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朱嘉明专稿：《大国崛起》讨论中不能回避的若干问题 朱嘉明专稿／自去年年末至今年春节，在中国，包括国外，由《大国崛起》电视专题片所引发的讨论，持续了几个月，我始终关注这次讨论，因为其意义早已超越了该片本身，不仅涉及到了对十五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理解，也触及到了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全方位的选择、挑战和广义的发展战略。近十余年来，中国知识界的派别、分歧以及背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这次讨论中显露无遗。 一场关于其他国家复兴和崛起道路的争论，竟对中国各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绝非第一次。110年前，即1897年，康有为呈递的变法条陈和《俄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均曾由光绪帝“恭呈慈览”，震撼了光绪帝的思想，引发了戊戌变法，就是一例。在最近的三、四十年间，美国的《光荣与梦想》，日本的《激荡的百年史》、还有《第三次浪潮》，以及包括《河殇》在内的一系列电视专题片，都产生过或大或小的争论和影响。 在我认真阅读和了解了讨论的各种观点之后，颇有缺憾之感，为此，本文另辟途径，以不同的视角，归纳了十个问题。就讨论的方法而言，我很赞同资中筠的看法，不要立即把中国对号入座，加以联系。我希望我的这十点看法提供一种相对超脱的声音。 一、大国和小国 讨论大国崛起、民族兴衰、人类文明的变迁，必须有一个历史前提，这就是人类社会是否发展，和平是否加强，历史是否进步。按照这个历史前提，小国和“中”国的崛起几乎与大国的崛起应当受到同等的重视和肯定。道理非常简单，地球上今天有百余个国家，大国毕竟是少数。定义大国和小国，没有绝对的标准，完全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指标体系。如果以国土和人口作为标准，近现代以来的瑞士从来就是一个小国，但是，从金融角度来讲，瑞士又可以称为金融大国。韩国就面积和人口来讲，称不上大国，但是韩国是一个已经崛起，并且还在成熟的经济大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南亚的新加坡和加勒比海上的古巴，都对所在的区域以至世界格局产生过和正在产生着超过某些所谓“大国”的影响。我们会非常容易地在欧洲、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发现一些不能称之为大国的国家，它们曾经崛起过或正在崛起，它们的经验同样值得各国借鉴，它们的贡献同样值得肯定。 必须指出的是，在人们讨论中所说的“大国”，其背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是指那些曾经和正在具备强权和霸权的国家，而不是仅仅指领土、人口、经济和资源。严格意义上说，它们是GREAT POWER（强权）而不仅仅是GREAT NATION（大国）。我们可以说，新加坡是GREAT NATION，显然不能说新加坡是GREAT POWER。在21世纪，因为人类的价值体系的演变，GREAT POWER，极而言之，SUPPER POWER,即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与历史任何时期相比，不是增长，而是衰退。 二、 崛起、衰落甚至灭亡 历史是有周期的，崛起过程也有周期特征。崛起到最高点之后就是衰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持续崛起的国家。可以这样认为，崛起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后，不仅有一个在经济上持续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且还伴随着整个国力的全面膨胀和相对应的文化复兴。但是，这样的时期少则不过十几年，多则也不过三四十年。就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在一个历史周期中，可能经历崛起衰落再崛起的阶段，德国、日本和俄国就提供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德国从俾斯麦倡导的统一开始到今天，一个多世纪，不仅经历过崛起，也经历过毁灭。其中，法西斯纳粹的第三帝国的崛起和灭亡就是理解德国民族崛起中不可逾越的历史篇章。至于日本，至少从明治维新到今天，中间包含着长达半个余世纪的军国主义时代，而这个军国主义时代几乎致使日本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这也是日本崛起全过程不可逾越的历史篇章。前苏联则是俄国这个民族国家崛起的一种形态，然而已经消亡。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历史轨迹不尽相同。但是在过去一、二个世纪之间，都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所以，“崛起”二字并非是精确的历史科学语言，也难以概括大国崛起所涉及和经历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特征。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前苏联的完结，德国第三帝国的灭亡，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人类如何吸取历史教训。如果只看到彼得大帝，只看到俾斯麦，只看到伊滕博文，就会产生“崛起”幻觉，甚至走向“崛起拜物教”。这种现象，往往是后进国家在长期遭受霸权欺负和压抑之后由自卑自怜引发的。任何国家民族的强大本身是好事，问题是不应该陷于对强大的操之过急，而忽视强大本身的历史意义。 三、 历史过程的共性、特殊性以及不可重复性 所有的国家崛起和复兴都有共性可寻，但是，其特殊性和不可重复性远远大于它们的共性。到目前为止的大国崛起，除日本之外，所谓“大国”崛起的案例，都属于西方国家，而所有这些国家，都可以划入基督教国家的范围。必须承认，没有德国的宗教改革，欧洲大陆国家，以至英国的崛起是不可能的。而美国崛起的深层结构，也是以新教为基础的。美国的创建者们，几乎都是新教徒。很难想象，宗教可以在21世纪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和复兴还会重复发生如此之大的作用。进一步说，最没有争议的美国崛起，是因为美国具有一个人类历史上极其特殊的，又几乎无法重复的历史、人文、政治、以及地理环境。这个由移民按照当时人类最高的政治智慧所设计和创建的国家，崛起几乎和创建是同步的，是以牺牲整个印第安人种族为代价的。俄国的崛起，是与俄国向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急剧扩张联系在一起的。至于德国的崛起、英国的崛起，法国的崛起，则都是以不同类型的革命，不同类型的国家统一和重组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说，对所谓崛起大国来说，它们的特殊性，不可重复的历史国情和环境远远大于它们的共性。即使讨论国土不那么大，人口也不那么众多的葡萄牙、荷兰、西班牙，都存在着推动它们复兴的直接的国内因素，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因素。走向海洋，只是某些国家实现历史转折的导火索。 四、 国家的发展取向和变动的国际环境 从哥伦布、工业革命到冷战结束之前，所有大国崛起的经验都表现为：这些国家不仅追求而且实现了对生存空间扩展的极限。例如，俄国跨过了乌拉尔山走向西伯利亚，成为首都在欧洲、绝大多数领土在亚洲的大国；美国从十三个州扩展到五十个州用了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夏威夷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不过是1958年的事情。其他欧洲国家都曾经拥有过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殖民地。上述这种可以使一个国家和某些国家用强权扩展生存空间的国际环境，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换句话说，过去五百年间，所有大国崛起的历史前提已不复存在。在今天，且不讲地球，就是讲月球和太阳系中的任何星球，空间的任何部分，都不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发展取向。 一个崛起的大国，需要占据更多的自然的和人力的资源，需要拥有在全球更大的市场份额。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再是简单地以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为主体，而必须寻求新的模式。欧共体所代表的欧洲的复兴，就不再是欧洲中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简单崛起。北美正在形成经济合作体，在亚太地区有东盟经济合作体，还有诸如国际石油组织这样的经济合作体。这些模式的创造，用以避免国家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危机和冲突。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参与或不准备参与区域一体化伙伴的国家越来越少。俄国是一个，但是前苏联曾经有过一个与东欧联接的经济合作体；中国也是一个。但是，自前清以来，当中国不再有番属国之后，一直处于孤伶伶的状态。所以，在今天，当强权不在之后，一个国家的崛起，越来越不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和取向，首先要为世界所接受，那么，惟一可行的是利益均沾和利益协调。这无疑对后进国家的崛起，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大国的崛起是极大的挑战。 五、 崛起的成功及其代价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所有大国的崛起其实都包含着不可分割的崛起收益和崛起成本。这里就引申出两个问题。其一是崛起收益和崛起代价的内含，其二是在可比的原则下，崛起的收益和和代价谁大谁小，通常，在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眼里，把崛起的收益放在崛起的代价前面，强调崛起的收益，而不去充分分析和评估崛起的代价。 过去五百年间，所有这些国家的崛起收益都是建立在巨大的崛起代价的前提下，有的代价可以经过一段历史时期加以补偿，有的代价可能永远得不到补偿，有的代价不但得不到补偿，还会随着历史而加深。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血汗工厂，美国的泰勒管理制度，包括法国大革命，其实都是这些国家人民在崛起过程所支付的代价。美国的崛起毫无疑义地与历史上的黑人奴隶的牺牲与贡献连在一起，林肯的伟大就在于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敢于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种代价，是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为那些崛起的国家付出的各种类型的牺牲，超越崛起国的地理和边界。比如，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英国的殖民战争，包括对中国的鸦片战争，都是支撑英国崛起的历史因素，然而对殖民地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为英国的崛起支付了巨大的历史成本。德国第三帝国的崛起过程中，牺牲了众多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代价则是永远无法补偿的。历史的进步则是这些代价的被承认，被纠正，从而才使这些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得以持续。 问题在于，历史急剧变迁，很多曾经在这个国家，在那样的时候，人民、民族、国际社会所能支付的代价，在21世纪的时空之下，就不再成为公理所能容忍的。例如，两极分化、社会不平等，血汗制度，无视基本社会福利等等。所谓国情的提法，有意义，但不可以庸俗化。因为一个国家的国情在今天必须与新的历史环境相对应，所以，崛起代价的合理范畴与过去相比已大相径廷。换句话说，由于崛起的收益和代价的内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必然导致历史上的崛起经验越来越难以适应发展中国家复兴和崛起的经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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