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拉萨――变与不变的圣城

　　◎李鸿谷

　　从格尔木出发，跨越唐古拉，进入西藏，我们的目的地之一，当然是拉萨。

　　拉萨。几曲河(拉萨河)南岸。82年前，“衣服褴褛”的法国人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上了渡船。这位56岁的老妇人，被再一次制止“我那种哼一首庆祝胜利的得意洋洋的歌曲之愿望，即使以一种低声的喃喃自语也罢”。从云南出发，8个月的西藏探险，她的目的地，当然也是拉萨。不远的拉萨，在大卫-妮尔离开渡船之际，显示了这样的“神迹”:“突然间，晴朗的天空被搅得天昏地暗，一股强烈的风暴骤起，尘土飞扬。我在撒哈拉大沙漠曾见过西蒙暴风(干热风)。这股可怕的‘干燥飓风’使我产生了又返回到大沙漠中的一种强烈印象。在风暴中，有些模糊不清的影子与我们相遇，那些把头脚快要弯在一起的人，以袍子的长袖或下襟掩饰其面庞……”三次被拒绝，没有拿到进入西藏腹地旅行批文的大卫-妮尔，最终化妆成女朝圣者，或者说，一名乞丐，她在到达拉萨之际曾得意地说，“没有任何人怀疑有史以来有一名西洋女子能出神入化地欣赏禁城”。

　　晚年的邢肃芝(洛桑珍珠)在回忆自己从西康德格走了71天，到达拉萨的时刻(1937年)，以一位佛教徒的平静说道，“到达的第二天，到拉萨河痛痛快快洗了个澡”。

　　大卫-妮尔到达的那个年代，“拉萨最独特的现象之一，就是大街小巷以及一切露天地上，到处充斥着成群结队的显然是无主的流浪狗”。英国探险家亨利・海登与西泽・考森在他们的日志里记录，“也许是常见的为了一根骨头而引起的吵闹;也许是什么也不为，只是出于对黑夜的一种莫名的惶恐，一只狗叫了起来，立刻便会引起全城几百只狗扯着嗓子狂叫的巨大回应”。

　　或者仅仅因为行程的艰难，那些早期到达拉萨的域外人所体会到的神奇与独特，对于现在的出行者，渐渐只成为想象？在更早一些时候，英国人彼得・霍普柯克写道:“直到14世纪，当一位方济会的旅行家弗雷尔・奥德里克声称他曾步履艰难地到过那里，西方世界才第一次获得有关西藏的描述……西藏边界的封锁丝毫没有阻止住那些外国人。他们一心一意要抵达那里，有时他们把他们的名誉寄托在抵达西藏，如有可能抵达圣城(拉萨)上面。不久，它就成了不同国家的旅行者之间为获得第一个进入拉萨的荣誉之争。”

　　事实是，大卫-妮尔回到法国后，“法国人如同对待女英雄一般热烈欢迎她”，“当时的法国总统加斯东・杜梅格也成了她的崇拜者”――当大卫・妮尔又草拟一次新的探险计划时，“总统办公厅详细询问了她需要多少款项并做了一份概算表”。80年后再来看大卫-妮尔那本引起轰动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公允地说，西藏与拉萨，只是她个人传奇的背景。同样，对于现在的出行者，大卫-妮尔以及那些为“荣誉之争”的外国探险家，又成了有待超越的背景。

　　真实的西藏，传奇的拉萨，在那些探险家提供了足够丰富的传奇版本后，法国藏学专家石泰安对这块土地给予了确凿的空间(地理)描述:“西藏地域的旧址基本划分是，南部是喜马拉雅山麓弯曲的弧形地带，这一地带自西向东依次由尼泊尔、锡金和不丹所占据，最后与阿萨姆(印度)、上缅甸和云南的交界处接壤。在西部，这一弧形地带一直延伸到克什米尔和巴尔蒂斯坦;再偏北，便蜿蜒到吉尔吉特以及喀喇昆仑山。在北部，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把西藏与新疆分隔开了，而后者除了一些有人栖身的绿洲之外，便是戈壁大碛。最后是东部，西藏与甘肃走廊接壤，那里是从中国中原到新疆的必经之地，它还包括青海湖地区。”按此地形，那时候，从任何方向进入西藏，或许都是艰难的。在1962年出版的这本藏学名著《西藏的文明》里，石泰安描绘西藏:“由于山谷的走向和条条山脉的重叠，同时也是由于纬度和相对海拔高度，所有这一切使西藏地区产生了一系列的小气候和悬殊甚大的地域环境。”

　　布罗代尔历史研究的“长时段”――“内层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可历时千年，所呈现的时间最长，漫长得令人完全不易觉察。”即使宗教，美国人J.M.肯尼迪也论证，“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气质与环境的问题”。在如此的空间(地理与环境)里，西藏以及拉萨，石泰安在开始叙述他的“西藏的文明”前提问:“它在时间(历史)方面如何表现呢？”

　　 1936年随英国使团抵达拉萨的斯潘塞・查普曼所记忆的拉萨:“布达拉宫给人这样的印象，它不是由人建造的，而是长在那里的，与周围的环境极完美地结为一体。它恰到好处地缺少一棵大树或是一座高山那样的匀称美，但是这种显而易见的漫不经心的芜杂先是突出了红色的中央，继而突出了宫顶金色的亭阁，于是人们的目光被自然而然由不重要之处引到了它的精粹所在，人们的目光和心灵都被牵去了。”这座城市，这个建筑，“布达拉宫代表了藏族人的精华。它具有一种桀骜不驯的尊严，这种尊严与其周围粗犷朴实的大地完美地融为一体;它还独有一种迟钝麻木、一成不变的特质――似乎在说，‘我在这里已有几百年了，我将会永远呆在这里’”。

　　奇怪的是，有着“桀骜不驯尊严”的布达拉宫，在其建造者、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自己编写的回忆录里――这本耗时10 年，副题名为“云裳(意即不加任何遮盖使人看到他一生的真实情形)”的书里，却仅仅只留下几句:“1643年，林麦夏仲提出应在拉萨的布达拉山修建一座红色白色相间的规模巨大的城堡，将格鲁派的色拉寺和哲蚌寺连成一线，使格鲁派在拉萨的防御稳固可靠。1645年动工，五年后竣工。”与我们选择格尔木南下的线路相反，1652年3月13日(清顺治九年)，按藏历的说法，这一天是大阳与轸宿相合之日，一个吉日，五世达赖喇嘛带着3000人的随从，翻越唐古拉山，一路往北往东，于次年元月15日与顺治皇帝会见于北京南苑……传奇的五世达赖喇嘛与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一样，真实改变了西藏的时间(历史)。

　　西藏与拉萨文明与传奇的起点，研究者与那些举着小旗的导游们选择的时间与事件并无分别:文成公主与尼泊尔赤尊公主成就了大昭寺与小昭寺。更神奇的是，藏僧记录的传说是，佛教在松赞干布的高祖拉脱脱日年赞时传入西藏，故事说一日从天上降下一个宝箧，内盛金塔、经书、咒语等。薰奴贝《青史》说，这可能是印度人带来的东西。不过，中国藏学专家王森对此传说以及松赞干布与佛教关系持谨慎态度，他说:“这些佛教经典法物与两位公主的信佛，对吐蕃王室没有发生真正的影响。”被称为藏传佛教“前弘期”的这一时段，真正有价值的是法国藏学专家戴密微利用敦煌写本(2672号与P.4646号)细梳而成的《吐蕃僧诤记》。汉僧摩摩诃与印度僧侣莲花戒就禅宗问题的大辩论――被戴密微相对清晰地勾画出来。

　　意大利藏学专家图齐的断然结论是:“藏传佛教教理问题，15世纪末才形成其最终面貌。”这一时段，一般研究者根据印度的传统分类法，将藏传佛教分成18个派别。在此期间，创立格鲁派的佛教大师宗喀巴与其他教迥然有别，中国研究者陈庆英称:“这个教派不再像其他教派那样将自己的祖师们归结到印度佛教大师，而是完全以自己力量创立教派。”细溯渊源，属于西藏山南地区的五世达赖喇嘛家族(穷结家族)，其祖上曾出资为格鲁派兴建扎什伦布寺。

　　神奇的故事底因――研究者探明的事实是:宗喀巴大师圆寂，格鲁派的领袖人物师徒传承七代后，宗喀巴弟子根敦珠巴在扎什伦布寺创立了活佛转世系统――他也在圆寂后被追认为第一代“达赖喇嘛”，之后第五代，即为阿旺罗桑嘉措。图齐那本被翻译成各种文字的藏学名著《西藏宗教之旅》，描述当时“介入当地政治生活并主导着其历史，形成了整部吐蕃史，使之在离心力与统一愿望之间徘徊”众多的教派，“五世达赖最后结束了内讧，恢复了统一，从而使整个西藏地区不仅被置于同一俗权之下，而且也被置于达赖喇嘛个人的最高权威之下”。有意思的是，在五世达赖喇嘛时代，另一活佛转世系统――班禅转世亦被建立起来。

　　在西藏空间里的千年时间故事，看起来未必能够被那些彰显自虐与艰辛，并由此获得荣光的探险家们所能发现与传播。而在那些达赖喇嘛们的心灵世界里，正如他们的传记所显示的那样，俗界与俗世，这座城市――拉萨，即使如布达拉宫，并不重要。

　　那些秘密，或者只藏在那些传奇藏人的内心。

　　拉萨踏古：变与不变的圣城

　　想准确记录拉萨历史几乎不可能，藏族学者说:因为吐蕃灭亡时期史料散落，拉萨早期历史成为空白;而佛教复兴时期的藏文历史书多的是高僧大德的传记，并不是一座城市的历史。

　　不习惯藏文神秘典籍的我们，最早是从西方游客的记录中认识这座城市的:1936年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在《圣城拉萨》中记载的这座城市并不是一座皇皇都城，而是围绕大昭寺发展起来的，聚集着僧侣、信徒、贵族、乞丐的小城，斯潘塞・查普曼描述的这座仅3平方公里的小城充满市民气息，而这座小城所吸引他的，正是某种庄严的神圣:“当一缕阳光在布达拉宫金色屋顶上闪烁时，你会激动不已。”

　　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向往，或许就在遥远的神秘背后这种纯洁的神圣:因松赞干布的两个妃子带来的佛像而发生，因15世纪藏传宗教的复兴而发展，1409年，宗喀巴的传昭法会又使这里再次成为信徒中心。尽管现代化已经给这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并没有改变，它仍然屹立在神圣的纯净之中。

　　记者◎王恺

　　大昭寺前20米:不变的拉萨

　　拉萨的中心，在长达1300多年中，一直是大昭寺。

　　16岁的曲多从家乡那曲来到大昭寺，共走了三个月零八天，他记得清楚，因为他上过小学，知道怎么算日子。“我们很多西藏人记不清楚数字，上过学的也有很多弄不清楚，但我的数学和藏文都很好。”他说。

　　但他实在是太瘦小了，16岁看起来最多像10岁的孩子。他从家里偷跑出来，到大昭寺转经，这是藏民最仰慕的转经线路。在拉萨，围绕大昭寺共有三条转经路线，呈同心圆而放大:第一条在寺内围绕文成公主随身携带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第二条围绕大昭寺的八廓街，第三条围绕林廓路，而第三条路线，其实是围绕藏族人心目中的拉萨一圈――尽管现在拉萨已经扩大了很多倍，但在藏民心目中，还是那个有大昭、小昭的只有3平方公里的圣洁之城。

　　曲多比起一般来转经的人更要虔诚，一般藏民磕长头只在大昭寺前，寺前20米空间已经被磕出了很深的痕迹。而曲多是每天在八廓街上磕长头，两块木板被摸得发黑发亮，转一圈下来，厚厚的棉背心已经能拧出水来。他换上另一件背心说:“磕长头很舒服，心里特别安静。”与一些四处游走的喇嘛、老人一样，他并不拒绝别人的布施，有时一天下来，能得到30元。曲多并不在意钱多少，他有可能在下一刻就把手中的钱布施给别的孩子。

　　1936年来到拉萨的英国使团成员斯潘塞・查普曼在他的游记里记载:“拉萨的乞丐非常多，他们并不认为乞讨是不好的行为，有些人甚至以为，劳动是可耻的。”

　　其实，斯潘塞・查普曼只是看见了表面，大昭寺的喇嘛尼玛次仁告诉记者，在西藏，布施者和乞讨者都是相信轮回的佛教徒，他们布施时想的是，今天我给你，明天就是你给我，所以双方都坦然。

　　转经目的，是为家乡人健康和中国人的健康，曲多诚挚地说:也包括你。上过中学的曲多能说很流利的汉话。在他看来，花费半年来转一次经是必然之事――结束后，他将回家继续上高中，“我的梦想是考上西藏大学”。

　　1300年前，文成公主那尊“最神圣的”佛像并没有这样的待遇。文成公主来到拉萨河谷的时候，大昭寺所在地是一片沼泽，她住在黑色牦牛毛编织成的帐篷中，随身携带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只能放在柳树林中，“用帷幕围起来”。西藏博物院原馆长赤烈曲扎说，并不是没有准备好接待这位唐宗室之女，而是当时的吐蕃王国保留了游牧民族习惯，不同季节有不同居所，“住在防风雪的牛毛帐篷里是最自然的事情，而整个藏区，很多地方有文成公主遗迹，说明当时他们也是不断搬家的”。

　　而文成公主之所以来到拉萨，“因为拉萨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点，正是一个发展中的王朝所需要的”。学者张世文说。

　　传说中，松赞干布是在一个晴朗的夏日，在拉萨河谷沐浴时才发现这个地方魅力的。

　　大昭寺是应尼泊尔赤尊公主之请修建的，最早的大昭寺供奉的是赤尊公主所带来的佛像。藏族史书中，关于大昭寺修建有众多传说，最著名的是文成公主按五行学说，为了镇代表藏区地形的魔女的心脏，其实这是汉族风水初传入吐蕃时的反映;另外就是，松赞干布有无数化身，都来帮助建寺，“有一天被赤尊公主发现了，手中斧头落下来，把大昭寺里的狮子塑像的鼻子弄平了”。大昭寺里的狮子塑像是印度和希腊文化结合的产物。

　　“之所以有这么多传说，是因为吐蕃王朝最有名的信佛者就是松赞干布和他的这两位王妃。王朝灭亡后，已经基本上没有史料证实当时的情况。而11世纪佛教在西藏复兴，人们又用佛教观念重建了松赞干布形象，也把他称为法王，弘扬佛法的两位王妃也获得空前的尊敬，种种神话就加在他们身上。”西藏社科院民族所的巴旺解释了大昭寺的修建何以没有信史，而只有无数传说的原因。

　　巴旺说:“文成公主嫁过来3年，松赞干布就早逝了，之后的30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这30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只从后来的一些高僧传记中发现，唐时走唐蕃古道到印度取经的一些和尚受到过她的接待。”在赤烈曲扎看来，文成公主是个“才女”，她背后是整个唐朝高度发达的文明，她的才华逐渐吸引了松赞干布，慢慢疏远了“娇女”赤尊公主，在文成公主帮助下修订了吐蕃的政治文化制度。这不过只是一种判断，没有任何史料依据。

　　金城公主嫁到吐蕃时，大、小昭寺的两尊佛像才对换了位置，按照后人不负责任的猜测，可能是因为想对这位唐公主有个交代，“毕竟是她的长辈”。但是据研究，金城公主嫁来的情形并不美好――指定给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她被迫和别人成婚，但她一直努力促使吐蕃和唐修好，非常不容易。

　　大昭寺自兴建后，香火越来越盛，香火最盛时，天竺、唐朝、孟加拉各国僧人都前来朝拜这两尊佛像。但是从9世纪中叶始，随着吐蕃崩溃，这里不再是政治中心，加上灭佛的朗达玛封闭了整个寺庙，大昭寺彻底败落。直到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创立传召法会，大昭寺才再次兴旺，成为拉萨三大寺举行法会之所。 1936年，斯潘塞・查普曼这样叙述他对大昭寺佛像的印象，“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佛像”，“整个佛身上镶嵌着无数宝石，是1000年来信徒长期供奉的结果”。

　　在大昭寺的118名喇嘛中，尼玛次仁的外表非常平庸，39岁头发就已经花白了，脚上的凉鞋也非常破旧。但是一开口，就明白他为什么被称为“博士”了，因为在北京上过大学，所以他的口才非常好。

　　“文化大革命时的大昭寺，一半成了猪圈，另一半是屠宰场。那是拉萨的第二次浩劫。”在尼玛次仁看来，第一次浩劫是吐蕃王国末期的朗达玛灭佛，但那次并不像文化大革命，把这两座庙完全破坏了。

　　尼玛次仁那时刚刚出生，他听父母告诉他，当时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被剥走了一切珠宝，脸上的黄金也被刮走，显得黑洞洞的，“最可惜的宗喀巴奉献的法冠，上面嵌满了宝石，也彻底不见了”。而小昭寺的佛像则被拦腰截断，后来是班禅大师带人四处寻找，在北京找到佛头，在拉萨一个工厂找到了下半身，才恢复了原样。

　　大昭寺佛像被恢复后，西藏信徒们又迅速供奉了大量珠宝，最大的绿松石足有巴掌那么大。有些很穷的牧民把家传唯一的红宝石也拿出来，“他们觉得换钱花是不道德的，应该奉献给佛像”。

　　尼玛次仁更喜欢见的人是从牧区来的“爷爷、奶奶”，按照他的说法，他们受佛法教化，懂的道理比他这个上过大学的还多。看见他们在寺前磕长头，他说:“他们真是大乘佛教信徒，虽然没上过学，企求的永远是人类的健康和和平。”

　　事实上，不止牧区，拉萨市区也有众多信徒来这里奉上酥油――每天来这里花两块钱给灯里添油，但尼玛次仁告诉记者，现在的酥油不再是牦牛油做的洁白的了，不知道掺杂了什么。当年的酥油点起来没有烟，味道像“在草原上一样”，现在却有很多烟雾，“据说都是劣质油”。

　　大昭寺每天有多少信徒前来？没有明确的数字，但是，寺前20米却是白天黑夜都挤满了人。在牧民们不忙的冬春季，这里无法驻足，“虽然后来不断地扩建大昭寺广场，到现在还是装不下所有人”。尼玛次仁说。后来市政府划了黄线，只准在线内磕头，“没有必要嘛”。尼玛次仁说。

　　上世纪20年代到拉萨的法国女人类学家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来这里时，发现地面已经被磕头者磨深了，往寺里走的时候，她被浇了圣水，之后也给了她一些圣水。大卫-妮尔描述的那个圣水施舍的地方现在还在，黄色类似茶水的冰凉圣水被浇到从远处而来的人们头上，藏民说，这是药水。洗头并且洗涤心灵。

　　来自四川甘孜州的小喇嘛旺吉10岁就开始学佛法，今年已修行10年，记者见他时，他正在大昭寺门口念经。“才300遍，要念满1万遍才能进大昭寺。”在他看来，白度母化身的文成公主带来的佛像是不能轻易走近的。

　　而曲多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猴子，他说是他朋友，白天转经时候，他把猴子寄放在一个四川人开的小饮食店里，晚上再和它一起玩。

　　几个四川妇女走过来，她们在此地做生意已经很多年，抱着她们收养的一个藏族女孩，她们给曲多一块钱，说保佑小女孩能考上大学。曲多笑笑，汉人和藏族人的企求是如此不同。大昭寺前的20米空间，其实是具体观察藏族佛教文化的最好地方，尤其是和那些远道而来的转经者一起坐在黑油油的地上时。

　　黄房子:达赖六世的情诗

　　英俊的康巴人泽朗王清站在罗布林卡的大幅壁画前，这幅创作于19世纪初的壁画描绘的是拉萨八廓街街景，和我们现在看见的八廓街差别不大――壁画中，他所租赁下来的黄房子就在街的东南角上，和现在位置一样――门前挂着藏式茶馆牌子，“我也成为传说的一部分了，感觉非常美好”。他说。

　　按照藏族文化，黄房子不是寺庙，就是高僧大德之人所到之所，而世俗的八廓街怎么会有这样的黄房子？这还是因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存在。

　　80年代是康巴人大举来西藏的日子，“因为拉萨人远不如康巴人会做生意”。王清于是成为拉萨人。1997年，本来做广告生意的他从几个美国女孩手中接下了八廓街上的这家西餐馆，“她们经营状态一直不好”。接下来，他才知道，这里曾是传说中六世达赖、著名的诗人仓央嘉措会情人的地方。而现在，在他努力下，内部装修完全藏化，这里已经成为拉萨最时髦的西餐馆，来拉萨的旅游者几乎都会去一次。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史料特别稀少，按巴旺的说法:“因为神秘，所以后来加给他的故事更多。”虽然学术界对他的生平没有定论，但基本事实是，他生逢复杂的政治斗争，而有着诗人灵魂的他并不适合参与这样的争斗。

　　吐蕃灭亡，经几个世纪沉寂，经宗喀巴到五世达赖时期才逐步复兴。第一个掌握西藏政教的五世达赖继承了松赞干布的传统，令人扩建布达拉宫。拉萨人的说法是，拉萨的很多发明和创造都要归功于“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

　　五世达赖去世后，他的亲信桑结嘉措密不发丧，清政府追查后，他才奉早已认定的转世灵童仓央嘉措(时年15岁)坐床，自己继续掌控政权。而仓央嘉措无法在政治上施展才华，选择了经常性逃离布达拉宫，在民间写作。传说往往从他的诗歌而来，比如他入夜会情人，在大雪上留下脚印，“保不保密都一样”。再比如他穿着金边儿的衣裳去会他的情人，“她皎洁的面庞，好像十五的月亮”。

　　仓央嘉措晚上去过的房子，被刷上了黄色，“传说中百姓是靠他身上自然散发的香气认出他来”。8年的拉萨生活，他写下了无数情歌，他后来被代表清廷的拉藏汉召集各寺活佛以“不守清规”为名妄图废黜。巴旺说:“也没有成功，但他后来在被召去北京途中病故，不过藏文记载他并没有死，而是在青海、蒙古等地传教。甚至去过中原，这也是布达拉宫唯独没有他的灵塔的原因。”

　　王清说:“我的小店叫玛吉阿米，就是根据他那首情歌取的，‘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的月亮，玛吉阿米的脸庞，浮现在我心上’――不过汉语翻译完全没有他的诗的神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