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轨与出轨

　　　　　　　　　　　　　　　　・贻　笑・

　　回国时曾与朋友在茶室品茗聊天。往事新茶使大家聊兴十足，不知不觉话锋转到了中国的色情问题。其中一位朋友说，中国现在到处都有提供性服务的夜总会、发廊和洗浴中心。他用一种又象自得又似自足的口吻说：“在性开放这方面，可以说中国已和国际接轨了。”我哑然失语，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当我把美国色情业和性开放的实际情况以及美国大部分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介绍给朋友时，他居然大加质疑。他说在泰国和德国旅游时，导游带他去的红灯区令他眼花缭乱。与那些地方的红灯区相比，中国在性和色情服务方面的公开化程度上还差很多，那是因为政府还没有明确允许色情业的存在。我再次语塞，深深感到片面的宣传的可怕。

　　中国有关性的宣传总是剑走偏锋。一些所谓的社会学家和性学家曾在报上展开过讨论，认为由于从农村离家进城的单身打工者越来越多，他们的性生活问题有可能成为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为了解决这些人的生理需求和避免社会不安定因素，应该为他们开辟能让他们彼此交流的场所。只要是双方自愿，他们之间的性关系不应该受到非议或干涉。这种公然提倡婚外恋的论调，实在让人吃惊。因为，除了心理变态的人，性关系总是基于生理需要。因此，如果把这些所谓性学家的话引伸一下，完全可以说成：只要有生理要求且双方自愿，就可以发生性关系。我想不会有太多的人对这种无视家庭观念的性开放持十分积极的态度。

　　另外，中国根本无意真正扫黄或严厉打击色情业。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尽管间或可以听到扫黄反嫖的口号，地方公安局也偶尔会煞有介事地抓几个卖淫女或嫖客，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多年来卖淫在中国一直是一种被默许的行业，并且在不断发展。

　　中国的卖淫业经历了一个从个体到有组织、由单一到多种服务形式的过程。早在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中，暗娼就开始在马路上揽客。记得那时候在上海、深圳、广州等开放得比较早的城市里，大白天就可以看到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在街上游逛猎取嫖客。没过多久，这些妓女就与宾馆的前台服务员联手，向单身旅客展开攻势。单身旅客只要一入住，当天肯定会接到妓女要求上门服务的电话。随着夜总会、卡拉ＯＫ、洗浴中心、发廊的出现，有背景的大款们把妓女招揽到门下，冠以坐台小姐的美称，开始全方位的服务。服务项目由单一的上床，扩展到陪酒、陪唱、按摩到性服务。这种多样化的性服务使贪官污吏们有了一个可以纵情声色地方，因而受到他们的特别青睐，在很多地方，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之所以长期存在且生意兴隆，就是因为有地方贪官的暗中保护。

　　中国的卖淫女也从清一色的暗娼演变到坐台、应招乃至专职二奶等多种身份。一些卖淫女由于不堪当地的激烈竞争，甚至不惜花重金偷渡，走出国门卖淫。最近，在一些大城市中，许多女大学生平时上课，周末傍大款，陪吃陪聊陪上床，走上了周末二奶之路。据说这种服务被认为是充分体现两情相悦的一种形式：卖淫的女大学生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可以满足她们物质生活所需要的金钱，而大款和贪官们则有了所谓高品位的妓女。妓女身份多样化的演变说明，对一些物ｊ极度膨胀的中国女性来说，卖淫已不再是一种不齿的行当。而对中国的大款和贪官们来说，嫖娼只不过是把他们以前的作为变得更公开而已。

　　令人吃惊的是，重庆市不久前展开了“百分百安全套使用”活动，地方政府组成检查小组对娱乐场所进行督查。规定对提供性服务但又不能提供安全套的娱乐场所，将课以罚款并限期整改，屡教不改者还将受到停业整顿乃至关闭的处罚。这一针对性病和爱滋病的举措从侧面表明，重庆地方政府实际上已半公开地允许卖淫嫖娼的存在。在一个仍然号称奉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在提倡“八耻八荣”的氛围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出轨的事。

　　从对性和色情的错误宣传到默许色情业的发展，乃至今日官方半公开允许卖淫业的存在，中国的性观念和对色情业的举措，经历了一个从误解到另类接轨再到出轨的过程。这不仅是对传统道德的背叛，也是对基本的家庭观念的否定。饱暖思淫欲。用侵吞国家财产的方式发家的大款们需要色情，腐败的政府官员也需要色情。苍白的“八耻八荣”口号，在洪水一样泛滥的中国色情业中，就象一根小小的稻草。也许，中国未来的龙头产业将是性用品和ＤＮＡ检测。因为，色情需要有性用品为后盾，而很多哇哇落地的婴儿则需要知道谁是他们的亲生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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