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还原司徒雷登的可敬一面

记者 徐百柯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人，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及校务长、美国驻华大使。

　 这是一个奇怪的洋人：他在中国大大地有名，在自己的祖国却默默无闻。自从伟大领袖“钦点”之后，他的名字就成了声名狼藉的代称。

　 “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一语断定。

　 1949年8月2日，这位73岁的瘦高个老人，黯然离开中国。8月1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的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该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从此，“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嘲讽的对象。

　 然而，历史学者林孟熹告诉我们：“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父亲是美国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但他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回到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邻里小孩嘲笑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1904年，年轻的司徒雷登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开始从事传教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大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宣布罢课。学校里的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而未南下的学生与中国教授们坚决不许开课，双方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他是绝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的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抗战期间，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曾被囚禁近4年之久。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员的冰心这样赞扬自己的校长：“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据近年披露的史料，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前夕，曾与中共高层秘密接触，甚至计划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事宜，但最终被召回，未能成行。

　 不论司徒雷登当时的政治倾向如何，但他在那个历史转折关头，力图避免使中国与美国乃至西方完全隔绝所作的努力，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毛泽东讽刺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知是不是“一语成谶”：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晚年寂寞而悲凉，被国务院下“禁言令”，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终因患脑血栓，终成半身不遂与失语症。

　 他的遗愿之一是将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但这一心愿未能实现。

　 2005年1月3日下午，记者在未名湖畔看见，一只寒鸦掠过临湖轩。那是当年司徒校长为年轻教员冰心和吴文藻主持婚礼的地方。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由他起步

　　传教士草创名校，司徒雷登迎难受命担任第一任校长

1941年时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少年时与全家的合影，中立者为家中长子司徒雷登。

　　一个各界心仪的校长人选

　　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出生在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在南京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春秋。自1905年来他在中国传教的成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也就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筹划酝酿已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之后的命运会与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然而在当时的另一些人看来，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的燕京大学的最合适人选，则已经是非司徒雷登莫属了。

　　当年美国“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史庇尔（RobertE.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 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1）

　　一项忐忑的受命决定

　　尽管并非心甘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2）他的许多朋友，也认为那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即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享利。卢斯的父亲）却对他表示了支持，但他同时提醒司徒雷登，在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位燕京老教师的回忆中体会哈利。卢斯博士的提醒的深意。包贵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师）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博士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3）

　　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且这个任务跟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请，但同时约定：他不管经费的事情。

　　一所“分文不名”的大学

　　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那时候，“五四运动”结束不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还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6月8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地跑上大街欢迎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

　　这样的尴尬跟司徒雷登即将面对的困难比较起来显得微不足道。虽然一开始曾经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是他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后来他的回忆录里，他回忆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没有办法发展。

　　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回忆，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100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4）怪不得司徒雷登头疼，也怪不得司徒雷登抱怨：“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5）

　　一个保留至今的新校园：燕园

　　他看中了清华大学堂对面的一块地，然后显示出自己非凡的交际能力

　　司徒雷登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下开始募捐资金。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也要和对方交为朋友，以便之后燕京大学的道路能够更加顺利。不过，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则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

　　如今美丽的燕园还在，只不过已成为北京大学的校园。司徒雷登是怎样找到了这个地方？又是如何把它变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6）

　　司徒雷登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

　　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交际能力，结果，这位督军仅以六万大洋的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为奖学金。

　　一次世界级联姻：哈佛燕京学社

　　他一手促成的与哈佛的合作，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司徒雷登的本领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募捐上和寻找校址上，否则，他仅仅称得上是燕京大学的一位精明的管家，而不会成为它的灵魂人物。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就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刘、洪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等等，则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

　　司徒雷登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一席话下来，出了一身冷汗。“（7）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段情形，是在他通过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而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见面之后。但是司徒雷登的冷汗没有白流，那位律师终于答应给燕京大学五十万，不过却要在一年之后，因为他要确认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

　　一年之后，司徒雷登再次见到这位律师，他还没有说话，律师就提出要实现诺言，不过，律师“变卦”了，因为他给燕京的不是五十万，而是增加了一倍―――一百万。司徒雷登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趁机提出燕京发展的困难，并把款项要求提高到一百五十万，不过这次律师答应得比第一次就爽快多了。以当时燕京大学的实力，能够和哈佛这样当时在世界处于一流位置的学校联合，司徒雷登也不免有些自得。他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8）

　　（待续，见本报明日“个人史”版）

　　本报记者陈远

　　注释

　　（1）、（4）韩迪厚：《司徒雷登传》，原载于香港《南北极》月刊1976年6、7、8月号。

　　（2）、（5）、（6）、（7）、（8）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实现了的梦想》。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3）包贵思：《司徒雷登博士传略》（冰心译）。原载《燕大友声》二卷九期，1936年6月24日

　　■小传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家庭，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并跟随母亲学习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知识。1887年回美国读书，1899年司徒雷登进入神学院，加入了“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组织，1902年被按立为牧师。

　　1904年回到中国，学习汉语，跟随父亲到中国许多地方布道。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1918年，前往北京担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1946年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1949年离开中国，1962年在美国去世。
别了，司徒雷登别了，校长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4年12月10日10:12・
 

追忆燕京大学之一：司徒雷登（下）　　

带领燕京大学闯过重重风浪，出任大使铸成人生转折　　

　　■后半生留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被日军囚禁了四年。图为司徒雷登在囚所的留影。

　“抗战”胜利，司徒雷登重获自由。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和他曾有过会面，之后周赠给他一个五彩瓷花瓶。

　　1946年，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强力举荐下，司徒雷登正式出任大使。

　　1949年8月，司徒雷登回美国时在机场的留影，之后他被美国政府冷落。

　　声誉顶峰，人心所向

　　他对政府发了抱怨，蒋介石立即就为他在南京安排了一次讲演

　　由于燕京大学的成功以及它的影响，司徒雷登在中美两国的声誉也在上个世纪中叶达到了巅峰。有一件事特别能够体现燕京大学以及司徒雷登在当时中国的影响。1935年，那时候的燕京大学已经享誉国际，但对于当时的一些政府部门来说，它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有一次司徒雷登对此发了抱怨，蒋介石知晓之后，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安排了一次讲演。那次演讲，蒋介石临时有事未能参加，但是在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二百人出席了集会。在这次演讲中，司徒雷登把燕京的种种状况介绍给当时的官员，以至于此后的燕大毕业生在应聘政府职员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不得不对他们青眼有加。（9）

　　司徒雷登对学生更像是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尝试努力做到这一点。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那所他的朋友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就在未名湖畔，冰心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很快这座庭院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 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让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

　　宽容学运，风起云涌

　　他说，如果燕大学生没有去请愿，那说明他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对于当时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司徒雷登表现出了比很多大学校长更大的宽容。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

　　司徒雷登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时，学生们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校长，担心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但是，大会上校长的话让他们感动地热泪盈眶。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10）

　　要知道，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也正是在燕京大学这所美丽的校园内最先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

　　风雨如晦，与狼周旋

　　抗战爆发，日本人要求燕大聘请日籍教师，接受日本学生，他对此只是阳奉阴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大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但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学的校友、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 “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

　　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了时代的声音。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曾经对司徒雷登说“……久仰！

　　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11）

　　日本人对于燕京大学并非没有觊觎之心，他们一直寻找种种借口要求燕京大学聘请日籍教师和接受日本学生，对此司徒雷登只是阳奉阴违。为了堵住日本人的口舌，他聘请了一位日籍教师―――考古大师鸟居龙藏，一个反对日本侵华的学者。

　　在后来燕京大学被日寇关闭、燕大师生被赶出燕园的时候，他站在学校门口，向燕大师生鞠躬致歉，因此得到了燕大人尊重和日本人对他一年的软禁。司徒雷登也曾经答应招收日本学生，但是要求他们必须经过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在北京沦陷时期，没有一个日本学生能够在考试中获得及格而被允许进入燕京大学。

　　日军施威四年铁窗

　　虽然预料到美日之间会爆发战争，但是他没有想到日本宪兵会到他的下榻之处去逮捕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方面的反应。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早晨，早已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对此，侯仁之先生在多年之后曾经撰文回忆。

　　司徒雷登当时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借住在英商汤生公司。据当时在汤生公司工作的燕大校友杨文泉回忆：司徒雷登之所以不住饭店的原因之一就是饭店当时住客复杂，特务很多。（12）一向关注国际变化的司徒雷登虽然曾经预料美日之间会爆发战争，但是他显然无法预料日本宪兵队会到他的下榻之处去逮捕他。就这样，司徒雷登被日本人押到北京，成为阶下囚。司徒雷登被捕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司徒雷登，这恰恰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决定在需要他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再释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师生被营救出来之后，司徒雷登又独自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刚进监狱的时候，司徒雷登受到了审问，但是日本人一无所获。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被允许看两份报纸，一份是北京出的英文报纸，一份是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到1945年春天，《大阪每日新闻》开始时有时无，最后终于完全停版了。这证明美军对日本的轰炸发挥了威力……”（13）

　　不过四年的监禁生涯，司徒雷登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利用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后来，司徒雷登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写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

　　出任大使晚景凄凉

　　1949年8月，他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成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

　　1946年，司徒雷登做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在他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在某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突然发现了相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他的即席发言中，他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他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不过，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对此则有不同回忆：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请教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陈芳芝回忆，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14）

　　但是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这段大使生涯让他感到心力交瘁。因为这段大使生涯，司徒雷登得罪了他过去的朋友蒋介石，以至于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时，当时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请示蒋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冷漠地回答：不必了。甚至他昔日的学生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据林孟熹回忆：1948年五六月间的一个下午，燕大的学生代表在临湖轩就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与司徒雷登交换意见，气氛剑拨弩张，因为燕大过去给他们的教育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在那里，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了，到美国后中风卧床不起。

　　在他身边的，只有过去一直支持他的秘书傅泾波，傅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恐怕也只有他，能够体会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凉。

　　本报记者陈远

　　注释（9）、（11）、（14）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10）马绍强：《回忆司徒雷登二三事》，载于《燕大文史资料》第十辑。

　　（12）杨文泉：《司徒雷登在天津被捕经过》，转引自《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13）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转引自《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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