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绕魂牵是南京

　　　　　　　　　　　　　　　　・杜欣欣・

风信子写了一篇《魂牵梦绕是南京》，我来和她一篇。

１９７２年冬，我们６个人，一起坐火车去南京。那正是大年夜。为什么选在大年夜，我已经不记得了。

１９６９年，母亲去五七干校。去干校之前，单位要求全家迁户口随同。我母亲很迂，平素又不大与人往来，根本不知户口制度之严酷，她就迁了。当时随父母去干校的孩子中，有１８岁左右的青年，也有两三岁的小孩儿。干校成立了小学和初中，我们就在那里上学，不过劳动的时间多于学习时间。不到两年，和我同龄的孩子就算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干校的工厂。１９７２年夏天，干校解散，父母因为工作关系回到原单位，而我们已是干校的职工，干校不存在了，北京又没了户口，则无处可去。

在北京，母亲希望得到单位和户籍处的同情，希望能高抬贵手。她就去求他们，“我家只有母女二人，能不能按特例处理？”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半年中，我们不知去过多少衙门，求过多少人。然而，即使这样去求，我还是无法留在北京。

后来，与我同样命运的孩子中一些人的父母重新掌权，我们就被安排到南京的下属工厂。火车是晚上的。中午我和母亲躺在一张床上，我看到她闭着眼睛，眼泪一点点地流下来。我已多年没见她流泪。我憋着，不让眼泪流下来，更没有什么抱头痛哭。当时，这样的分离比起上山下乡还是好了很多。

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一坐上车，同伴一打闹，离家的愁就淡了。路过天津时，一个男同学下去买包子，回来之后座位被人占了。那时候的人真老实，也不知道去打去吵。当时我体重最轻，我就坐到茶几上，过了一夜。

清晨到南京，奇冷。工厂派大卡车来接我们。一路走过新街口，过中山门，进御道街。我成年之后从未到过南方，感觉非常新鲜――这么冷居然还店门大敞，全然不像北京，室内生火，门口捂着一块脏兮兮的棉布帘子。其实，这些商店不光是店门大敞，确切地说，连门板都卸下了，直通通地看到店内。一家又一家的商店，排列在街道上，里面卖什么一目了然。冬天的街道，法国梧桐的树叶已经掉光，颇为萧条，但是商店里的各色货物，特别是装饰了镜子的店让人觉得挺热闹。

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车间。分配的方式和各自父母的背景有关。因为这个工厂是军队的下属工厂，所以后勤部特别是厂管部的子女大多分到穿白大褂的车间，我和另外两个被分到机修车间。

在机修车间，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陕西来的随军家属。那上海女子年长我４－５岁，长得很白，瓜子脸，眼睛不大不小，身材苗条，是全厂知名的美女。

当时的南京人特别追上海的时髦（不知现在是否还是如此）。这个上海女孩儿引领了全厂服装的新潮流。尽管那时候的衣服颜色式样都十分有限，但是上海人总能在领子或裤腿上变出花样，看起来就是和南京人不一样。听说她曾在军艺当过舞蹈学员，后因旋晕症退出。

工厂是两班倒，一班八小时，工作乏味。日子在上下工件、加工测量中度过。离开工厂好多年，摇机床手把，上卡具，用卡尺测量等重复性的动作还会出现在我的梦中。比较有趣的是大雨之后，一些小龙虾不知从何而来，横过马路，我们都去捉。车间后面种了一片蚕豆，成熟时，下夜班后常去偷两把，煮了当夜宵。厂区里还种了许多栀子花，花开时，采下来挂进蚊帐，一帐幽香。

南京的冬天真冷，似乎找不到一个稍微温暖的地方。晚上睡觉时，怎么也不想钻进冰冷的被窝，早上又极不想起床，毛巾都结了冰。南京的夏天奇热，热得没地躲没处藏，一夜三两次冷水澡，席子上的汗水还能印出人影。７－８月，最盼望是刮台风。台风一来，就能凉快几天。一次台风，全市停电，什么都做不了。我戴着耳机，突然从半导体收音机中听到，“这里是美国之音……。”－－语音偏于南方，但也字正腔圆。“莫斯科广播电台……”－－语音生硬，听来怪怪的（注１）。“据中央社报道……”语调娇滴滴，软绵绵的。还有一些非常奇怪信息“玉米多少钱，小麦多少钱……”我躲在蚊帐里，听了一夜，才知道这神州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那时候的中国，对于“自留地”，“自由市场”限制得很严。北方的菜市除了大白菜，土豆就是萝卜，大白菜还经常烂兮兮的。粗细粮定量不说，猪肉、食油、麻酱等也都有定量，即使定量，还经常得排大长队，猪肉是白多红少。我初次来到光华门，看到那里的自由市场，真是大吃一惊。我长在北方，在冬天从未见过青菜。在南京的自由市场上，挑筐里装满碧绿的青菜，跳着粉红色的小虾，排放着闪着银光的鱼和红多白少的猪肉，人们还将北京常见的“心里美”萝卜削成好看的花。上海人经常不屑地称南京人为“南京大萝卜”，但我看了这么多好吃的，也不禁学一句南京话“乖乖，咙里咚。”

自由市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旺鸡蛋”。我不知道，这“旺”写得对不对，读音应该不错。所谓 “旺鸡蛋”就是里面已经孵出小鸡的“蛋”。我知道蛋中内容之后，觉得有些恶心。可又经不住好奇，买了一个。敲开蛋壳，里面有一层细细的鸡毛，或黑或黄，剥开鸡毛就是一个基本成形的小鸡。应该承认那确实是美味。除了自由市场，南京的街面上还有许多小吃店，腊味店。瘦瘦的板鸭裸体示众，心宽体胖的腊肚一串又一串地冲着我微笑。当时我很馋，却很懒。幸亏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友，正好具备了擅长烹调两个必要条件：“馋而不懒”。她经常烧菜给我吃，解了我多少年的饥馋。啊，梦魂牵绕的南京，最是牵绕腊肚，瘦板鸭，还有那残酷的“旺鸡蛋”。

在枯燥的日子里，最盼望的就是星期日。这一天，我们可以做好吃的，还能结伴去中山陵、明孝陵、夫子庙、玄武湖和梅花山。如今留在记忆中的南京美景只剩中山陵的杉树。那些杉树很大，颇有连天接地之感。绿色的枝叶展开如扇面，垂向地面，里头能藏住个把人。北方的松树大在树冠，风一来，树冠即动，摇晃得厉害，而杉树即使摆动，也是微微地，矜持地。我甚至觉得北方和南方的松涛，听起来都不大一样。

在当时的南京，我所在工厂的工资比较高。学徒工第一年为每月１８元，第二年为２０元，第三年为２２元。出徒后，一级工为３５.５，二级工为４１.９。那时候的钱很值钱，一毛多钱就能在食堂吃一餐饭。因为工资高，这里的青工大多有些来历。一大拨儿是南京军区的子弟，复员的或直接从学校进来的。另一些复员兵来自上级主管部门，家多在苏杭无锡上海一带。另一拨儿是上海技校的毕业生，还有几个是南京郊区的农家子弟，但是他们都是公社和大队干部的子女。不属任何一拨儿的青工，多和本厂的某些领导人有特别的关系，进入工厂，逃避了上山下乡。

工厂里青工很多，又都有各自的活动圈子，找对象也多在那个范围里进行。当时虽然规定徒工不许谈恋爱，但是那不过说说而已。在农村来的青工中，更有人已在筹备婚事。为了结婚，农村来的青工每顿只吃５分钱的油渣青菜，省下钱来买按票分配的大衣柜，双人床等。当时的食堂，最贵的菜是２毛钱的红烧肉。

因为工作乏味，在一个车间里，谁对谁有意思大都逃不过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

一般来说，对某女有意思的男子，经常抽空去“站床子”。所谓站床子，就是到女子操作的机床旁聊天儿，也帮忙搬个东西什么的。一个高大的电工，常常来找我的上海师傅。在工厂呆过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俗语，“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据说这个电工是干部子弟，父亲曾是山东省政协主席。既然吊儿郎当是电工，他也就有比较多的时间来站我师傅的床子。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工厂里，找对象也讲门当户对。美女多嫁高门槛，历来如此。

逐渐地，一些南京军区的干部子弟开始向我们来自北京的女生发起进攻。我们其中的一位，长得面红齿白，头发眉毛乌黑，黑睫毛之后，一对迷茫的眼睛。她的嘴唇特别红润，下唇丰厚。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那是很性感的嘴唇。当时追她的人大概有一个加强班。除了站她的床子，还常有人到宿舍来找她，其中的一位特别地锲而不舍。这女孩子先是不搭理他，他还是来磨磨蹭蹭。后来她就对那男的说“讨厌”。男女之初，男向女略有进犯行为时，女的都爱说“讨厌”。此种对话不但是那时流行的风气，甚至被演义到８０年代的电影里。不过说“讨厌”时，女的面露娇羞之色。女人的口是心非可见一斑。我的这个朋友说“讨厌”时，面露嫌恶之色。可那男的太爱她了，根本分不出娇羞还是嫌恶，继续穷追不舍。那女子烦了，将他轰出门去。待他走到楼下，兜头就是一盆洗脚水－－哼，死了心吧，您呐！后来这女子很快就嫁了，她是我们中间嫁得最早的。今年我回北京见到她，除了些许皱纹，容貌依然娇好，完全看不出已经当了祖母。我问她怎么那么快就嫁了，她答，“不嫁，怎么办，没完没了呀。”

正当出生干部家庭的年轻人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恋爱运动的时候，正当来自农村的青工省吃俭用筹备婚事的时候，还有一个静悄悄的团体，颇为尴尬，不引入注意地活着。他们都是来自上海的男技校生。他们大多年过２０，有些大概已经过了２５岁。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直都做着调回上海的梦，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每月都往上海跑一次。他们看不起南京人，认为很土，但是他们又回不了上海，所以尽管许多人已经逼近婚娶年龄，却孓然一身。南京人告诉我，别看他们裤线笔直，他们回到上海都是睡地铺的，大多数只有一条裤子，每晚将它压在枕头下，第二天再穿出来。

这些上海人中有个高瘦的小伙子，长得非常美丽。我之所以说他美丽，因为他有女孩子都没有的美丽。水汪汪的大眼睛，睫毛很长，棱角分明的脸庞，希腊式笔直的鼻子，他的身材可以去做一个芭蕾舞演员。他的双手细腻修长而白皙，虽然他是机工，我从未在他指甲缝里看到黑色。他也穿瘦腿裤，却一点儿不像上海的阿飞。在上海人中，他很少回上海，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我听人说，他出身不好，母亲是资本家的小老婆。

不知从何时起，这个上海小伙子开始接近我，我却毫无觉察。那时候，我母亲想迁来南京而不得，我已下决心要调回北京。政府刚好颁发了“一家可以有一个子女回到父母身边”的政策，可是北京的户口必须是“一出一进”，于是我就成了电线杆族。所谓电线杆族，就是将要求对调的信息贴到沿街的电线杆上去。休息日我都在街上晃荡，看看有没有人愿意从北京调来南京。

这个上海男子比我大好几岁，却非常怕羞。我和他，一南一北，成长背景完全不同，共同话题有限，况且我对上海人的好感也相当有限。他来站我的床子，我就常取笑他，“你们上海人的裤线可以削萝卜，头发弄得油光光，苍蝇上去都打滑。”“你们上海女人，年轻时溜光水滑。嫁人之后，没几年，全变了。早上起来，挂一条睡裙，跻拉着拖鞋，跑到街上，为一分两分钱的鸡毛菜吵架……”他长得很白，一听我取笑必脸红。但是尽管如此，他还会来找我。有时看我干重活，他就喃喃地说， “我帮你把这个工件取下来吧。”我当时正处于好强的时代，心说了，“你那弱不禁风的样子，还要来帮我？”我就用北京土话顶他，“得了吧，您一边呆着去。咱自个儿能成。”

应该承认，这个男子的长相非常吸引人，但那时候，我很现实，既然必须回家陪伴母亲，何必和任何人纠缠，而且调动的事让我十分心烦。虽然我找到了对调的对象，可是人事科的人还是卡住我不放。后来我终于闹明白，这人事干部想要一套军官的女式军装。我为这套军装而头大，后来我母亲设法搞到一套。那家伙收了军装，居然还另有企图。不过经过田野和工厂的锻炼，我已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我让那家伙非但没有得逞，还乖乖地给我办了手续。

拿到调动手续之后，我就开始收拾行李。他来了，当时宿舍里没有其它人。他说，“我听说你要走了，来帮你一把。”说着，就伸出他那双细长白皙的手要帮我捆箱子。我说，“差不多都弄好了，还是坐下说说话吧。”

我弄了些开水瓜子招待他。我不喜欢磕瓜子，经常磕不干净，但是却喜欢看别人磕。清脆的声音让我感到什么东西正在分离。在那乏味而严酷的时代，瓜子和香烟一样，可以拉近人的距离，放松气氛，说点儿闲话。看人磕瓜子或抽烟也多少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和教养。他的手非常好看，拈起一个细小的瓜子，送到口里，口不大张开，微微动几下，就娴熟地将瓜子仁和壳分开，再轻巧地吐出壳子，干干净净，不见任何液体的痕迹。

我开口道，“小Ｘ，你家里是做什么的？我看你很少回上海。”他脸红了，“我出身不好。姆妈嫁的是资本家。阿爸早就死了。前几年，姆妈也不在了。”我默然。为了缓和气氛，我开始转移话题， “你的手很好看，你看我这老手，青筋裸露。”他看了看，“你在农村呆过，不作数。”似乎鼓足了勇气，他伸出手，轻轻地摸了一下我的手。我僵在那里，想起了以往对他的取笑，不知道自己的心怎么会那么硬。

隔了好一会儿，他说，“你姆妈还好吧？”我听了非常吃惊。我一直以为除了北京来的青工，其它人并不清楚我的家庭，也许我的上海师傅向他透露过？

“她还好，因为她是一个人，我必须回北京。”“从小，我姆妈也是一个人，她教我弹钢琴……。”他的话也让我猜出了他的一些身世。也许他曾想或能够成为一个钢琴手，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他像一头小鹿，本来不属于这片丛林，阴错阳差，他闯了进来，小心翼翼地呆了很久，却依然不知所措。我想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走了，高高瘦瘦的背影。我走了，离开了南京。

（注１）好多年之后，我在莫斯科遇到一个华人，他陪我们去了图拉托翁故居。我听他说话，语音腔调非常熟悉。细细聊后获知，他就是那个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播音员，苏共对中共《九评》的回应就是他播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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