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红卫兵和一个走资派
□唐　韧


　　文革初期，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受F省J地区造反派委托，派我们战斗队押送该地区前地委书记回原部门接受批斗。
　　那个“走资派”估摸有六十岁，好像是什么部的副部长。我们只负责看管押解，并不和他搭讪，毕竟他只是个“修正主义”势力的一个具体代表，其特点是：过去级别越高，眼下地位越低。
　　北京站造反派检查了公函，特许我们从车站侧门提前进站上车，乘坐乘务员的第一节车厢。这车厢用铁链与后面车厢隔开。
　　他被安排在上铺，我们五个分占这个区间的其余铺位。为防止他逃跑，规定他上厕所时必须报告，由我们丘队长跟着。其实这老头风吹都倒，况且这个年头，他又能跑到哪里去？
　　离开京城的列车，不断遭到串连红卫兵巨流的冲击，临近山东地界，更增加了逃荒的农民上车。红卫兵好说，毕竟“北京三司”来头大，一听说有重要 “政治犯”就不敢往车厢里冲了；可农民也许是听不懂这种语言，还是有一老一小像是父子俩的，硬是趁乘务人员不留心时从铁链下钻了上来，在正对我们这区间的通道的地上坐下，赖着不走。
　　我们也懒得再轰，只当他们是木桩，自己继续“天天读”，唱语录歌，向毛主席请示汇报。我们五个人中，丘队长最根正苗红，在学校他管过专政人员，训起牛棚里那些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来，中气十足：“某某，你还想‘欢（翻）案’？告诉你，欢不了！”
　　“某某，你不系（是）研究音韵的吗？这个‘牛鬼蛇神嚎歌’就系你教了！每天领专政队唱十遍，不，嚎十遍吧！”
　　一边训，一边用点名簿子捂着嘴偷笑。他父亲好像是老红军，少将，他乃正宗红五类，袖章比我们的宽一倍；当然级别更高的左派子女，袖章比他的更宽，我没有见过，据说可以宽到一尺八，而且还是缎子的，像戴上个闪光的红袖子。
　　他说话口气自然又比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大很多，领的高级餐是肉包子。串连学生普通免费餐是馒头榨菜。
　　小熊问队长，走资派吃什么，他挠挠头：“糟糕，忘领馒头了，算了，也给他一袋（包子）吧。”
　　小熊扔了一袋包子给“老家伙”：“喂，便宜你了！”
　　我们也都滋生了优越感，来得容易，吃得就浪费。掉地下一个，刚要踢，那位老农民就伸手过来，抓了包子赶快递给儿子，眼睛还看了看桌上剩的两袋。
　　“看什么看！不在家里抓革命促生产，系逃亡地主吧？”丘队长毫不留情地开训。
　　“俺是贫农。闹灾了。两天两宿没吃了。”
　　“闹灾了生产计（自）救嘛！这么懒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你的语录本呢？”
　　那位父亲看着儿子把包子吞了下去，转过脸，举起一只像泥巴一样脏的手：
　　“你看看我的手！我懒？你摸摸这是什么？”
　　他硬拉过离得最近的我的手，叫我摸他手掌上板栗一样突起的圆圆硬硬的老茧。
　　“旱得没法了，公社散了，没人管救济，人们都跑出来了……”
　　“还敢散布反动言论？报纸上说史无前例的大丰收！”小熊跳起来指着他的鼻子。
　　那位父亲惊恐地低了头，不敢回嘴。儿子紧紧偎住父亲，那张小脏脸精瘦，满脸只一对眼睛。
　　谁也没留神，上铺一只苍白干枯的手伸了下来：
　　“这给孩子吃吧，老乡。对不起了，我们没有把农村的事管好。对不起了……”
　　手上是一个小时前扔给他的那袋包子，一个也没动。
　　车厢里好像骤然降了温。我们全不知所措地看着队长。
　　丘队长表情有些奇怪，他向上铺觑了一眼，拿起两袋包子，一袋给了那个孩子：
　　“吃吧吃吧――就算你是贫农好了。”
　　然后丢一袋给上铺，说：“给我老老实实吃了，饿喜（死）了，想让我们担政计（治）责任吗！”
　　话是命令式的，口气却几乎可以算是嘱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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