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北京
  易中天

　北京的气派，一言以蔽之曰“大一。”
　　北京并不是中国惟一的大城市。除北京外，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天津、成都、武汉、沈阳等。但这些大城市，不管是论人口，还是论地盘，都比不上北京。惟一可以和北京“较劲”的是上海。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且，随着浦东的开发和建设，地盘也不见得比北京小。更何况，上海的“大”，还远远不止于此。比方说，它是（或至少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金融中心、工业基地、商贸市场、利税大户，甚至全国最大的文化城和人才库。建国前上海的报刊和出版社之多，建国后上海向外地输送技术力量之多，可都是全国第一。正因为上海如此之“大”，所以才被称为“大上海”。在中国，有几个城市的市名前曾被或能被冠以一大”字 也就是上海吧！
　　然而，上海再大，也“大”不过北京。上海还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个“大”字，才成为“大上海”，北京却大得根本不必自称什么“大北京”。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北京”这种说法的？没有。北京人不这么说，外地人也不这么说。可见在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实在不必添此“蛇足”。这可真是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国惟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难怪“大上海”在“不大”的北京面前，也不敢“装大”。一般地说，上海人都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却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上海作家王安忆就说得更绝。她说就连北京上海两地的风，都有大小之别。“刮风的日子，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似的，不动声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气却变成颗粒状的，有些沙沙的，还有，天地间充满着一股呜声，无所不在的。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行道树的枝叶也在乱摇。当它们从两幢楼之间挤身而过时，便使劲地冲击了一下，带了点撩拨的意思。”（《两个大都市》）
　　的确，北京不管怎么看，都让人感觉比上海大。
　　首先是“容量大”。初到北京的人，几乎无不惊异于它的容量。那么大的广场，那么宽的街道，那么多的空地方，该可以装多少人哪！上海虽然也大，但却太挤。不要说拥挤狭窄的街道里弄，便是人民广场，也显得挤巴巴的，好像人都要溢出来了，哪里还能装下什么东西？所以有人说，到了上海，除了看见看不完的上海人以外，什么也看不到。
　　北京就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北京虽大却不挤。北京的交通虽然也堵得厉害，但最拥挤的地方也仍能给你开阔之感，便是最不起眼的“四合院”（当然不是现在看到的），也疏落有致、颇多空间。老舍先生说：“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周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这是说得十分地道又十分在理的。北京和上海（浦西）城市建设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寸金之地的上海，首先考虑的是尽可能地利用地皮节约成本，而满不在乎的北京，则“透气孔”特别多。景山、北海、什刹海，天坛、地坛、日月坛，陶然亭、紫竹院、龙潭湖、玉渊潭，哪个城市能有这么多公园哪！甚至你根本也用不着上什么公园。过去自家的小院，现在小区的街心，就足够你遛弯儿、会鸟儿、练功夫、找乐子的 住在这样的城市里，不管怎么着，也不会觉得“憋气”。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北京固有的“兼容性”。
　　这一特点同样体现于建筑。北京，可能是中国城市中建筑样式最多的一座。城池宫殿、坛社苑林、部院衙署、庙宇观寺、府邸宅园、市井民居，次第排列，纵横展开，错落有致，就像一支和谐的乐曲。以皇宫为中心、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当然是“主旋律”，但文人墨客、市井小民也并非没有自己的乐土和家园。甚至那些在别处多半会躲入深山老林的名寺古刹，在北京也进了城。北京是那样地疏阔、大气，任何存在都不会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空间。所以，不但人力车和凯迪拉克街上跑没人感到怪异，便是骡马大车进了城，也不稀罕。
　　

　　北京的容量不仅在于建筑空间，更在于文化空间。北京从来就是汉胡杂糅、五方杂处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汉满蒙回藏、儒道释景（基督教）回（伊斯兰教），各路人马都在这里出入、汇集、发展，各种文化都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对此，都居高临下地一视同仁，决无文化偏见，也没有种族偏见，甚至没有其他地方通常都会有的那种执拗顽固“不可入”的“区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丝雨北国的风，西域的新月东海的波，都在这里交汇、集结、消融，共同构成北京博大雄浑的非凡气象。北京当然是等级森严的，但因为空间大、距离远，彼此之间，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挤兑”。王侯勋贵、鼎辅重臣、学子文士、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润。直到现在北京也仍是这样：一个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劲”，那么，他到了北京，也就不会感到别扭，感到“格格不人”。如果他很随和，还会说几句普通话（不必太标准），那么，用不了几天，他几乎就会觉得自己也是北京人
　　北京，几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北京是全中国人表演交往的舞台和场所，或者借用日本学者铃木荣太郎的概念，是全中国人“社会交往的结节机关”，当然是可以而且应该兼容全国的。所以，一来二去，北京话便几几乎成了咱们的“国语”（普通话）。
　　同样，开放也是城市的天性。从古到今，城市从来就是作为“中心社区”而存在的。它们或者是全国的中心（首都），或者是区域性的中心（省会、州府、县城等）。既然是中心，就必须向它的周边区域开放，既吸收又辐射，既统领又兼容。所以，北京不但“包容量”大，而且“吞吐量”也大。有一个数字颇能说明问题：现在的北京人，有四分之三是建国以后才进人北京的外地人及其子女。也就是说，不到半个世纪，所谓“北京人”这支队伍，就换了四分之三的“血”。至于北京向外地“输”了多少“血”，似乎不好统计，但相信也不在少数。

　　然而，北京的这种开放和兼容，似乎还不是或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那种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交往与交流。它似乎还更多地是以一种“天朝帝都”的雍容气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权，居高临下地吸收和兼容着外来文化和外来人口。较之上海和广州，它更像一个开明的君主或宽和的老人，以一种无所不包和见惯不怪的从容、淡泊、宽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为壮观，但当其绚烂之极时却又归于平淡。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大气”与“平和”，正是北京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它甚至几乎遍及于每个北京人，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但不管怎么说，北京毕竟是文化生态环境最好的城市。它很像一个自然形成、得天独厚的大森林，乔木、灌木、奇花、野草，共生于其间，层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错落有致而又浑然一体。它是帝王之都，也是文人之乡和民众之乐土。如果说，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勇敢自尊的学人风范，敦厚朴实的民俗风情，曾经共同形成了老北京那种既“典丽堂皇”又“幽闲清妙”的文化品格；那么，高瞻远瞩的改革开放，居高临下的兼收并容，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便构成了新北京的非凡气象。
　　北京的一大气”，就大在这里。

　　　　　　　　　　　霸气与和气

　　北京的“大”，几乎使每个到北京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小”。
　　有句话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广州才知道自己的钱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实，到了北京，又岂止是觉得自己官小，简直是连人都很小。那么大的北京，一个两个人走了进去，就像水珠融进了大海，看都看不见，影儿都没有一个。这其实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个空间，如果容量太大，纳入其中的事物就显不出“体积”来。不要说人了，就连摩天大楼立交桥那些庞然大物，在北京也显不出有多大。
　　更何况，北京，又是怎样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那个衣着朴素、神态安详、满不起眼的遛鸟老头，没准是大清王朝皇族后裔，大小是个“贝勒爷”；而那个坐在小摊上喝豆汁、吃火烧或者炒肝儿，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骑上自行车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么重要部门的什么长，大笔一挥就能批个十万八万甚至上百万。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们说的话都是 “普通话”一样。北京，毕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来，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会变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们大多 “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见不到），北京的市民却多半“不小”。有人说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却绝对没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头大，口气大，架子（或者礼性）也大。“大气”，可以说是北京人的一种普遍特征。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无不带有“大”的味道：干大事，说大话，讲大道理，讨论大问题。就连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则叫“神吹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连喝茶，也钟爱“大碗茶”。他们对于小打小闹不感兴趣，对于小模小样看不上眼，向往的是成为“大腕”、“大款”，当然最好是“大官”。就连找媳妇，也不大喜欢“小家碧玉”式的。至于喝啤酒，当然更得论“扎”。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来，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还叫喝酒.

　　北京人的大气，与燕赵遗风，或者说，与北中国的豪雄之气不无关系。这种豪雄之气以山东、东北两地为最多，而在全国，最喜欢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认同的，也恰恰是山东人和东北人。山东出响马，东北出胡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也是少不了的。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过大碗喝酒仅限于喝啤酒，大块吃肉一般是涮羊肉，两肋插刀则多半是豪言壮语。但不管怎么说，北京人毕竟是崇尚豪雄和讲义气的。他们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热肠和使肝义胆在北京也总是受到好评。“不吝”并不简单地只是“不吝啬”。依照杨东平的解释，它至少还有满不在乎、敢做敢为、超拔洒脱、大大咧咧甚至不修边幅等意思在内。在各地方言中，大概只有武汉人的 “不囗”与之相似。不过武汉人的“不(口者)”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则重在“爽”。所以武汉人极其憎恶“鬼做”，而北京人的“不吝”则很可能具有表演性，变成一种“作派”。

　　这种作派常常被称作“狂”或“匪”。这是一种由服饰、举止、口气、派头等综合因素构成的气势。它既以 “狂匪”名之，就不能有“奶气”，因此不但不能精巧雅致，反倒要“粗”一点才好。事实上豪爽往往是和马虎难解难分的，精致则难免因过分注意细节而显得“小家子气”。“小心翼翼”则不“豪”，“精雕细琢”则不“爽”，简单粗疏反倒自然洒脱。北方人（尤其北方农村）的生活原本就比较粗放，这种粗放经过北京文化的洗礼，就变成了“大气”。而“大气”一旦成为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粗放就会变成一种刻意的追求。所以，诸如抠门、松货、软蛋、面瓜之类统统都是贬义词，不拘小节马马虎虎则不会受到恶评。于是，为了追求大气豪爽的效果，就要装得大大咧咧、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甚至不修边幅，比方说，衣衫褴褛胡子拉喳，身上贴着假胸毛，胳肢窝火臭等。

　　显然，北京人不是不讲究，而是特讲究。他们讲究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生活质量”，而是“份儿”和“派儿”。怎样做“有派”，能够“拔份”，他们就怎样做。比方说，在满街“蓝蚂蚁”的年代，穿一身将校呢的旧军装，是“派儿”；当满街都是西装革履新潮名牌时，着圆领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儿一。这种服饰符号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就敢不随时尚，就敢对着来，怎么着？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这恰恰是一种京都意识。“京都人”与“地方上”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脱俗、高人一等、与众不同的。这种“卓异”或“特异”，表现于老北京，是恬谈平和、见惯不怪；表现于知识界，是俯视天下、语惊四座；表现于小青年，则可能是狂痞匪气、街头拔份。无论何种表现，其背景都一样，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气。因为他们是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员，他们不大也得大。
　　的确，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为依托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儿上是否表现出来，几乎每个北京市民都无不以自己是一个“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会以一种“华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 “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会因此而稍减，因为只有北京人，才“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均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就连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别处的好吃。为什么？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圣？没人知道。但万岁爷既然在北京，那么，不管他是谁，也得到驾前伺候。

　　这种自豪感因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强。他们都是“中央的人”，相对“地方上的”，优越感也就自不待言。这里说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学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京或分配来京。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原本就是“天之骄子”，而他们所在的单位，又多半是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车卖浆者流”来，还更为贴近“中央”，消息的来路也更可靠。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不“牛皮哄哄”。
　　其实“板儿爷”们又何尝含糊！他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同样是国家大事，消息也同样是国务院部委办传出来的。好歹都在中央这地面上住着，怎么也听得到一点风吹草动吧？不妨这么说：上海人是人人都很体面。也许他晚上要在亭子间架床，早上要早早起来倒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样。北京人是个个都很牛皮，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过棒子面窝窝头，但只要一开口，就一定是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而且话里面决没有窝窝头味儿。
　　对政治的空前热情，正是北京人“大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外地人对北京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看法是： “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对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海湾战争到王府井的改造，从克林顿访华到科索沃冲突，差不多每个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说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们不是的土司机、店员、鞋匠或买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顾问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谣和政治笑话也特别多，你往往能一下子听到好几种版本，让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说“正格的”，他们也能慷慨陈词，说理充分，使用政治话语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娴熟自如，让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这实在是北京人“大气”的最好注脚。是 天底下，难道还有比政治，比天下兴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可以说，正是对政治的空前热情，使北京人成为“大市民”。

　　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头当然也小不
　　与之相对应的一个让全国各地人都极感愤怒的事实是：北京各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和质量都极差（据说现在已有改观，但时至1999年2月，《中国质量万里行》仍发表了消费者的批评文章，诉说他们在北京某老字号所受的窝囊气），以至于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协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出意见，甚至有人尖锐地批评说，北京是“气象平凡，诸多不便”。“气象平凡”并不准确，“诸多不便”却是事实。1997年我在北京，住的是“标准问”，却常常因错过规定的时间而洗不上澡。本应提供的信息服务，在服务员那里也是一问三不知。至于饭菜质量，就不好说前面说过，北京人的生活原本是比较马虎的。你当然不能要求一个自己天天吃熬白菜或臭豆腐咸菜就贴饼子的人，为你做出精致的小菜来。
　　让人受不了的还是那爱理不理或颐指气使的态度。“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一边排队去！”这些都是我们在北京的服务窗口常常可以听见的声音，而且多半是女高音。北京的服务员好像不是“大哥大”，就是“大姐大”，在顾客面前有着摆不完的谱。你向他问价，他让你自己看。自己看就自己看吧，他还要损你：“长俩眼睛干嘛的，出气呀！”请他快一点，就更不得了：“嚷嚷什么！没看见我忙着啦！”难怪龙应台一进北京就要吵架了，能不吵架
　　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也很“正常”。北京嘛，什么人没有？那个卖针头线脑、咸菜酱瓜的女售货员，说不定是个“格格”呢（其实当然多半不是）！即使她不是什么“格格”吧，又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其实当然未必见过）？老舍先生来买酱瓜，还客客气气呢（其实当然未必买过）！那么，请问你算老几？老话说：“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对不起，咱北京就是欺客的地儿！不满意？别来呀！爱来不来的，谁请你啦？
　　显然，这就不是“大气”，而是“霸气” 这决不是北京应该有的气象，这也决非“正宗”的北京做派。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是不作兴这样对待顾客的。在老舍、郁达夫、林语堂等人的笔下，老北京人是无论身份高低贵贱，都一样节一技之长，无僧人之貌”。至于生意人的“一团和气”，简直就像是天生的，岂有慢待顾客、爱理不理，甚或拿顾客“撒气”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