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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片，钱砸出来的垃圾？（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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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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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片，钱砸出来的垃圾？（中）
─ 钱亦蕉 张静
贾樟柯专访：拒绝“投入崇拜”
对于贾樟柯来说，赢了“金狮”，却赢不了中国观众。艺术电影没有市场，这是中国电影市场一个无奈的现实。
“贾家班”
《新民周刊》：每个导演都会有自己偏爱的演员，这次《三峡好人》再次选用了赵涛和王宏伟，这两人原先都不是职业演员，你为什么喜欢用他们？
贾樟柯：王宏伟是我以前的同学，他学电影理论，我从拍第一个短片的时候就开始和他合作。我们那时候上表演课，我、王宏伟，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三个人是被认为最不会表演的，老师老训我们，但是王宏伟这人特别生动，有自己的节奏，因为是学文学的吧，所以他对电影所要传达的感情相当敏感。我拍第一个短片《小山回家》的时候，觉得他无论形象还是能力都适合，他戴一副眼镜，其貌不扬，走在人群里和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一样，他有一种非常大众性的魅力。我们在拍摄时有很好的互动，能给对方新鲜的经验和灵感，拍好以后大家都觉得他演得特别好，就一直合作了好几部片子。到了《站台》，涉及到女演员的问题，要演尹瑞娟，需要女演员又会跳舞又会说山西话，还要会演戏，这个条件挺难的，我到处找找不到，只好放宽界限，只要会跳舞就可以了，反正山西、陕西、内蒙语言都比较接近。后来找到赵涛供职的太原师范学院，那时她刚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在大学当老师，见后觉得她特别能胜任这个角色。她是很本色的表演，那个角色外形和气质跟她本人很像?我觉得她还是很有塑造人物的能力的。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俩都逐渐变成了我的职业演员，赵涛今年辞掉了工作，专门投身做演员，这些年发现这两个演员不容易，大家非常合拍。
《新民周刊》：很多导演都有自己的班底，除了演员之外，比如固定的摄影师、录音师、美术师等等。
贾樟柯：我也有。这或许是国际上更通行的一个方法，电影是一个群体工作，不光导演一个人，很多部门要落实导演的想法，只有志同道合、美学观念一样的一群人碰到一起后才容易加分，把大家的才华集中起来，而不是抵消、消磨。从拍短片开始我就一直在找自己的团队，到了《小武》班底就稳定了。
《新民周刊》：现代电影工业，制片人和导演的合作越来越重要，比如冯小刚与华谊兄弟，张艺谋与张伟平，你的投资人也是稳定的吗？
贾樟柯：我的投资方主要有两家，一个是来自日本的北野武，他从《小武》、《站台》开始就为我的影片投资了，另外一个是上影集团，我们从《世界》开始合作，《三峡好人》也是由他们投资的。
依靠海外市场
《新民周刊》：《世界》在国内的票房成绩不佳，那么这次的《三峡好人》投资600万，靠内地票房能收回成本吗？
贾樟柯：我觉得困难，对内地的票房不敢抱很大的期望。需要1800万的票房才能收回，按现在艺术电影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主要是靠国外市场，我们现在已经卖了40个国家，如果按票房来算，全世界有1．2亿的票房。我想这应该是今年华语电影里面回报率最高的影片。
《新民周刊》：威尼斯得奖对海外市场影响大吗？
贾樟柯：得奖当然对销售有很大帮助。
《新民周刊》：为了得奖会迎合西方评委的口味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你的艺术电影以及第五代一些导演的商业大片，都是在靠国外市场收回成本，那么是否必然会因此投西方观众所好？
贾樟柯：依靠海外市场很正常，现在几乎任何国家的影片都不能靠本土的票房来回收投资，不单华语电影是这样，好莱坞电影如果只靠美国市场也是回收不了成本的。按行业的规矩来说，商业电影应该是有一半在本土销售，另一半靠海外的收回。不过我不认为我是在迎合西方，怎么拍出导演的本土性，怎么提供给观众一种新的电影方法，才是我们的卖点，如果迎合反而会失去卖点。
意外之作
《新民周刊》：《三峡好人》主要拍的是一个男女情感故事，为什么会把三峡作为背景？
贾樟柯：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三峡，也没想过要去那里旅游，三峡是闯到我的生命里面的。我的好朋友画家刘晓东，画了《三峡大移民》，去年他又想去，给我打电话聊起来，说他要去奉节画11个拆迁工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因为我一直想拍他的纪录片，就跟着他去了。这部电影等于是计划外怀孕。我拍了十几天的《东》，被眼前三峡迁移的景象所触动，突然想拍故事片，只用三天的时间就写完剧本，赵涛他们到了现场后都不知道我要拍什么，我只是打电话说你们赶紧过来，有电影要拍。投入拍摄很快，但是之后费了很多精力，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去了12次，演员去了不少于5次，我们拍了6次，都是断断续续地拍，拍一段就回去休息。因为有个变化的过程，要跟着拆迁的过程去拍。我们最后一次拍是今年五一，有一场很重要的戏，是赵涛扮演的角色和她的丈夫分手，剧本里写的是在大坝前面，但之前大坝还没有开放，不能拍摄，等到5月份大坝开始迎接游客，我们就拍了最后一个镜头。城市空间变化的速度很快，一般一个多星期一栋楼就拆掉了，我觉得拍摄在跟拆迁赛跑。
《新民周刊》：《三峡好人》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贾樟柯：变迁是背景，最主要的主题是讲人选择的能力，其中一个是离婚的故事、一个是复婚的故事，他们通过自己感情上的选择，给个人生活一种自由和尊严，这是讲中国人的主动性和中国人的行动能力，这跟我以前所有电影里人物是被动的、随波逐流的状态有很大区别。
《新民周刊》：现在有种说法：中国缺少好的编剧，很多导演都自编自导，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你觉得自己编比请编剧更好吗？
贾樟柯：我觉得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我一直都是自己写剧本，这和受的教育有关。我们上学主要研究法国“新浪潮”，讲“作者电影”，“作者电影”很大的特性就是自己编剧自己导演，这样可以完整地实现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开始就接受了这样的电影训练。再有跟我们刚出学校时拍电影什么资源都没有有关，最初拍短片的时候不可能有钱去请编剧，这就形成了自己的工作习惯。但我觉得一个好的导演应该可以有一个好的方法和编剧合作，比如基耶洛夫斯基就一直有自己的搭档编剧。我的下一部影片《刺青时代》，将与毕飞宇合作。
中间的电影
《新民周刊》：如果你有机会拍投资一两亿的大片，你会拍吗？也会拍古装武侠吗？
贾樟柯：其实我在2000年就已经有这个机会了，但我拒绝了。因为我要拍的题材都不需要这么多资本。我不接受命题作文。我有一个原则，国际制片都了解的，那就是我要拍什么，我拿出剧本，问投资人要不要投，而不是他们要求拍什么。我暂时对古装武侠类还不感兴趣。
《新民周刊》：今年有一部《疯狂的石头》以小搏大，在国内取得很不错的票房成绩，你对低成本电影怎么看？
贾樟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实际上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高投入的神话。高投入实际上是投入崇拜，以此形成非常主导的电影观念，太单一了。《疯狂的石头》这样的小片子取得好成绩，会让人们重新思考，甚嚣尘上的大片可能会受到质疑。对于成本，我们现在变成一种极端，要么大成本，要么小成本，小成本的概念是什么呢？以前谈到低成本，就是所谓的“小马拉大车”，比如我1999年拍《站台》，那时候500万，但是要拍十年的历史，有那么多人出场，真的是小成本，利用了我们的年轻，可以超负荷地工作。反而我的第一个电影《小武》就不是小成本，虽然只有30万，但是够用，那个钱很舒服地就拍完了。我们现在考察影片，要么是商业大片，要么是艺术小片，难道就没有第三种中间的电影吗？我觉得占主导的应该是中间的电影，就是美国B级片的概念，它是符合国情的。动辄几个亿，按照国民的收入水平来说，我觉得比任何一个好莱坞电影都要铺张。
《新民周刊》：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你会考虑拍摄既有艺术价值又有商业价值的片子吗？听说《刺青时代》会请周杰伦这样的明星来拍，这好像是你第一次与明星合作，会是一种改变吗？
贾樟柯：有过这样的打算，但是我们最近收到的消息是周杰伦的档期正好是拍《灌篮》。《刺青时代》跟前面剧本的感觉很不一样，非常有戏剧性，以前我都是反戏剧的，这次是另一种尝试，是有明星参与的“作者电影”。你看侯孝贤，他的电影都是大明星在演，但是他的电影还是“作者电影”。我想我会吸纳更多工业的元素进来，适合的题材不排斥跟明星合作，做电影应该非常开放，有多种尝试。
小成本，也疯狂
投资300万，赚回2200万票房，让电影莫名其妙地成了暴利行业，除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和牛气冲天、不断上扬的股市，还有什么比这更疯狂的事情？
毫无疑问，《疯狂的石头》是今年最疯狂的一部电影。
之前寂寂无名的导演宁浩，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毫无征兆地放了一颗大卫星，却在无意中敲开中国电影市场的一条罅隙，也许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小成本制作类型的电影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尽管2005年中国出产了253部电影，其中80％是成本在800万之下的中低成本制作，它们仅占到全年票房的20％。
“穷爸爸”
《疯狂的石头》让发行公司大赚特赚了一笔，宁浩仍然扮演着“穷爸爸”的角色。原因很简单：他用包单的方式接拍了这部电影――制作费是固定的，剧组自己控制开支，有剩下的是自己赚的，超支了自己想办法填上，影片上映后，不管多卖座，导演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虽然这次拍摄宁浩没有再欠剧组成员的钱，但他还是把自己的导演酬金扔进了制作，因为最终拍片超支了。
《疯狂的石头》是宁浩至今做过的投资最大的电影，在此之前，他拍过《香火》和《绿草地》两部电影。《香火》是一部DV电影，《绿草地》开拍之前投资就遇到问题，宁浩将自己的10万元家底全部拿出，和制片人的10万一起拼凑出一个寒酸的剧组。
“穷爸爸”的两部电影倒都不“寒碜”。《香火》（2003）获得东京银座电影节大奖，之后又获得香港国际电影节亚洲DV竞赛单元金奖。《绿草地》入选2004年柏林电影节和香港电影节，不但获得上海电影节亚洲区最受欢迎奖，还进入德法两国的艺术院线。
在《疯狂的石头》之前，宁浩钟爱的电影甚至不能解决他的生计问题。他只能靠拍些MTV“补贴家用”。那时，他跟朋友一起在街上溜达，朋友看他很久没有新衣服穿，于是建议他买一件，他说，不能买，钱是用来拍电影的。朋友见他营养不良，建议他吃点好的。他说，不能吃，钱是用来拍电影的。日子久了，朋友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的表现是，朋友哭了，边哭边说：咱该吃吃，该穿穿，钱会筹到的。
没钱，似乎已经成了宁浩新片遭遇的一个常态问题。即使是《疯狂的石头》，也不例外。
2006年4月底，宁浩基本完成了《疯狂的石头》的后期制作，影片耗时一年整。然后，他迎来自己电影生涯中最绝望的时刻。
剪接师在工作完成之后离开了，剩下宁浩一个人在机房。后期的费用已经花完，所有的事情只能自己来，“刻一张盘得我去刻，送个文件也要自己送，累心累身，压力特别大，整夜失眠。那时真的是觉得绝望”。
宁浩觉得异常疲惫，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种内在矛盾撕裂着他。“我还无法扔掉MTV，这让我非常讨厌。从拍《香火》开始，当电影做得越专业，盘子越大，就越没有精力去照顾其他的事情，但是生活逼得我又不得不照顾。我得思考我要花多少精力放在电影上，花多少精力放在MTV上去挣钱，我无法专心地去从事电影，我很分裂。”
宁浩说自己眼下仍然处在养家糊口的阶段。“其实很多年轻导演都只能靠拍广告这些电影之外的事养活自己。是否能有相关的协会或机构，给这些人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让我们对做电影能有一份信心？”
“富爸爸”
没有明星，没有高额的成本，没有著名的导演，面对《疯狂的石头》这样的“三无”影片，发行方中影华纳曾经并无多大信心。
对于这类低成本影片，往往采用发行成本相对比较低廉的数字院线发行。但是当《疯狂的石头》决定要发行的时候，数字院线已经没有档期了。中影华纳横店有限公司副总裁赵海诚说，“我们欣赏这样一个好看的、智慧的故事，想把这部影片奉献给广大的观众，但又没有数字院线这样相对比较低成本的院线支持，那我们就要做拷贝，而拷贝的投放是需要勇气的，所谓勇气就是我们要拿出相当于这部影片制片成本将近50％甚至还要多的钱去做发行，所以从当时的决策层面上讲大家有信心，但是风险更大。”
5月看片会后院线反响热烈，拷贝制作量从原计划的30个增加到100个。按每个拷贝8000元制作费计算，发行商为此多投入56万元的发行成本。
到了6月底7月初，真正陆续在国内影院安排放映计划时，院线又变得保守了。国内大部分多厅大影院都只在非黄金时段安排最小的放映厅，公映首日大多只安排了不超过3场放映，票价多数定在二线国产影片的三四十元标准上。
几天放映下来，情况发生大变化。在有限的放映场次里，上座率非常高，爆满情况在各地频频出现。媒体记者的赞誉之辞更是蜂拥而至。在不足一周的时间里，“石头”取得了200万元的全国票房，为当周冠军。
上映一周后，“石头”享受到“好莱坞大片待遇”。7月8日、9日的周末，北京的各大影院普遍安排了每天10－20场放映，广州几家大影院把“石头”的票价提高到60元，在深圳甚至有影院把票价提到75元。“石头”的全国总票房在上一周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再次蝉联周冠军。
靠观众传出的好口碑，《疯狂的石头》一共在国内持续上映了3个月，并且创造出2200万的票房奇迹。靠发行《疯狂的石头》赚了钱的中华横公司也有了 “表示”：他们奖励了宁浩10万元。拿到钱的宁浩有点开心：“挺意外的，有总比没有强。买一辆赛车？能买一辆自行车吧。‘BMW’的那种，哈哈。”
类型片的运气
12月3日，久未露面的宁浩出现在央视二套《商务时间》的节目录制现场。与他一起出现的还有《鸡犬不宁》的导演陈大明、香港导演王晶以及一批电影界制片、发行中的著名操盘手。
业界人士普遍认为《疯狂的石头》之所以成功，除了故事好，运气也很重要。《疯狂的石头》上映的时候恰逢国产电影月档期，本来是放映淡季，却因祸得福，基本上没遇到什么对手就大热胜出。而号称石头第二的解压电影《鸡犬不宁》虽有“石头”的品质，却没有“石头”的运气，档期中前有《迈阿密风云》，后有《墨攻》。迄今为止，票房只有《疯狂的石头》的四分之一，也就是500多万元（其实这个票房在今年上映的中低成本的国产影片中已经相当抢眼）。
“也许这个月上映大卖，3个月前上映就大败，没有一部电影在任何时期都是好电影。”香港金牌导演王晶对档期的强调，恰恰应验在《疯狂的石头》和《鸡犬不宁》这两部深受好评的小成本电影上。
其实《鸡犬不宁》的导演陈大明觉得自己挺委屈的。明明在《疯狂的石头》之前拍摄这部电影，却因为档期问题让《石头》占尽先机。发行公司推出的营销方案是“继疯狂石头本年度第二块石头解压”，陈大明一百个不乐意，“我跟它完全不是同类型的电影”。
但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做不了大手笔的宣传发行，只能通过第一批观众的效应把口碑传出去，吸引更多的人进来。在当时，借助《石头》的声名成了一种必然选择。就像《石头》营销的时候，打出了媲美冯小刚的冯氏幽默电影。“借力打力”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在发行方看来都不失为一种省时省钱的好方法。
长久以来，恐怖片、爱情喜剧、科幻片、惊悚片、黑色幽默、警匪片、灾难片，这些美国电影工业成熟的类型片模式并没有在国内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自打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使中国武侠片脱胎换骨以后，中国内地市场最成功的类型片是以《英雄》、《十面埋伏》、《夜宴》等为代表的“中国式大片”。
导演陈大明表示，在美国，不同类型的电影已经培养了各自稳定的观众群体，类型片在规定了不同的主题之后，观众通过这个“标签”可以确保获得预期的观影感受。但在国内，由于根本没有类型片和相应的观众群体划分，所以许多影片给自己贴上的标签更多只是宣传的噱头，观众和发行方都在“撞大运”。
“美国大部分受欢迎的电影都是讲述小人物的，这是最主流的，但在国内这种反映普通人情感的影片反而成了非主流。”陈大明认为国内电影产业一个很大的弊病是人们对于商业电影的理解有问题，“不是只有那些史诗类的大片才是商业的，在国内影院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些大片侵占了太多资源，实际上掠夺了其他影片的生存空间。”
正如宁浩指出的，“良性的电影市场，大中小成本的电影都需要。这就如同一个城市不可能只有大饭店一样，人们也需要街头大排档！”陈大明也认为“现在最重要也是基本的是要鼓励题材的多样化，除了贾樟柯的影片和中国大片，我们应该有一些雅俗共赏走中间路线的影片”。
有人统计，《石头》一场带给观众的笑声达到了60次。观众的笑声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们已经厌倦了“中国式大片”，也疲惫了“那些很少在中国上映却受到西方电影节和发行公司偏爱的艺术片”，他们喜欢“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电影。
朱文：最反感“精致垃圾”
作家朱文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拍的小成本电影在小范围内获得很好的口碑，还得过奖，却上不了院线。
现在，制作电影的门槛比以前降低了很多，但是制作电影只是这个工业的上游，放映则是下游。很多电影，可能连公映的机会都没有。朱文对于中国电影的现状又是怎么看的呢？
河西：当时是怎么想到去用DV拍《海鲜》的？花了多少钱？
朱文：《海鲜》是用DV拍了以后再转成35mm的一部作品。虽然拍《海鲜》之前我并没有拿DV拍过任何东西，看国内外的DV短片也看得特别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用DV去拍可能会更合适，也有人愿意投钱，就拍了。花得挺多的，差不多有100万吧。当时的系统还是以胶片为主的，还得拿到国外去转胶，光转胶的钱大概就有四五十万元。当时我就是拿35mm来拍都不需要这么多钱。从头到尾就我一个人在忙活。
河西：《海鲜》在威尼斯电影节放映时反响特别热烈，是这样的吗？
朱文：没错，对此我记忆犹新。第二天意大利的各大报纸几乎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正面评论和报道，都说非常好，太棒了，电影品质与众不同，在所有类似的片子之中，这是最理想的一部。要知道，在卡尔维诺、费里尼和帕索里尼这些大师的故乡，得到这样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都是行家。
河西：一开始拍《海鲜》有没有想过后来会得奖？
朱文：其实拍电影不得奖是很难的。如果你自信自己的作品有实力，就不要怕被埋没。和写作比起来，电影的世界由于没有语言的障碍，而且世界上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电影节奖项分配，拍电影成功的道路肯定要比写作来得宽广得多。
河西：后一部《云的南方》是个比较内敛的电影，为什么想到请左小诅咒来做音乐？
朱文：《云的南方》是一部很内敛、慢热的电影，受过审查，表面比较光滑，要表达的东西都藏在背后，而左小诅咒的音乐可能会更粗糙，更原始，但是我正是需要这样一种感觉的音乐来打破电影的光滑，构成某种影像的张力。
河西：对李雪健的表演满意吗？
朱文：李雪健是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我就一直非常喜欢他的表演。当时这部片子的监制田壮壮很热心地就把剧本给了李雪健，李雪健看了以后特别喜欢这个本子，然后我们就有了非常愉快的合作。这得感谢田壮壮在其中牵线搭桥。从他在《巫山云雨》中做监制我们认识以来，他就一直在提携像我这样的年轻导演，没有他的帮助，我们这帮人可能都没有这么幸运和顺利。
河西：《海鲜》和《云的南方》有公映的机会吗？
朱文：《海鲜》是彻底没戏了。拍片的时候没有许可证，最后也没有审查，这样的片子根本没有办法在国内公映。《云的南方》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有过公映，在央视六套中也有播出。
河西：你对现在的电影圈怎么看？
朱文：我认为，中国电影是一个禁锢最严重、开放最晚、限制最大的领域。也许有人不同意这观点。事实上，我们面前有太多人为的障碍，做起事来，总有一条底线在我们面前摆着，你不能逾越它，大家都心知肚明地不去碰这条底线。那些主流导演他们本身已经很堕落了，他们拍电影可能都是由于比较现实的目的，因名利所系，为现实考虑的。第六代导演在第五代导演的废墟上成了中国电影的一面新旗帜，可是他们并不那么纯粹，他们很多人热衷于到各大电影节打政治牌。
河西：你看过《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峡好人》这两部近期在唱对台戏的电影吗？你对它们怎么评价？
朱文：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两部影片。从市场来看，《三峡好人》肯定不是《黄金甲》的对手，用不着在那“殉情”，殉了也没用；在艺术上反过来看基本上也能成立。基本上，这是两部不可比较的电影。
我本身就不看张艺谋的电影，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独立的表达，本身没有什么独立的精神，而我觉得对于艺术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用中国最好的电影力量拍那种最精致的垃圾。他们用一种成功的方式在拍电影，那种电影我觉得特虚伪，最根本的问题我觉得是缺少了一种诚实的、富有勇气的作品。中国缺少这样的作品。
张艺谋对画面近乎苛刻的唯美主义追求让他不能诚实地面对镜头，你看他的宫殿和服装，奢华到了极至，他就是要刺激你们的感官，刺激你们的消费。所以你们批评陈凯歌的《无极》丧失了艺术立场啊，用不着，他的目的达到了，艺术不艺术根本不是他在这部影片中所要考虑的内容，那些批评家根本就是在对牛弹琴。你们可以说张艺谋、陈凯歌是中国最好的导演，但是这种出色是相对的，相对于中国电影，矮子当中挑将军，放在一个高标准的背景里面，还是不怎么样。
至于《三峡好人》，毫无疑问，贾樟柯是一位优秀的导演。但是他在各种媒体见面会和首映式上那些关于“殉情”的慷慨陈词则不免多了一些做戏的成分，从而也就少了一些悲壮。我觉得他对票房其实看得挺重，至少他的前一部电影已经证明了他的电影不赚钱，其实不必指望那些看惯了武侠的人会来懂你，他们需要蒙蔽自己就让他们掩耳盗铃好了，这也是一种真实。
当然，如果中国多一些真正懂行的观众，少一些只会追星的粉丝，那优秀导演的生活会好过一些，虽然这是不可奢求的，而且那样的话，那些拍大片的导演日子就难过了。（笑）
【转自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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