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手记

　　　　　　　　　　　　　　　　・安　舟・

　　摩托车母亲

　　行医生涯中阅人无数，读人这部书我从不生倦。无论是医院还是诊所，以医生的信誉采集病史，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病人，听到五花八门的故事。来求医的病人中患有抑郁症焦虑症者数目可观，但也不时遇到达观的乐天派。天性阳光的人总是令人眼睛一亮，心中涂抹上一层暖色。

　　Ｃ太太已经七十五岁了。家庭医生建议她来找我会诊，因为她时感眩晕失衡好几年了。老人有些失聪，眩晕明显为体位变动所诱发，我怀疑她患有阵发性体位性眩晕或美尼尔氏症。昨天老太太来到我的诊所，神气地微笑说，她刚刚经历一场历险。

　　老人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全家人酷爱摩托车。惟一的儿子多年前在摩托车事故中丧生，大女儿在弗吉尼亚州驾驶校车，小女儿在海湾附近开有酒吧。老太太平日喜欢在女儿酒吧的厨房里忙进忙出打下手。

　　她的大女儿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的第二天，就给自己买了一部崭新的摩托车，乐此不疲三十多年，每年都会千里轻骑去参加“北美女摩托手之友”盛会。今年大会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座小城举行。七十五岁的Ｃ太太居然坐在五十五岁女儿驾驶的摩托后座上，长驱北上，穿过宾夕法尼亚山区，越过纽约上州五指湖，跨过美加边境大瀑布，颠簸两日赶往会场。

　　Ｃ太太兴高采烈地向我介绍盛会盛况。从北美各地共襄盛举的有二千多名女摩托手。她们当中有医生、律师、秘书、主妇……共同的志好把这些豪迈的女人聚到一起联欢。在欢乐中Ｃ太太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自己的病症。事实上她在心爱的摩托车上不眩不晕地颠到加拿大，儿子的死亡和眩晕症都没有阻挡这位勇敢的老太太。老人得意地告诉我，女儿酒吧里的老顾客对她的壮举都惊讶不已，称她是“摩托车母亲”。

　　看来我得重新考虑诊断了。

　　生命的张力

　　当我走进会议厅时，立刻感觉有点意外。与以往学术会议不同，与会者不仅有医生、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理疗师，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拄着手杖，推着轮椅的病人。他们在亲属陪伴下，从北美各地赶来，像赴嘉华年会一般，情绪昂扬地出入会场。

　　会议的主题为《罕见神经免疫性疾病》，组织者是ＪＨＵ和ＴＭ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神经病学系召集世界级顶尖科学家和专科医生聚会一堂，讨论神经免疫性疾病的前沿科研动向和成果，旨在重建ＴＭ／ＭＳ病人的希望，功能和生活。

　　隔壁会场则聚集着一群不寻常的听众，他们是ＴＭ（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Ｍｙｅｌｉｔｉｓ），Ｍ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ＡＤＥＭ（Ａｃｕｔｅ　Ｄｅｍｙｅｌ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ｎｃｅｐｈ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患者或幸存者以及他们的亲属。这批听众格外活跃，会场内外，处处可见他们围着医学专家交流请益，行为积极主动。以前耳闻已故影星Ｃｈｒｉｓ　Ｒｅｅｖｅ坠马受伤后致力于推动脊髓创伤研究，于我还是第一次见识这种患者，医生和科学家彼此互动的国际会议模式。

　　幕后策划促成此项活动的功勋首推ＴＭＡ（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Ｍｙｅｌｉｔ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会场上最为忙碌的身影是会长Ｓａｎｄｙ　（Ｄｒ．Ｓａｎｆｏｒｄ　Ｓｉｅｇｅｌ）。Ｓａｎｄｙ是位文化人类学家，他之所以投身这项公益事业，缘起爱妻Ｐａｕｌｉｎ于十二年前罹患ＴＭ下身瘫痪。夫妻携手走过生命这段黑暗后创立ＴＭＡ，夫妇俩在自家厨房办公，自掏荷包支付电话互联网办公费用，志在帮助同病患者和家庭共度艰难历程。他们的热情感召一批同病相怜的志愿者，他们用义工方式建立网站，发行通讯，发展病友网络，热情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信息、教育和帮助，并主动联系美国在该领域最优秀的专科医生和学者投入这项事业。

　　作为医生，置身在这样一批特殊人群中，目击生命的强者所表现的乐观坚韧，感叹人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的张力。

　　心香和敬意

　　约瑟夫的儿子在电话里留言，告知父亲刚刚过世。我心里掠过一丝难过。

　　我一共见过约瑟夫两面，非常难忘的一位老人。约瑟夫是８３岁的鳏夫，连理的发妻于三年前病逝。老人退休前是Ｌｏｃｋｈｅｅｄ　Ｍａｒｔｉｎ公司的工程师。身体一向硬朗的约瑟夫去年被诊断有恶性淋巴瘤，接受了化疗。不幸化疗药物的神经毒性导致多发性神经炎，引起步态共济失调。陪同老人首次赴诊是一位年近九旬的寡居老妇，先夫曾与约瑟夫在一家公司共事。老妇人见约瑟夫生活自理日益困难，便与老汉同住一个屋檐下，无微不至地照顾老汉起居。这种没有婚姻的黄昏眷属展现的恩爱让人动容。

　　第二次见到约瑟夫是两周后，他来我的神经生理实验室作电生理检查。我一面操作，一面与老人聊天。约瑟夫是二战老兵，属于那渐渐逝去的了不起一代人。让我更感到亲切的是，老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曾随美国盟军去过印度、缅甸和中国西南。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英俊的约瑟夫年仅十八岁，告别父母，吻别未婚妻，挥别家乡，远征到南亚战场，曾经滇缅路去过昆明和重庆。老人告诉我他保存相当多的照片，记录了滇缅战区的见闻。

　　恰巧那时我的朋友风雨在西恩地网站上辟有《寻找抗日老兵》专线，收罗幸存抗日老兵的资料线索。我把中国民间正在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活动告诉约瑟夫，由衷地表达我对老兵的敬意和谢忱。老人听到我这番话时，目光炯炯有神，嘴角流露一丝欣慰的微笑。约瑟夫告诉我他非常愿意在有精力时把老照片找出来，借我扫描，把这些珍贵的照片贴在纪念网页上。

　　很遗憾老人这么快就与世长辞了。当年的拯世英雄一代大都进入风烛残年，他们那么迅速地在凋零。这篇短文权作一朵小白花，寄托我的一瓣心香和一缕敬意。

　　创伤投影

　　从欧洲度假归来，连续两个周末值班，以劳补逸，于是今天碰到澳大利亚人丹尼尔。

　　四十岁的丹尼尔中等身材，英俊的面庞上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丹尼尔目前正在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访问。因为轻生念头挥之不去，内心的恐慌使丹尼尔昨晚自投急诊室求助。丹尼尔曾在今年春天有过一次自杀未遂，被诊断为临床抑郁症，正在接受药物治疗。

　　丹尼尔用低沉的澳洲英语向我陈述他的病史。丹尼尔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父母皆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犹太民族的苦难一直是压在丹尼尔心里的一抹黑影，自小他就有抑郁倾向。

　　心情沮丧到难以自拔是在九九年。那年曾经是印度尼西亚一个省的东帝汶暴乱闹独立。丹尼尔自愿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从澳洲前往东帝汶平乱。暴民们手持钢枪，弯刀，长矛和弓箭进行巷战。在冲突中丹尼尔曾打死过一名当地妇女。脆弱的丹尼尔目睹和经历过残暴后，陷入极度的悲观、绝望和罪恶感。当时被诊断为ＰＴＳＤ（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丹尼尔有强烈的和平使命感，他一直没有离开联合国维和部队。世界各地区域性的战争冲突和悲剧使他焦虑悲哀。今年四月，丹尼尔最好的朋友在黎巴嫩遇难。这个事件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丹尼尔万念俱灰，过量服药企图自杀。所幸抢救及时，轻生未遂。

　　我之所以卷入会诊，是因为五年前丹尼尔被发现右脑前叶长有脑膜瘤，做过肿瘤切除术。丹尼尔觉得手术后他的意志更消沉，情绪更低落，嗅觉部分丧失。思维慎密的丹尼尔怀疑手术并发脑前叶损伤导致他抑郁症加重，要求神经科会诊。

　　丹尼尔的病史让我心痛不已。我会进一步安排全面的神经系统检查，包括脑核磁共振扫描和脑电图，排除器质性病变。整整一天，我脑子里都像在放电影，回顾从图片和影视屏幕看来的惨绝人寰的屠杀画面，想想有多少像丹尼尔这样热爱和平的人生活在残暴的阴影中，痛不欲生。人类啊，人类，和平要用多少生命作代价？我悲哀。

　　信仰与健康

　　李奥先生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农民，辛勤地在田野上耕作了一辈子，土地就是他的生命。随着新世纪到来，李奥进入古稀之年，接踵而至的是健康亮起红灯。先是心脏病发作动了冠脉搭桥术，后是结肠癌导致肿瘤根治术，两场大病使李奥元气大伤。儿孙一辈无人继承父业，李奥迫不得已卖掉自己的六十英亩良田。从此老人像丢了魂一样，一蹶不振。

　　李奥太太是个美丽贤惠的妇人。自从十七岁那年从城里嫁到乡下，就无怨无悔地跟随心上人做起农妇。看到李奥茶饭不香，体重锐减，心急如焚的妻子带着李奥走进我的诊所。李奥的主诉是肌肉软弱无力，记忆力减退；太太则抱怨他性情改变，原本谦和的脾气变得暴躁无常；原本在土地上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不知疲倦的丈夫变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日倦怠疲惫。

　　我仔细检查老人后，发现他神经系统功能无碍，无论是认知功能还是运动机能都很正常。于是我怀疑他的症状源自抑郁症。在我印象中，忠守土地的美国农民多为欧洲新教徒移民的后代，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我小心地问老人：是否常去教会？是否有同龄朋友来往？问题显然触及到老人的隐痛，他神情黯然地告诉我，他已经有四十年不进教堂的门了。

　　老人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李奥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曾把自己的十五英亩土地捐赠给教会。当他的父亲年迈多病时，向本地牧师提出想在教会墓园购置墓地。这位慷慨奉献过的农民没有料到牧师开出一万八千美元的昂贵价码，于是一气之下扭头离开了教会。更令李奥忿懑的是，在他父亲弥留的最后二十天里，牧师没来探望祈祷。这段经历使年轻气盛的李奥从此疏远教会，也留下了心病。我安抚了老人和他的妻子，劝慰他信靠神而不是人，鼓励他重新考虑信仰，并开了抗抑郁药给老人服用。

　　几个月后，李奥独自来到我的诊所。老人腰板笔直，精神矍铄，一副乡间绅士风度。老人欣喜地告诉我：有一天，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他牵着太太的手，拾级步上教堂的台阶，昂头走过教堂的甬道，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重拾信仰，返回教会，使老人的心复归平和，生命有了寄托。老人说失去土地和健康之痛不再困扰他，现在他心情平静，身体舒泰，每天祈祷与上帝默默交流使他无比愉快。他告诉我他已悄悄地停服抗抑郁药。

　　在临床实践中，我确实感到有宗教情怀的人活得更健康，暗暗为信仰的力量称奇。研究表明，信仰任何一种主流宗教的人，不论男女，其平均寿命均比其他人要长；他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也比其他人要好；他们的血压比其他人低；他们患中风、抑郁症、心脏病和产生焦虑不安情绪的可能性也比其他人小；他们自杀的可能性更是远小于普通人。传统的宗教祈祷和信仰生活显然对身心健康有益。

　　哈佛大学医学院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ｅｎｓｏｎ博士提出了一个关于信仰与健康之间可能存在关系即自然选择选择了宗教。根据Ｂｅｎｓｏｎ的理论，在史前时代那些出现宗教信仰萌动的氏族或群体中可能已经形成了较好的生活习惯，而且崇尚一种照顾家庭和邻居的责任感。这可能增强了“血亲的体质”或提高了整个氏族将其族人的优良基因遗传下去的可能性。他们的子孙也因而在信仰中成长；他们的后代则由于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的健康生活习惯和无私关怀他人的品德，从而提高了生存能力。人类“为了上帝而团结”在一起，人类天生就具有信仰宗教的潜质。

　　医生有义务向病人提供一些研究发现的有益于延年益寿的建议，比如不要吸烟。如果信仰宗教能使人更加健康，这是否意味着医生有责任建议人们信仰宗教呢？我不是教徒，更不是神职人员，但我相信宗教信仰有益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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