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
　　　　　　　　　　　　　　　　马英九

明、清、民国时期的台湾人已经很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知识，必须用历史的角度和全球化的视野来思考台湾的定位，应当以开放、务实的态度和包容的精神看待全球化和两岸关系，大陆只是台湾全球布局的一部分。

编者按﹕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推出「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系列演讲共有四场，马英九首场演讲之后是林怀民谈「台湾的文化力」、吕秀莲谈台湾的人权观，以及张忠谋谈台湾的产业问题。这个系列的首场邀请前台北市长、前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山堂光复厅发表演讲。马英九在演讲中主张台湾的未来应以开放、务实的态度，从全球的角度去理解台湾的定位。台湾著名文化启蒙者、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非暴力民族运动革命家蒋渭水的孙子蒋朝根到场聆听；八十四高龄的香港知名工业家蒋震也专程飞到台北听马英九演讲。以下是马英九的讲话摘要﹕

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两年后，作家吴浊流在他的《黎明前的台湾》一文中写道：「世界文化一点儿也不等我们，照原来的快速度前进着。因此我们与其呶呶不休于那些无聊的事，还不如设法使台湾成为乌托邦。……努力建设身心宽裕而自由的台湾，就是住在台湾的人的任务。」可惜六十年过去了，台湾没有记取吴浊流的警告，世界没有等我们，台湾也没有成为乌托邦。

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面对无数艰难挑战，必须有开放的胸襟与务实的心态，才能生存发展，因此开放与务实很自然地成为台湾的传统精神。

过去台湾发展的历史提供了我们不少的经验。在明郑时期，清廷为了封锁台湾，采取「五省迁界」政策，沿海三十至六十里的地方不准人民居住。又对台湾实施海禁。郑成功采取积极开放政策，广结善缘，用务实的对外贸易维持抗清的实力。

郑成功长子郑经在一六七零年与英国达成通商协议三十七条，一六七二年双方并正式缔结通商条约十三条。郑经将台湾所产鹿皮与糖的三分之一售与东印度公司；英人则同意缴纳百分之三的关税，并运来台湾所需物品，后来甚至还包括军火与枪械。郑经后来也和日本从事贸易。根据英人记载，当时平均郑经每年有五十艘商船前往日本。

一六八四年清廷据台之后，不论在移民或军备上，皆采取消极、防卫、封禁的政策，直到一八七五年，才在列强压迫下主动撤销海禁并鼓励移民。中法战争后，清廷决定将台湾建省，并以刘铭传为台湾巡抚。刘铭传早在一八八四年即先来台湾督军，与入侵的法军打了一场著名的「沪尾大捷」。他来台即实施安定秩序、整理财政、充实国防三大政策，引进英、法、德、丹麦等商人与外资，大力建设台湾，为台湾「现代化」之始。

历史上台湾曾最进步

刘铭传于一八八七年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法工程师，初以官督民办的方式兴建铁路，后改官办，是为中国自建自办的第一条铁路。他委托英商怡和洋行承包敷设台北至福州的海底电缆及安平至澎湖的支线；成立「招商局」于新加坡，订购轮船八艘，往来于澎湖、上海、香港之间，有时亦航往吕宋、西贡、新加坡；刘氏又采「官督民办」方式成立煤务局，由英商旗昌洋行承办；刘铭传又发动富商林维源、李春生兴建台北城内街道，招徕江浙商人组织兴市公司，兴建大量商店、石板路、中西学堂、并在台北点亮全中国第一盏电灯，将台北城建设成「小上海」。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说「经过刘铭传的改革，（台湾）已经成为清国最进步的一省了」。

谈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台北过去的发展。台北是个盆地，先天条件不如嘉南平原，所以台湾的开发重点长期放在南部。十九世纪中期，台北近郊丘陵地开始普遍种植茶树。及刘铭传任巡抚，种者愈多。台湾的乌龙茶在欧、美大卖，台北经济亦空前繁荣。

台北为什么后来居上？因为它以「世界为腹地」，不只是台湾，不只是大陆。台北地理上最多只以桃园与宜兰为腹地。但台北的茶业大兴后，台茶（乌龙、包种）以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主要市场，很快取代原来以南部为主产地的米糖，成为台湾出口的最大宗。在不到二十年间台北就跃升为台湾的政经中心。清廷并于一八九四年将台湾省会正式设于台北府。可见是否能创新产业，以全球为市场，与世界经济接轨，以全球为腹地，恐怕是经济繁荣的关键。

相对于当时台湾对外贸易的逐渐开展，相对的，我们也看到了「琉球王国」的衰败。约在明朝时候，现在的琉球地区曾有一个王国的存在。每届琉球国王登基时，明清两朝五百多年间，朝廷都有派册封使前往册封与祝贺。在琉球最大的那霸岛上，有一个古铜大钟，在钟面发现一段文字，标题为「万国津梁」。主要内容是说琉球王国是东亚诸国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媒介与门户，琉球王国也就是在这个「万国津梁」的基础上而崛起的。清初，中日的丝银贸易开始式微，琉球王国不再是区域贸易媒介与门户，就逐渐走向衰亡。

回到现在，在目前的全球体系当中，也有一些例子可供我们参考或借镜。首先我要提一提南韩。南韩目前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在亚洲则是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日本与中国大陆。在五十年代，南韩还是亚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六十年代开始进行经济发展计划后，以对外贸易作为发展重心。之后国内制造业不断开展，一开始是轻工业，之后则包括许多重工业都迅速开展，并造成了所谓「汉江奇迹」。

借镜韩国狮城爱尔兰

一九九七年，韩国深陷亚洲金融风暴的漩涡，银行及金融体系爆发危机，被迫由「国际货币基金」（IMF）监管，在金融危机后，南韩政府开始了解到有选择地吸引外资的重要性，并对外资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推出《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外资企业在享有南韩企业「国民待遇」的同时，在部分行业和外商投资地区还可获得税收减免。在进入新世纪后，南韩更是以成为国际信息科技产业的领导国家为目标。南韩个人所得曾由九七年的一万一千美元跌到九八年的七千三百美元，但到二零零六年，已超过一万六千美元。

去年我曾到过新加坡访问，对于该国印象深刻。新加坡提出一个CORE的概念，也就是：Connectivity（沟通全球）、Openness（开放）、Reliability（可信度）、Enterprise（企业精神）。

新加坡正成为一个环球企业汇集之都。新加坡有七千多家跨国公司，有四千家以上的公司在新加坡设立营运总部，主要分别来自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印度、新西兰等国家。「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是附属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独立大学院校。学院的使命是为新一代亚洲国家政策制定者与领袖提供教育与培训机会，并在亚洲提倡「良政治理」 (good governance)。目前已招收了二十七个国家的学生，外国学生人数约占所有学生人数的三成。新加坡也藉由这个机会，进一步地扩大影响力。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欧洲小国爱尔兰的例子。以往以农业为主的爱尔兰，目前已成为以外贸为主的国家。在一九九五至二零零零年，爱尔兰每年经济成长率达到百分之十。二零零一年以来，经济成长率亦达百分之五，远高于OECD或欧盟的水平。爱尔兰目前国民所得是欧盟国家第二高，仅次于卢森堡，也是全球第四高的国家。

爱尔兰从一个连年战乱与恐怖活动的欧洲的边陲小国，十年之间变成超级富裕的投资、外包中心，秘诀是什么？就是「开放、务实、弹性」。

另外，我还想要提一个经济对外开放的反例，那就是远在中美洲的古巴。一九八零年代末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古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五年间GDP竟跌了百分之三十五。古巴虽然在九十年代初期就采取了经济改革政策，但由于不能跟外界接轨，十多年以来，古巴的经济发展依然相当困难。直至目前为止，古巴经济尚未恢复到一九八九年的水平。个人所得只有三千九百美元。称之为「国困民穷」，并无不当。

不管是从历史纵轴或是以世界横轴来看，到现在都站在关键点上。开放与务实是必走之路。开放就是将扩大格局、放远眼光，减少管制、松绑经济、全面与世界接轨。具体来说，政府要将外国与本国的资金及人才「引进来」，帮助台湾企业「走出去」，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效益和增强国际竞争力。

要怎么开放？台湾位于东亚地理中心，处于一个地缘政治的关键地位，先天上就是中国大陆的门户与东亚的跳板。台湾有些人「悲情意识」过分强烈，他们常抱怨台湾有个「恶邻」。我认为关键在执政能力，在于当政的人能不能把「恶邻」变成「善邻」。能解决问题，化阻力为助力，才算真本事。

当然，我们所主张的「开放」并非不惜代价地对外开放，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接受中国大陆的条件来制定我们的政策。开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的指导原则是「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而最终的目的是要达到：「安全」、「尊严」与「繁荣」。也只有在这三个原则下，我们的开放才有意义。

开放务实壮大台湾

什么是务实？务实就是不说空话，不做虚事。不打政治口水战。处处以人民需要为优先；政策以结果为导向，以全民福利为依归。怎么务实呢？务实就是要维持不统不独现状。台湾人民对未来有三个可能的选项：统一、独立，及永远维持现状。我主张应该维持并巩固中华民国的现状。台湾人民现在根本不必选择。我们要做的是厚植将来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有选择权的实力。

我认为我们一定要「务实」，就是要提升实力。我们会大力主张「拼经济」、「拼治安」、「拼教育」。不能再「务虚」，口号叫得满天响，但国家与社会都在原地空转。

台湾处于东亚黄金环带的中心地位，海空交通位置十分优越、便于经济与贸易发展。但在过去七年的「新锁国政策」下，台湾原本的竞争优势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这决不是爱台湾之道。我们相信只有在「开放」与「务实」的原则下，才能壮大台湾、结合亚太、布局全球，这样的台湾才会有竞争力，我们的未来才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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