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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2 共 2 孤 忠 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已成汹涌之势，而西方列强又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慈禧以其惯用的两面派伎俩，本想投机于西方列强与义和团之间，然而，就像一个外国人所分析的：“倘若她不想被义和团的浪潮所淹没，她就必须浮在这个浪潮之上――要使浪潮不至于消灭皇朝，就必须把它转向洋人。”因此，她一方面借义和团的力量对付西方列强，同时也借外国人的力量消灭义和团；另一方面又派心腹荣禄暗中保护驻京外国使馆，并用谄媚的面孔向外国声明：这次中外开战，全是意料外的事情。所以，清政府已向外部切实声明，要严密保护外交使馆，对于义和团乱民，要“相机设法自行惩办”。慈禧还肉麻地向列强讨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慈禧满以为机关算尽，可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没曾想洋人也不是傻瓜蛋，竟一鼓作气攻击京城，慈禧也如丧家之犬，带着光绪等走上凄凄惶惶的逃亡之路。 这种视国事如儿戏的做法，当时便受到很多中外人士的批评。康有为便屡有文章揭露慈禧，指出慈禧是肇其祸端的元凶。辜鸿铭历来恼怒康有为，见其攻击慈禧，自然予以辩驳，竭力为慈禧开脱罪责。他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巧为辞令，以致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把中国内乱外患的罪责，说成是“皆由康党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所致，甚至把慈禧再次训政，发动戊戌政变，说成“中国本以孝治天下，皇上自请训政，乃名正言顺之举”。 辜鸿铭把中国内乱外患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康有为，指出，如果不是康有为变法维新，抨击慈禧仇视向西方学习，并进而袒护义和团的排外活动，西方列强不可能会对慈禧“猜忌不满”，自然也就不会有如此惨痛的结局。如此牵强附会的推理，也只有辜鸿铭做得出来。 辜鸿铭甚至肉麻地吹捧这个专权女人的“盛德崇功”，历数太平天国起事以来，全国十多个省局势糜烂，不可收拾，并认为，时又值咸丰皇帝去世，慈禧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勘乱平祸，保持天下太平，“惟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为证明慈禧的大功大德，他还将慈禧有失君德的权术，给抖露了出来。当时朝中权贵大臣分为两个阵营：一为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一为徐桐、李秉衡、刚毅等，两派争争吵吵，互不相让，而慈禧却驾驭有术，使他们都能各得其所，人尽其材。他由此赞叹：“多么智慧的驾驭，多么宽广的胸襟！在用人行政上是多么精明和老到，多么不同寻常！” 辜鸿铭告诉外国人，“皇太后不仇恨西人，不固执旧法”。为化解西方人对慈禧的误解，他搜索枯肠地举出三条证据：一、1861年与英国议和以来，中外相安处事；二、近来，慈禧两次召见公使夫人，待以优礼，“以示中外一家之意”；三、让朝廷知晓外国情形，谕光绪学习英文等等。这些都是慈禧“不仇视西人之证”，而慈禧的垂帘听政也是“出于万不得已耳”，因为“中国所以系赖者，唯皇太后耳”。他辩解说，义和团之所以专与外国人为难作对，是因为“西人欲干预内政，有请皇太后归政之说”。义和团的行动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的“忠君”、“尊王”精神的体现。在满朝都斥义和团为“匪”的语境之中，唯有他义正辞严为义和团辩说，甚至还为之讴歌，这也正是辜鸿铭的特殊之处。 民国建立后的第六年，辫帅张勋抬出宣统复辟帝制，辜鸿铭欣然参与其事。当时，辜鸿铭负“调停江浙之责”。当他刚行至天津，便被兴兵讨逆的段祺瑞阻回北京。张勋勃然大怒，破口便骂：“你有负委托，何面目来见我耶！”从不看人眼色的辜鸿铭连连顿首道：“鸿铭该死，乞大帅宽恕。”帝制复辟终是一场春梦，然而，辜鸿铭的尊王忠君的意识却是深入骨髓。迨至晚年，他倒遇到一件刻骨铭心的隆恩，那就是废帝宣统在养心殿单独召见他，并与他一同用膳。一向妄自尊大、出言不逊的狂夫，却感动得战战兢兢，语不达意。这一切，令在场的宣统的洋教师庄士敦都大为诧异。而辜鸿铭对自己的效忠清室，有着如此的解释： 我的许多朋友嘲笑我，认为我对满族王朝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之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之目标的忠诚。 狷 介 辜鸿铭的青春岁月是在西方世界度过的。曾饱经白人世界的冷遇，这种精神压迫的反作用力，使他尤为赞美中华传统文化，仇视所有崇洋媚外的思想。还是在张之洞幕府工作的第一天，辜鸿铭在一份致外国人的商务公文中，看到把中国货写成native goods（土货）时，顿时沉下脸来，将native改成Chinese。他说，native有蔑视的成分，非洲、美洲、澳洲的土著可以用native，我华夏文明古国所产货物怎能以native相称呢？应当堂堂正正地标之为Chinese goods（中国货）。同事中有人提醒说，native goods习用日久，乍一改写成Chinese goods，洋人难以接受。辜鸿铭不听则已，听了后更是恼羞成怒，瞪着眼睛斥道：“积非成是，奴隶思想！就算抚台把它改成native，我照样要翻译成Chinese goods。” 1917年7月，他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古典文学。在课堂上，他常常借题宣讲和发挥中国的传统文化。当年的北大学生阎震瀛回忆说，他常常教我们翻译四书，又教我们念英文《千字文》： 音调很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人之初》也有英文本。他说：《人之初》一书，里面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有关人生哲学问题，与法儒卢梭的论调相同。什么“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曰水火，金木土……”是物理化学。什么“三纲五常”，又是伦理学；什么“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论、天文学等。 辜鸿铭把英国诗分为国风、大小雅，凡所授的英国作家作品，都要找出一个对应的中国作家作品，以比较中西文化。比如，他把密尔顿的长诗Lycidas比作洋《离骚》，把杜甫说成是“中国的华兹华斯”。他要向学生树立这样的信念，那就是华夏文明优于世界上所有的文明。这种盲目自尊的心理，在辜鸿铭的身上已发挥到极致，以致变为蔑视和捉弄洋人之嫌。 1921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来华游历，因慕辜鸿铭大名，便派人送了张请柬，约其相会。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一直过了多少天，毛姆才弄清楚了，原来辜鸿铭在摆谱。于是，又派人送去一封信，说尽客气的话，要求前来拜访。这才满足了辜鸿铭的虚荣心，他才答应接见毛姆。毛姆来到辜家刚一落座，他便很不友好地说：“在你们看来，中国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来。”毛姆知道他在为“请柬”而生气，接下来的谈话更是不中听，什么“英国人不适宜研究哲学”，欧美实用主义哲学是实用主义者“最后的逃避所”，以及欧美欺压中国、歧视中国人、破坏中国传统文明等等。辜鸿铭说起来滔滔不绝，毫不顾及礼貌，好像他所面对的不是外国友人，而是蹂躏华夏文明的罪魁祸首。而更绝的是，毛姆离开时，他竟主动起身润笔挥毫，以诗相赠，其中的一节是： 令人羡慕的年华转瞬不在，
你已然失去了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
和你青春全部诱人的神采。
唉，我不爱你，
即便你爱上我，我也无心再爱。 回到英国，这首诗翻译过来后，毛姆才恍然大悟，辜鸿铭哪里是在赠友人诗，分明是在戏谑自己，因为那是一首狎妓诗。看着这首莫名其妙的诗，毛姆耸了耸肩，摊开双手，无奈地说：“无疑的，这是毫无理由的，当我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我吃了一惊。” 如果说辜鸿铭的排外心理曾鼓噪他戏耍洋人包括洋名人，那么，他对那些自己所认为的输入异端邪说的中国人，就不仅仅是戏耍所能解恨的了。一次，辜鸿铭在宴会上与素昧平生的严复、林纾等相会，觥筹交错之间，便又发奇论：“如果我有权在手，必定杀严复、林纾二人。”严复眯缝着眼，笑着不搭理。林纾便相问：“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愿足下念同乡之谊，刀下留人吧。”辜鸿铭疾言厉色道：“严复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一般青年就侈言恋爱，不知礼教为何物。不杀此二人，天下将不会太平。” 面对西风东渐的强劲势头，这样一位狷介而又不入流的斗士，真正地感受到了形单影只的凄凉，担忧华夏文明能否传承下去，儒学文化会在年轻一辈中后继无人。他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为的正是警示青年人不要崇洋媚外、厚今薄古。 现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比实体伟大、卓越。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 怪 谲 1930年，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称其为“中国怪人”、“疯老头”，并对其“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 那条“象征性的发辫”使辜鸿铭尤为得意，他曾经大言不惭地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拖着这条辫子走街串巷，自然遭到一片物议。可是，他倒如秋风过耳，若无其事。他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民国初年，很多人剪掉辫子后喜欢戴上顶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有个外国人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脑后的辫子剪掉呢？”他立即反诘：“你为何非要在下巴留有胡须呢？”一句话噎得洋人无言以答。 其实，他是大清子民中最早剪辫子的人。还是在苏格兰读书时，他的女友喜爱他的又黑又亮的辫子，不时拿在手中把玩。为讨好漂亮而又喜爱的姑娘，他竟将父亲的叮嘱置之脑后，“咔嚓”一声剪下自己的发辫赠与女友。他的荒唐而又可笑的举动，除却保守的文化信仰外，实则就是胡适所分析的是性格使然。他要“立异以为高”，显得处处与众不同。所以，有人作过这样的推测：“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想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 弗兰西斯・波里还亲历了一件令自己难以忘怀事情。一天，几个美国夫人请辜鸿铭去茶室相会。她们都知道辜鸿铭公然为纳妾辩护，有意要和他理论理论。夫人们义正词严，争先恐后，批评纳妾的落后和不人道，勇敢地为中国妇女争辩。辜鸿铭却跷起二郎腿，一声不响地听着，当碧眼黄发的夫人们口燥唇干时，辜鸿铭缓缓地站了起来，将五只茶杯依次摆在茶壶的四周，只见他习惯性地眯着眼睛，干咳了一声：“夫人们，你们看见了吧，一把茶壶可以配四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刚才还口若悬河的夫人们，顿时也哑口无言了。 辜鸿铭此论一出，也就麻烦事接踵而至了，女子尤其是西方在华女子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纷纷向他下战书。好在辜鸿铭倒能沉稳应战，且谬论更是怪谲离奇和荒诞不经。据说，也是在一次洋人的宴会上，一个胆大的德国太太又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且以更泼辣、更富有挑战性的语气说，一夫多妻不如一妻多夫好。辜鸿铭摸了摸下巴，不停地晃着脑袋：“于情不合，论理有亏，对事有悖，于法不容。”说着还笑盈盈地询问：“夫人，敢问你们平时代步是洋车还是汽车？”那位德国女人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据实答道：“是汽车呀。”他又不紧不慢地问：“汽车有四只轮胎，请问，府上备有几只打气筒。”“那当然只有一只啦……”那位德国女子的话还没说完，所有在场者都已笑得前仰后合，而辜鸿铭却扬长而去。 辜鸿铭还有一大雅好，那就是醉心于女人的三寸金莲。此癖由来已久，他的正室夫人淑姑，就是因为拥有地道正宗的三寸金莲，所以，尽管他移情日本小妾吉田贞子时，依然能颐指气使，一言九鼎，就是凭着身有丈夫须臾不可离之宝物也。他对此还有一番高论： 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 传说辜鸿铭每每写作遇有阻碍时，便会大喊：“淑姑，快来书房！”深知丈夫怪癖的夫人会应声而至，坐在他身旁，任凭他将一对小脚放在手中揉揉捏捏，拿到嘴边嗅嗅闻闻。只消片刻，他便来了精神，伸个懒腰，深深地吸口气，立即神思泉涌，下笔千言，妙文佳作，倚马可待。 有人回忆说，一天，辜鸿铭到高姓学生家做客。席间，一位年轻的丫头给他倒茶续水，那个丫头长得平平常常，只是那对金莲实在可人，而它所散发的浓浓烈烈的 “异香”，更令辜鸿铭陶然心醉。在学生家的几天，他对这个丫头赞不绝口。那位高姓学生心领神会，以为先生欲讨去做姨太太。于是，过了几天，高姓学生让这个丫头梳洗打扮，干干净净地将其送到辜家。老辜一见到这个丫头，就像瘾君子见到鸦片那样，立刻把丫头领入卧室，把她的一双小脚抬至自己的鼻子下，使劲地嗅吸，可就是嗅不到那股“异香”。霎时间，他兴味索然，变色道：“把她带回去吧！”高姓学生和那个丫头都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究竟什么地方开罪于老先生呢？后来回到家中，前前后后地仔细思量，才弄明白，千错万错，全错在洗脚也。 他的这种怪癖，世人多所诟病，只有他的福建老乡林语堂似以回护，大意是说：“人生必有痴，必有偏好癖嗜。没有癖嗜的人，大半靠不住。而且就变为索然无味的不知趣的一个人了。”所不同的是，他与辜鸿铭恰恰相反，喜爱大脚“天足”。他赞美赤脚的快活灵便，轻松自如，“至于无声无臭，更不必说”。毫无疑问，林语堂比辜鸿铭更爱清洁，其“癖嗜”也更文明得多了。 穷 途 五四运动爆发后，辜鸿铭公开跳出来激烈反对，甚至在日本人办的《北华报》上发表文章，诅咒学生运动。他违背了自己所一贯鼓吹的春秋大义，将中国的事情拿到 “夷人”报纸上说三道四。有学生把这些报纸拿到课堂，当面向他质询：“辜先生，你所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后很欣赏，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到底是何道理？”这下，学生们可击中他的要害，只见他铁青着脸，将眼珠瞪得大大的，用手不停地敲打着讲台，哆哆嗦嗦，闪烁其词：“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新文化运动如狂飙兴起，秋风扫残云般地卷席传统文化。面对风起云涌的新思潮，他终究是孤独无助而又渺小可怜的。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924年10月，辜鸿铭应日本汉学家的邀请，正式到东京讲学。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既爱国而又对日本情有独钟者，算来唯有辜鸿铭。他深知自己已被新时代永远遗弃，恢复东方文化的希望在中国已经破灭，而日本则是自己所有希望之所在。他说： 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不容于中国，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国汉唐文明，卓立于当世，惜后为夷狄所蹂躏，仅在江浙边域，犹残存宋代文明。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袭以全国之日本，却完全继承唐之文化，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是以极期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 他对日本的特殊情感，不仅仅表现为是对日本文化理念的认同，其中还有另一奥秘，那便是对其日本爱妾吉田贞子的思念之情。去世多年的吉田贞子仍然令他魂牵梦萦：“吉田贞子，她是日本武士的姑娘。日本女人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像日本女人那样的贤妇。”这种思念之情，使他对日本民族和文化产生了亲和感。在日本军国主义肆虐东亚的背景下，辜鸿铭还天真地幻想，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能和平共处，共同复兴东方文明，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儒家文明的富强之路。他在日本期间，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巡回演讲，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滨松等地举办多场讲座，所讲内容为：《何为文化教养》、《中国文明史的进化》、《日本的将来》、《东西文明异同论》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真谛》等。 辜鸿铭在日本很受礼遇，很多地方请他去作讲座，大东文化学院还聘请他为临时教授，讲授文化比较和语言学等课程。大东文化协会还聘请他为比较研究部部员，研究的课题有：《政治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什么是民主？》、《纲常名教定国论》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等。辜鸿铭认为日本之成为东亚强国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学习了西方的技术，而更重要的是坚持了儒家的精神。辜鸿铭尤为看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所包括的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韧等封建道德，被他称之为中夏精神。“中夏的精神在被夷狄侵犯以后，离开了中土。但中国文化的道德却留在了日本，日本的武士道正是这一点。” 辜鸿铭对日本所彰显的军国主义倾向虽然也有所警惕和批判，然而却是苍白无力的，甚至是天真幼稚的。他奉劝日本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万万不可走欧洲军国主义之路，以致扰乱东亚秩序。至于日本何以发展成为军国主义，他强词夺理地说，那正是日本近年来“西化”的结果，西方社会好战尚力的弊病传染给了日本。“人们常说日本是军国主义，把日本军国主义化的不正是欧美吗？”他还糊涂地把日本入侵中国，比作是兄弟阋于墙，是自家内部的矛盾。这也就难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把辜鸿铭的言论编成《辜鸿铭论集》，大肆宣传，使其成为他们“大东亚文化建设”的理论根据之一。一个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善良动机，竟会遭到如此残酷无情的戏弄，这难道不是辜鸿铭的悲哀吗？ 辜鸿铭把日本当作复兴东方文化的一块绿洲，谁要是哪怕丝毫的浸染，他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回击。一次，辜鸿铭在东京上野公园散步，看到一对青年男女手牵手与自己擦身而过时，猛地用日语叫道：“日本危险！”他讨厌所有西方的时尚，把当时剪短发的摩登女郎叫“短毛贼”，并且说：“现在的摩登女郎（modenr girl），日本报纸也有译modenr，作‘毛断’，我认为这译名，可以望文生义，译得异常恰当。因为现在的摩登女郎都流行着剪发，剪发就是毛断，毛断便成摩登。太平天国的兵民，人家都称他做长毛贼，现在的摩登女郎为什么不可以称她为短毛贼呢？” 1927年，中日关系日渐恶化。况且，辜鸿铭的听众也日渐稀少，这块“绿洲”也嫌他聒噪而使他成为多余。晚秋的一天，辜鸿铭带着惆怅和遗憾，悄然而孤零零地回到故国。次年4月30日，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辜鸿铭的床上还放着儒家典籍的讲稿，可见他对东方文化的爱之深、忧之切。当时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发了这样一条简短的报道： 辜氏所患原肺炎症，历时已月余，遍经中西医诊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他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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