。当有洋人苦于汉语难学，出现畏难情绪时，他便好言相劝：“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是不易学到的。”而当有洋人批评汉字繁难落后，为野蛮符号时，他便勃然变色，予以驳斥：“汉语乃心灵的语言，不像西方的语言那样，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儿童最易学会就是证明。你非难汉语，正是因为你所受的西方教育，忽视心灵开发的后遗症。说了你不要不高兴，以你这样愚顽不化的脑壳，要想学好汉语，那才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哩！”

    说到辜鸿铭汉语的大有长进，必得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清末大儒沈曾植。初为张之洞幕僚时，辜鸿铭的汉语水平很低。凭着自己的语言天赋，辜鸿铭刻苦自修，好歹能读通儒家典籍。一天，沈曾植来张府贺寿，一向倨傲的他，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前去讨教。高谈阔论许久，沈曾植却一言不发。辜鸿铭好奇地问：“先生为何沉默不语。”沈曾植回答说：“你说的话我都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由此，辜鸿铭暗暗发下恒心，以二十年时光读中国书，“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二十年时光弹指一挥间，功夫不负有心人，辜鸿铭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终于精益求精、融会贯通了。

    还有人说，辜鸿铭凡所居住过的地方，都能说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如厦门话、广东话、上海话、北京话，张口即是，与当地人毫无二致。这种语言天分，实在令人钦羡。

醇   儒

    醇儒这一雅称，还是著名的金石学家罗振玉所赠，辜鸿铭当之无愧。辜鸿铭服膺儒学，甘愿做儒家文明的信徒，对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情有独钟，如痴如醉。戊戌政变发生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由北京怏怏南下，来到武昌，慕名前来会晤辜鸿铭。在谈到儒学时，伊藤带有情绪化地问道：“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似乎孔孟之道已经不适于当今时代。这种说法，辜鸿铭岂能接受？他立即侃侃而谈：“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在他看来，儒学乃万世不易的法则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怎容妄自置喙。

    还有一次，辜鸿铭的洋朋友宴客，宾客中只有他是中国人。大家都互相谦逊让座，最后还是推辜鸿铭居首座。酒畅淋漓之际，自然谈到中西文明的问题。辜鸿铭尊崇儒学已是闻名京城，于是，有人便有意挑起话题，以活跃宴席的气氛：“老辜，我们知道你是尊孔的，请你告诉我们，孔子之教到底有什么好处呀？”

    辜鸿铭端起酒杯，慢慢地呷了一口，笑呵呵地说：“孔子之教不就在我们身边吗？刚才大家你推我让，不肯坐首席，那便是孔子之教啊。倘若都不谦让，像西人那样搞所谓竞争之法，你看看，那会又是怎样呢？那么，我们一定要等到优胜劣败决定后，方可入席举箸。那样的话，我们的这顿美餐，恐怕是很难吃到嘴！”这番形象而生动的孔教说法，直让洋朋友们听得哑然失笑，颔首称是。

    他之推崇中华文明的程度，已近乎偏激，其嬉笑怒骂，常有惊人之论，伶牙俐齿，可达借古论世的目的。当时，戊戌改良派以西方的制度和理论，作为中国维新图强的依据，倡立西方的议会制度。对此，辜鸿铭极力反对，认为“中国士子不知西洋乱政所由来”，并以自己在西方的经历，用中文写成《西洋礼教考略》、《西洋官制考略》、《西洋议院考略》等数篇论文，探究西方礼教官制，指出中国比西方开化得早，且礼教官制早已形成体系，并指出西方议院的种种弊端。他说，自孔子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没有议院，不也是好好的吗？他甚至认为，西方的所谓国会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早在三国时，我华夏便已有国会，君若不信，请看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那就是一篇《国会请愿书》：

    武侯谓后主曰：“诚宜开张圣听”云云，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伪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云云，即是请立宪。盖西洋各国当日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得平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不如无国会矣。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立宪也；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故吾曰：武侯之《前出师表》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

    辜鸿铭说，美国人博大、质朴，但缺乏深奥；英国人深奥、质朴，但又不够博大；德国人深奥、博大，但缺乏质朴；而只有中国人具有深奥、博大和质朴的秉性。所以，一个外国人哪怕他是个很有学养的汉学家，也不能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真正的中国人”。他坚持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儒家的仁义道德所建构起来的， “中国所以不需宪法，一则因为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为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的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之上”。中国人可以用毛笔精确地书写，便可说明中国人的理智，毛笔自然没有钢笔尖利清楚，也很难运用。但是，一当学会毛笔，便会轻重如意，浓淡适宜，比钢笔所写出来的字更加美观动人。

    辜鸿铭弘扬儒学的所有努力，使他在欧洲很有声望。辜鸿铭的著作多见于英美各国的图书馆，一个在祖国遭受讥讽和冷落的学者，却在欧美等物质发达的国家备受欢迎和推崇，确实是件令人很费思量的事情。德国人对他尤为青睐，认为象征东方文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印度的泰戈尔，一个便是中国的辜鸿铭。在德国一些大学的哲学课上，辜鸿铭的著作被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学生有不懂辜鸿铭的，则不能参加哲学讨论。有的学校还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辜鸿铭在国外已化为一符号，所象征的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