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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的口袋----记我的日本父亲母亲
红妆木兰
12岁时，我和日本少年合唱同台演出，不是因为歌唱得特别好，而是因为我能说标准的普通话，那时在四川，找一个说标准普通话的小姑娘并不容易。我是小报幕员，穿着一身红，脸也涂的红通通的。演出结束后，认识了一个日本小男孩，他的名字叫阳介。我们开始通信，语言不通，我们画画，后来上了初中就用最简单的英语。就这样好多年过来了，直到有一天他说我可以去日本留学。那时我刚高中毕业，成绩中等，好大学是考不上的，因为一直喜欢唱歌跳舞，考进了人民艺术剧院成了演员，由中戏的老师指导学习表演。2年中，我渐渐感到自己的才能和条件有限，将来只能是个龙套，前面的路一目了然，就决定了去日本，那年我刚 20岁。 到了阳介家才知道家里正忙着准备姐姐千里的婚礼，2天后就是婚礼了，我因为刚到，不能参加，就让我看家，客厅里堆满了贺礼，后来才知道那铺了一地的带金线的信封里面全是礼金。 家里孩子很多，4男一女，除了小儿子阳介之外，女儿出嫁，其他的孩子都成家立业，各自有住处，阳介也在东京念大学，家里就只有我和二老了。我也叫他们爸爸妈妈。 到日本一个星期后，就开始在一所昂贵的语言学校学日语。别的中国同学都忙于半工半读，我却丝毫没有经济压力，因为阳介家人负担了所有。回家后吃完晚饭就和爸爸妈妈一同散步，妈妈摇晃着胖胖的身躯走不快，爸爸是体力活的出身，所以步伐敏捷，妈妈常常被我和爸爸甩在后面。后来才知道爸爸其实2年前作了胃癌手术，身体还很虚弱。我们一边走路，一边聊天，日语也就这样一天一天流畅起来了。 很顺利的，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我考上了国立大学，学费全免还有一点奖学金。不能再白吃白住了，我开始在一家距离家自行车30分钟远的乌东面条店当跑堂的。每天工作四小时到晚上10点钟，爸爸怕我晚上回家不安全，就让我带上警报器，一旦遇见歹人就拉响它，可惜我一次也没用过。虽然工作辛苦，但是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总能看见妈妈温暖的笑容和热乎乎的饭菜等着我----妈妈总是在我到家前10分钟把鱼烤好，把菜热好，这样一直到我工作离开家。我把每月挣来的钱交给爸爸，爸爸不收，妈妈知道我心里不好受，就让爸爸每月收下2万日元。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2万日元连最便宜的公寓也租不到，而我是住在大多数日本人梦寐以求的豪宅。 我开始谈恋爱，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妈妈总是等着我，一直到我回家才肯睡觉，一次到了半夜3点钟，我蹬着自行车到了山坡下，（家在山坡上）在路灯下看见一个胖胖的身影，妈妈不放心一直走下了山坡，那段路很长啊。她一看见我先是高兴，接着就沉下来：“爸爸生气了，现在正在客厅里等你呢。” 大学4年级的时候，开始找工作，当时日本的经济很不景气，很多公司都倒闭，裁员，我又没有一技之长，没办法，只好留在学校里念学位，正郁闷的时候，居然被选为Miss **,是迄今为止的第一个外国人。一下子有了好多意想不到的机会，各种社会活动纷至沓来，也有机会结识一些达官显贵，我开始有点飘飘然了。妈妈看在眼里，她一边为我高兴，收集所有有关的报道，整理电视里的录像，一边开始为我担心。妈妈说：“你看那田地里的稻谷，颗粒饱满的时候，都静静的垂下头，弯下腰；只有那麦穗，哪怕颗粒不收也随时随地的趾高气扬。” 爸爸妈妈都是战后不久从岛根农村来到城市，一贫如洗，家里贫寒，只能念到中学毕业。爸爸辍学后，当了涂刷工，他的手艺有口皆碑,加上人品端正，越来越多的工作，便开始独立办起了自己的涂刷公司，妈妈除了养育5个孩子，公司里担任财会，每天还要做20多个工人的便当。“二人同心铁变金”，凭着苦干和正直，公司越来越兴旺。就是这样，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起点，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始终铭刻在心，当年就是同乡的一句话：一夫（爸爸的名字），一起去城里找活干吧，呆在这农村里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爸爸走出了农村，现在那个同乡碌碌无为，但是却始终被当作家里的恩人。 大学院毕业时，一家大公司录用了我，我被派到大阪工作。临行前，兄弟姐妹全都回家为我送行，酒席散后，又只剩下我们仨。我正坐着，恭恭敬敬行了大礼，感谢多年来的养育之恩，我们都哭了。第二天上新干线时，爸爸交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让我上车以后再看。车开了，我打开信封，是我这几年每月交的2万元，分文未动。 在大阪，我开始严重的想家，妈妈也突然的了怪病，腿上长了大疮，还发高烧。我急忙赶回家，很奇怪，两天后妈妈就痊愈了，连医生也连声称奇。 后来我来了美国，爸爸妈妈每年来看我，我和妈妈同床共枕，总是手拉着手，妈妈经常夜里悄悄抹眼泪，和我的生母一样。我知道，我们母女心灵相通。 阳介和我有缘相识，但是无缘结为眷属，这是爸爸妈妈最大的遗憾，我们都认为这是命运。
在日语里，男人们爱把母亲称作口袋，我的日本妈妈，是那温柔包容的大口袋，我的日本爸爸则是那背负这口袋宽广的背脊，他们带着我走过了人生最美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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