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天空

□周　斌　田双喜／编译
 
　　
　　火 焚 东 京
　　
　　1945年1月底，美国陆航总司令阿诺德委任柯蒂斯·李梅少将出任第20航空军司令部指挥官，专门负责对日的战略轰炸。年仅38岁的李梅是当时美国陆航最年轻的将军，曾在欧洲战场指挥B-17轰炸机部队轰炸德国，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来到亚洲后，他仔细比较了日本与德国的工业模式，发现日本国内少有欧洲式的大型工业基地，其产品是先由分散在居民区的小作坊生产零部件，再送进工厂组装。在对德作战时可集中兵力重点轰炸其工业中心，但在面对日本星罗棋布的小工厂时这个办法却难以奏效。此外，他还找到了日本城市特有的弱点，即夜间防空能力差、住房密集且多为木制结构，极易起火，且市内的消防能力严重不足。
　　基于以上考虑，李梅决定对此前的轰炸战术进行改革。从3月起，美军不再对日本进行精确打击，改为用燃烧弹对东京进行地毯式轰炸。李梅还下令拆除B-29机身上除尾炮外的所有武器，飞行时也不再采用高空密集编队以节约燃料，这样每架B-29载弹量可从原先的3吨增加到7吨以上。1945年2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攻占了硫磺岛，该岛距东京仅1200公里，是远程轰炸机理想的中继基地。B-29受伤后可以利用它作为紧急着陆点，航程较短的P-51 “野马”战斗机甚至都可以从这里出发护送B-29到日本本土。
　　1945年3月9日午夜，三百多架B-29轰炸机自塞班岛和关岛起飞，以雷霆万钧之势飞向东京。它们在东京上空投下了两千吨燃烧弹，东京东部繁华区内的二十六万幢房屋几小时内化为灰烬，仅当日便有13万市民被烧死，近10万人受伤。此后，B-29轰炸机又用同样的方法将大阪、神户、横滨、名古屋等日本大城市尽数夷为平地。到了4、5月间，美军每隔几天便对已经成为废墟的东京进行强化轰炸，连日本天皇的皇宫和首相东条英机的住所也未能幸免。据统计，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7月，美军从塞班岛共出动轰炸机三万余架次，向日本投下近十七万吨炸弹，数十万日本平民死于非命。史无前例的轰炸将日本经济逼到了崩溃的边缘，1945年7月时日本城市居民中有850万人逃往农村，工厂工人的缺勤率高达49%；炼油工业生产下降83%；飞机引擎生产下降 75%；飞机骨架生产下降60%；电子装备生产下降70%；600多家主要的装备工厂被炸毁或遭到严重破坏。
　　
　　最后的战斗
　　
　　自汉口基地空军主力全军覆没之后，日军陆航便放弃了中国战场，只求用残存的战机到中国东部的大洋上同美军舰队作最后一搏。中美空军在察觉这一动向后也作了针对性的调整，侦察机扩大搜索范围，一旦发现日军自杀飞机的藏匿地点，便立即出动大批轰炸机和战斗机前往清剿。日军知道中美空军最前沿的基地也只在芷江、老河口一线，在华中及华东的广大地区仍无处落脚，所以他们觉得把飞机集中于距芷江较远的上海理应是比较安全的。孰不知中美空军此时又装备了大批P-51D战斗机，前往上海作战已是易如反掌。时任中美联合空军第三大队32中队长的洪伟奇战后在台湾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P-51D战斗机的最大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760公里，巡航时的速度也在每小时400公里左右，比P-40系列的320公里高出了不少。且机身可安装两只超大个的副油箱，别说是从芷江、就算是从海南岛出发也能轻松地到上海打个来回。进入1945年后，我们的队伍迅速壮大，而油料、弹药、被服等给养却还是从印度空运得来。随着飞机的增多，油料渐渐开始供应不上。更要命的是当时美军还时常派遣B-29轰炸机轰炸日本九州和中国东北地区，有些在作战中带伤的B-29返航时往往是一进入国民党控制区便就近降落在中美联合空军的各前沿基地检修。帮助友军修理一下飞机自然理所应当，麻烦的是它们走时都要加满燃油起飞。基地供给本就紧张，哪还经得起这些大家伙消耗，常常是B-29“光顾”一次，我们几天都没法作战。我还听说在1944年12月30 日的时候，美国又给了我们20架P-51D战斗机，中美联合空军的指挥官决定这批飞机由第51大队的第7中队和第16中队交替使用，这可能也是由于燃油实在紧张的缘故吧。”
　　另外，曾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批空军教官的林保毅也对P-51D印象不错，他曾回忆说：“P-51D战斗机在飞行性能和稳定性方面都较以前的P-40系列要好得多，我还注意到它的驾驶舱座椅设计十分合理，无论飞机在做何种飞行，它都能保证飞行员身体的稳定，这一点在空战中是非常重要的。”
　　1945年1月17日，美国第14援华航空队的菲利普·G·查普曼大队长率领74、118两个大队共20架P-51D战斗机对上海机场发动攻击。驻守上海的日军做梦也没想到会有战机从西部来袭，机场周边的所有雷达也都是朝向东面的大海。当菲力普等人飞临上海机场时，日军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百十架各类战机正整整齐齐地排在跑道上，从空中看去，仿佛正在接受检阅一般。20架“野马”战机立即投入了战斗，不一会儿便将敌机全部击毁。据飞行员战后呈报，是役14航空队共击毁日机92架，但是在日军的战报中并无相应数字作佐证。太平洋上的美军真应该为这次偷袭的成功而庆幸，因为战后解密的资料显示，当时日本陆航正准备用这批飞机发动一轮“神风”作战。如果这一计划成为现实，美军舰队恐怕又将蒙受巨大损失。
　　
　　进入1945年以后，在华的中美飞行员已很少同日军发生空战，对地攻击几乎是他们唯一的作战内容。加上此时日军地面部队实力也大不如前，防空火力甚是薄弱，许多中美飞行员都在抗战最后的大半年中击毁了大批日机。美国飞行员托米·雷诺鲁兹便是其中的代表，此人是1943年“飞虎队”重建时来华的老飞行员之一，他在空战中击落日机数目仅有3架，但在对地攻击中击毁日机的数目竟有58架之多。而且自1945年后中美联合空军配备的P-51D战斗机上均装有照像机，这使得雷诺鲁兹的战果大部分都能通过照片加以确认。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将对地攻击的战果也考虑在内的话，雷诺鲁兹将超过在空战中击落59 架日机的理查德·朋克而成为二战中美国最伟大的飞行员。
　　2月16日，雷诺鲁兹率12架P-51D战斗机从老河口基地出发，经3小时的飞行来到青岛机场攻击驻扎在该处的日军“神风”攻击部队，一举击毁敌机45架。3月7日，雷诺鲁兹再度出击南京，重创守城日军。中国空军的一名老飞行员叶望飞不幸中弹牺牲，另一名中国飞行员王光复在座机被击中后跳伞生还，此人便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哥哥。
　　在中美空军的频繁打击之下，日军只得抽调第4骑兵旅南下夺占老河口机场以暂缓压力。该旅于3月12日从黄河南岸出发于24日到达老河口基地附近，由于在此期间天气条件十分恶劣，中美空军的侦察机竟没能发现这支部队。25日，日军开始攻城，中国守军见势不妙弃城而逃，中美联合空军只得将无法撤离的飞机烧毁，基地人员则乘运输机转移。27日，老河口全镇已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之下。此后，日军又企图扩大战果，计划在4至5月间进一步攻取芷江，但这时中国守军已有充分准备，日军毫无胜算。4月10日，中国国民党将领何应钦指挥王敬久、李玉堂、汤恩伯、王耀武等精锐师团发动了著名的雪峰山会战，将日军用于攻打芷江的四个师团全部击溃。会战期间，中美空军出动战机一千多架次，击毁日军车辆300余部、船只1600余艘、毙敌六千余人，为中国军队提供了有力的支援，这也是中美空军对日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作战。
　　
　　
　　就在前线捷报频传，抗战形势一片大好之际，“飞虎队”的创始人、美国驻华空军总指挥陈纳德的处境却是每况愈下。众所周知，陈纳德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史迪威的排挤，只是靠着蒋介石的赏识和信任才得以在中国留任。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期间，陈纳德强烈要求增加对驻华空军的物资供给，史迪威则执意集中力量于缅北、滇西进行反攻，对陈纳德的要求置若罔闻。到了1944年下半年，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罗斯福不得不将史迪威召回，改派魏德迈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处事圆滑、懂得协调各方关系，美国驻华空军的处境一度有所改善。不料史迪威回国后仍不肯罢休，极力怂恿其密友、美国陆军部长马歇尔继续对陈纳德和他的空军进行打压。1945年初，马歇尔授意魏德迈与美军陆军航空队缅印战区总司令斯特拉特梅耶对驻华美国空军进行改组，拟将所有驻印度和缅甸的空军都调往中国，把原本擅长战术攻击的第十四援华航空队改编为战略性部队驻守黄河与成都之间，仅负责轰炸任务，同时成立美国陆航中国战区司令部统一指挥在华空军的作战。陈纳德一眼看出这是有人借改组来排挤他，因而对该方案表示坚决反对，但他的一已之力根本不能同以马歇尔为首的政客集团相抗衡，蒋介石出于全盘利益的考虑也没有给他支持。1945年7月8日，来华参战已满8年的陈纳德被迫辞职，魏德迈立即批复并派斯通接任美国陆军第十四援华航空队司令官；陈纳德同时呈文蒋介石请辞中国空军参谋长一职，蒋介石则在回信中坦言迫于当前形势无法予以挽留，并称此为胜利前的一大憾事。消息传到华盛顿，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许多报社记者、参议员和普通的评论家都要求政府公开陈纳德在胜利前夕退役的真实原因，美国陆军部给出的回答只是简单的“身体欠佳”。
　　陈纳德即将归国的消息传出后，中国民众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大城市自发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蒋介石也破例将自己的专车借给陈纳德使用。8月2日，陈纳德的车队经过重庆市区，山城之中万人空巷，人们纷纷来到路边送别这位曾与他们并肩浴血的飞虎英雄。人潮涌动之中，十几位市民竟将陈纳德乘座的汽车抬起，一直把这“铁轿”扛到了市中心的广场，广场正中的高台上则悬挂着“飞虎队”的标志和摆满了各界军民相赠的礼物与书信。陈纳德半生戎马，见多了腥风血雨、颜刀霜剑，然当此情此景，亦不禁老泪纵横。当晚，蒋介石在总统府设宴，亲自为陈纳德饯行，席上众人忆起诸般抗战往事，均是不胜唏嘘。8月 7日清晨，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胜利的一周前，陈纳德在昆明巫家坝机场登上了一架C-47运输机的舷梯。数万名中国民众手捧鲜花在机场为他送行。起程前，陈纳德曾失意地对日后成为他妻子的记者陈香梅女士说道：“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我惟一的抱负是打败日本，现在我却被剥夺了欢庆最后胜利的权利。”
　　归国后的陈纳德虽已名满天下，但他那桀骜不驯的性格仍然不被美国军界的所谓“正统”势力接纳，直到退役时，他的军衔仍是在中国时的少将。据说陆军部长马歇尔曾对陈纳德直言：“在我有生之日，你别想再获晋升。”
　　然而是非成败，自有公论。1958年7月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特别批准陈纳德晋升中将，他在贺电中写道“这第三颗星（中将军衔的标志）早在十年前就应当是属于您的”。谁知天意弄人，陈纳德在接到任命后刚刚十天便溘然病逝了。1957年美国空军创立五十周年金庆时，陈纳德被评为美国空军十大将领之一；1990年美国进行了一次题为“谁是美国人心目中二战期间的欧洲及亚洲英雄？”的民意测验，结果陈纳德与艾森豪威尔分享了这一殊荣。今天，无论是在陈纳德的家乡德克萨斯还是在中国台湾和大陆各地，都能见到他的雕像，这位传奇英雄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载史册。
　　
　　全 面 胜 利
　　
　　1945年8月15日，已经山穷水尽的日本法西斯终于被迫投降。中午，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体国民宣读了“停战诏书”。轰炸停止了，全日本的活动也停止了，人们都三五成群地聚在收音机前静静地听着那个缓慢而沉痛的声音。久违的沉寂之中，不时传来几声清响，那是陆军和海军军官自杀的枪声。这一天凌晨，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剖腹自杀；晚上7点，海军上将宇垣缠带领11架“神风”飞机对冲绳发动了最后的自杀性攻击；深夜，“神风”特攻队的创始人、日本第一海军航空兵司令大西泷治郎剖腹自杀。
　　8月21日，洞庭湖上空显得格外清澈，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飞行员周天明等人的心情也特别愉快，因为他们刚刚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到洞庭湖上空押送日军洽降代表到芷江机场。当6架P-51战斗机风驰电掣般地飞至洞庭湖上空时，1架从机头到机尾都飘着白旗的日本运输机早已在此战战兢兢地恭候着。在周天明等人的监押下，日机在芷江机场绕场三圈后降落，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低着头走出飞机向中方代表递交了《日军驻地分布图》和《日军人员武器表》。
　　
　　9月2日，日本天皇特命全权代表重光葵率一个11人的小组来到盟军指定的“密苏里”号巡洋舰上向盟国递交降书，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代表盟军在降书上签了字。签完字后，麦克阿瑟环视众人，突然问他的副官：“陈纳德呢？”
　　9月9日上午9时，日本国代表冈村宁次在南京正式向中方代表何应钦递交了给中国政府的降书，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上校代表中国空军在受降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至此，中国空军终于迎来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完成了空中抗战的光荣使命。（全文完）
　　
　　后记
　　
　　史料显示，中国空军在抗战期间，共击落击毁敌机1226架、击伤炸伤敌机230架、炸毁炸伤敌坦克车辆8546辆、毙伤日军人员不计其数，参与了正面战场的所有重大战役，不但有力地配合了地面部队作战，自身亦成为抗战全局中一支不容忽视的主要力量。当然，由于战争的空前残酷与持久，中国空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8年中，中国空军损失各种飞机2468架，6164人牺牲。另外，以“飞虎队”为代表的盟国援华空军也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援华空军以500架飞机的代价，共击落日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 66700人。此外，据战后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美共同开辟的“驼峰航线”在3年零1个月的援华空运中，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共损失飞机 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抗战初期，日本法西斯空军凭借先进的装备，在中华大地肆意横行、狂轰滥炸。家国罹难、民族危亡之际，草创之初的中国空军面对数量和质量都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寇，毫不畏惧、奋勇抗敌，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悲壮激昂的乐章。在八年的铁血抗战中，从西北边陲到江南水乡，到处都留下了中国战鹰翱翔天际的身影，数千名空军官兵血洒白山黑水之间、埋骨雪域高原之上，用年轻的生命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更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中国空军除1941年9月27日张惕勤胁迫2名机组人员驾驶一架轰炸机投降汪精卫伪政权外（这二人后来也脱离汪伪空军），无一人一机投敌，这与国民党地面部队降将如毛、降兵如潮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如高志航、乐以琴、周志开等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事例却是层出不穷，这对于抗战时的军心民心都是极大的感染与鼓舞。
　　“振臂高呼鼓翼升，群英奋起如流星，掀天揭地鬼神惊”——这首纪念8·14大空战的军歌至今读来仍令是回肠荡气、摧人奋进。中国空军将士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建立的丰功伟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被中国和世界人民所铭记。
　　（编辑/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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