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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抉择 新浪博客 雷颐的BLOG
今年是“恢复高考”的三十周年纪念，不是“过来人”可能难以明白此事何以值得纪念，很难想象“恢复高考”给全社会带的那种惊喜、激动和兴奋，更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1966年初夏，“文革”狂风突起，神州大地开始“大破四旧”，“高考”是首批被废除的重要制度。因为按照“文革理论”，“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稍后冠以“两个估计”闻名），因此要废除高考制度，以“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法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上大学。“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但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种以“推荐”取代“考试”的弊病就暴露无遗。除了学生文化水平偏低严重影响“效率”外，更重要的是此举以“公平”之名实际后果却严重不公，因为“工农兵”有亿亿万万，但上大学的名额却是少而又少，因此“推荐”事实上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完全看背景、门路、关系，无权无势无关系者很难被“推荐”。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社会对此严重不满，怨声载道。但由于这是“文革”的“新生事物”不容反对，所以不能批评、更不能改变。“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不失时机提出反“左”，并在1972年和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谈话时以极大的勇气
提出要恢复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部分大学生的意见。但他的意见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文革理论”认为此时的主要危害不是“左”而是“极右”，所以仍要批“极右”。1976年的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运动，恰恰是从对“教育领域里的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开始的，对“推荐”的态度成为对领袖“忠不忠”的“态度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文革”被摧残得最厉害的教育领域也不例外，面临新的转机。1977年6月末，教育部组织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会上大家愤怒声讨“四人帮”破坏、摧残教育的种种罪行，但是讨论到会议的主要议题高校招生问题时却戛然而止。因为是坚持还是否定“推荐制”实际关系到对“两个估计”的态度，而“两个估计”是经过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或画圈同意的。这时，“两个凡是”在政治上仍占主导地位，对“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然而，弊端丛生的“推荐制”与日新月异的形势发展又明显不合。在这种两难之中，教育部做出某种变通：1977年的大学招生基本上维持以前的“推荐制”，但以落实周总理1972年指示之名建议招收占总数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1977年8月4日，教育部将此基本维持旧方法、仍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方案向国务院汇报。 历史，有时需要一个巨大的力量才能突破前行。 也就是在1977年8月4日这一天，正式复出一个月的邓小平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与会的科学家、教育专家畅所欲言，最后建议下决心改革招生制度，恢复高考。听了专家们的意见后，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并要教育部追回上午刚送出的给国务院的报告。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从1977年8月12日起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这次会议长达44天！最根本的症结，还仍在对“两个估计”的评价、态度。9月19日，邓小平为此专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他明确说道：“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原子弹是一九六四年搞成功的。氢弹虽然是一九六七年爆炸的，但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出来的。”对教育部的顾虑重重他批评说：“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这篇石破天惊的谈话，后来以“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由于邓小平的果断拍板，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的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是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考。从1966到1977，十余年间“积压”了大量中学生，所以考生人数高达1000多万！而“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国家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中共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想见此项决定是如何之不易。 这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提醒我们，应当“珍惜考试”。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而推荐制的实行，恰恰是使一个阶层可以相对流动的社会向阶层壁累森严的“身份社会”的倒退。事实证明，推荐制既无效率，更不公平。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年后的今天，某些人们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了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又想用“推荐制”来补考试之弊，真是吃错了药。不能不承认考试是一个弊端重重的制度，但目前还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能够取而代之。因此，不应因考试的弊病而否定这一制度，而应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当然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弊病的。
恢复高考三十年大事记
新浪博客 林素川的BLOG 自1977年8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教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起，到2007年，高考已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为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考试精神，提高科学性与规范性，高考改革从未停止过。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当年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讨论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当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确定高考招生办法。具体包括：1.劳动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据统计，当年的报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4.7%。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同年，从美国引进标准化考试，并于当年首先在广东省进行了英语、数学两科的试点。
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同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高等学校进行招收保送生的试点。 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后续几年中，高校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甚至50%。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的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宣布取消对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 200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第一次全面实现网上录取，全国网上录取新生率达到了85%。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扩大到了53所。)同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考虑到天气炎热，从2003年起，高考比以前提前一个月举行，固定安排在每年6月的7、8、9日。
2006年，在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后，高考考场上共有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大学校园。 是谁促成邓小平一锤定音恢复高考
新浪博客 杨子正如 一晃就是30年。77级的那批人，如今年龄都知天命了，年逾花甲的也不在少数。在那不讲学术学业学位的12年里，他们被赶到了乡下、山里、矿井、工厂、边疆，能赶上恢复高考的第一班车，可以说要多幸运有多幸运。且不论这批人现在活得好与不好，那时候大大多数都是感激老邓和胡耀邦的。那时候的小平就是改革，是希望，是出路。人们讴歌他，说是“春天来了（郭小川语）”。 喝水不忘挖井人。追忆往事，知道是谁促成了邓小平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论对77级还是后来人，都是一件美事。 1。当年是百业待兴，尤其高等教育和大多数的科研机构。那时候，各部的部长是相对强势的，像铁道部（万里），石油部，各个工业部，（那像现在弱势的部长，强势的总理，什么事都要总理过问，累死了总理，闲死了部长）。面对各自的局面，各部长都希望自家的工作能上去，不仅敢想，也敢干。 当时的教育部长是刘西尧。湖南长沙藉，出生在四川成都，在南京上的高中。刘西尧1934年到1937年在武大读书时参加革命，就在洪山区（武大所在地）和大冶区当书记，37年抗战爆发后成为“鄂东”政委（注意，那时候周恩来郭沫若住在珞珈山，想必他们认识），获开国少将军衔。57年入京工作，负责筹建国防科工委，任常务副组长。65年起作周恩来的日常联络助手。75年起任第二工业部部长。1977年1月25日当上教育部长。他启用了44岁的校友刘道玉（留苏时的留学生主席,因64年反苏归来被总理迎接而名噪一时）任高教司的司长，着手开展高教改革。 刘西尧和刘道玉希望把高教搞上来，组织了多次的专家座谈讨论，希望找到一个突破点。1977年7月初，教育部牵线，开始筹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希望利用科学界和教育界名人，直接向负责教育科研的的副总理方毅当面反映他们对教育的看法。当时刘道玉圈定了代表教育界的15位大学代表。 刘道玉毕业于武大化学系，他把自己系里的老师、耿直的查全性副教授拉去了。查先生50年毕业，57年到苏联学习（刘道玉后来到了苏联学习）。查全性副教授的父亲查谦是民国时期的名教授（见李约索写的《中国科技史》就有提及查谦）。 2。1977年8月2日，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或台湾厅开幕。住在旁边的北京饭店。参加座谈会的大学代表有北大的周培源、沈克琦，清华的何东昌，复旦的苏步青，南开的杨石先，吉大的唐敖庆等15人，科学院的代表有金善宝、张文佑、吴文俊、王大珩、周培源、钱人元、邹承鲁、郝柏林等。总共四十多人。 对于这种座谈会，一般像邓小平和方毅高级领导，听一下秘书对会议的汇报就是了，顶多在开幕式闭幕式讲几句也就不错了。那时邓小平刚复出，并且这是他公开参加的第一个活动，他和方毅从头一天讨论起就每天准时到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散会。在五六天会议期间，邓小平都全程参加。只有一个半天因外事活动，他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其他时间，他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很少插话。 与会的大部分大学代表对于大学的现状很不满。当时，大学招生采取的方法是各级组织推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青年”。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由于入学没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法控制。有的学生还行，有的差得很远。由于没分级，同一班学生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而当时又有另外一个口号，就是“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这口号本身没什么大错，但是，把招生情况和这口号合并起来，在教学中就变成了“就低不就高”——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学生来进行。这样，教育水平就非常低了。而且你没办法控制，你不知道他什么会，什么不会。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都得等他，大学就变成小学、中学了。因此，要真正在工农兵中培养出大学生来，也不能用这个办法。长此以往，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将会造成危害。大家都忧心忡忡，而又无可奈何。清华的何东昌就无奈地说，现在的清华成了清华中学甚至清华小学。 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大学教师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大都在知识圈。知识分子当时虽然不是敌人，但被称为“臭老九”。所以，知识分子的子弟中能上大学的就很少很少了。这一批人在自己的家里，以及在其周围的社会关系所接触到的一些青年，极少有上大学的。大家对这个现象，也很不满。查先生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而小儿子当时在读初中。因此，大家对家属和亲友中青年人前途的关注也是不可避免的。 3。于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查全性这个晚辈并没有发言，只是听别人说。 据当时的高教司司长刘道玉的回忆“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大的一位代表一直没发言。该代表说，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讲了很多意见，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招生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 刘道玉提到的那位来自武大的代表就是查全性。查全性在发言中提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就像工厂原材料的进厂验收，没有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保证，部分原因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的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合格的人才可招，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占据了名额。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今年的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在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另外还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大家还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至于化学和外文则可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报考。查全性的发言结束后，吴文俊、汪猷等人都发言表示支持。 虽然查全性的回忆与刘道玉的回忆有少些不同，但两人回忆的会议主体流程是一致的。其实他讲的内容并没什么新奇，当时大家都这么想，只是要有一个人说出来，要敢于说出来。 4。副总理邓小平听得很认真，问了他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来不及了吧？”，刘说应当来得及，招生可以晚两个月。不然又招一堆不合格的，浪费就大了。（那时候的小、中、大招生都是冬季，每年以春季为第一学期）。 邓再次问刘，一定来得及？刘说，来得及。 小平随即一锤定音，"那好吧，我们今年就恢复文化考试”。 其实77年的招生计划早就订了，还是像往年一样按推荐进行招生。对全国招生工作人员来讲，就是要推翻重来，因此中央有关各部和教育部连续44天不停地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第一次恢复进行大学考试招生的具体事项。包括暂停印行《毛选》第五卷，让出印刷厂来印刷高等教材---在那“两个凡是”的年代，这是何等的魄力。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1977年10月20日，中央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将这个重大消息公布于众。恢复高考永远地写在了历史的一页，成为人们永远的记忆。 1977年冬天，吸引了全国各行各业的1600多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工厂青年参加复习准备。 1977年12月11日到13日，全国有570多万人报名参加了第一届考试。 1977年这一届，共录取大学本科18万人，大专生3万多，正式中专生约5万。1978年夏季的78级考试又有新旧考生590万，录取本科约28万。
5。恢复高考，使得登上77列车的人成了时代的第一批幸运儿。他们从此彻底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恢复高考，使得祖国的教育和科研开始步上正规。 恢复高考，是邓小平一系列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的第一个真正的“改革”体现。也是他完成的改革项目中相对来说最彻底最完整的一项。 1980年刘西尧被派往四川当书记。 1981年对恢复高考起了推动作用的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大校长，他率先在全国高校实行学分制，高教学籍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曾出版《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智力·创造力》等10多部著作。1985年获得法国总统密特朗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恢复学位制是1981年教育部的事了，那时他已经不在其位了。 查全性继续回他的武大化学系当教授，80年成了化学部的院士。1987年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的三等奖。编著了《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 77级的那批人，除了极个别应届毕业生之外，极大多数都是从农村、农场、兵团、部队、工厂、学校（中小学老师）、赤脚医生和待业青年走上来的。如今，他们的大多数都是教授，院士，校长、部长和厅长，以及各行各业的骨干。 从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中国的本科毕业已经达到2千多万，这是何等级别的人才积累。这一切都是从“恢复高考”的一锤开始的. 仅以此文纪念那些在三十年前对恢复高考做出了贡献的人。
为参加一九七七年高考我给邓小平写了两封信
新浪博客 玉树临风的BLOG
我是一九六六年沈阳二中高三年级的学生。毕业考试、体检、政审、报升学志愿的事情都做过了，只剩一个月就参加高考了。一九六六年六月上旬，中央决定暂停高考，这一停就是十一年。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十分高兴，心中充满了希望，可是却报不上名。
我一九六八年下乡插队，一九七零年抽到位于辽宁省新宾县南杂木山沟里的民用火工厂当工人。一九七七年工厂成立子弟中学，要用我们这批青工中仅有的三个高三生当教师。当年，辽宁省教育厅规定，考生年龄在三十一周岁以下，我比规定大了四个月。厂里以我超龄为理由，拒绝为我报名，因为当时工人考生必须通过所在工厂报名。
我急了。连续给党中央写了两封信，信封上的收信人就写着“邓小平同志亲收”。信中主要反映我要参加高考的急切心情；反映当时全国的考生年龄限制为三十周岁，辽宁省考虑到学生年龄偏大，又放宽了一岁，为三十一周岁，但是仍把一九四六年十月以前的考生拒之门外，而这部分人几乎占一九六六年高中三年级学生的一半。党中央，邓小平同志为我们这些青年创造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却不能实现参加高考的愿望，太遗憾了。希望党中央把考生的年龄限制再放宽，让我们都能参加高考。
信寄走了，高考也过去了。我非常失望，觉得今生不会有机会念上大学了。
一九七八年春天，我被调去厂子弟学校当老师，先在镇中学实习。厂长给我们开会时，旁敲侧击，说我把他告到党中央去了。我这才知道这信是回到厂里了。其实我在信里并没有点名告厂长的状，只是说社会上一些人对知识青年参加高考设置重重障碍，破坏了党中央拨乱反正、选拔人才的决策。
镇中学组织教师到沈阳参观设在故宫的“周恩来革命事迹展览”，我们几个实习教师也跟去了。我抽空回家看望母亲，邻居告诉我今年高考不限年龄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急忙赶到省教育厅，去打听确切的消息。省教育厅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确认了这个天大的喜讯；并嘱咐我回去以后若有人阻挠报名，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会给我们撑腰。应我的要求，还匀给我一份当年的复习资料。
直到现在我还感慨，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博大胸怀，力主恢复高考。一九七八年考生年龄放开的政策是否因采纳我的两封信中的建议而制定，我不得而知。但一大批人能得以参加当年的高考，是我十分欣慰的。特别是我感激周恩来总理在上天保佑着我。若我没有机会回沈阳参观他的革命事迹展览，我也就不可能知道这样的好消息。当时距高考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与这次高考失之交臂，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我紧张地复习了一个月，在南杂木镇中学的考场上参加了高考。十月份，我接到了当时的东北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实现了我的大学梦想。 1977，恢复高考的记忆
新浪博客 孙国权的BLOG 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日前，翻开1977年10月22日的《昭乌达报》，一条消息映入我的眼帘：恢复高考，本年度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文字不多，是新华社1977年10月21号发布的。 顿时，30年前参加高考前后的一幅幅画面映现在我的眼前。
恢复高考！这新闻就像重磅炸弹，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在山区、田野、工厂，一代年轻人奔走相告，对他们来说，这真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时刻。当然，最高兴的当属全国1760万下乡知青和高中毕业农村青年。
城里一位同学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听说恢复高考，我一下子就蒙了！那还想到上大学呀？那书都不知道扔到哪去了。第一个反应就是上书店。到了书店一看，天呀！新华书店买书的人排起了长龙。当时最紧俏的是中学课本。要是现在肯定有人借机发一把。但当时，没有就是没有。没书的人就得挺着。
而农村青年们则是高兴和紧张同时存在。高兴的是封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终于打开了。原以为自己只能在垄沟捡一辈子豆包当一辈子农民，今天终于有了跃龙门的机会了。紧张的是，大家在农村，信息不通，书籍不全，复习材料没有，能否竞争过城里青年？知青们高兴之余便投入了紧张的找书本和复习。相对还乡青年，绝大多数是试探和遗憾，因为，他们大多数已经结婚，同时也缺乏准备。看看今年考得咋样，明年也试一把。一位沈阳知青劝我，现在走后门这么严重，你考上了，也可能被挤下来。你没听说吗？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他说这事，使我想起了1976年“上学”的事。1976年，公社给我们大队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我的材料报到公社后，被卡了下来。被另一个顶替了。“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16字方针是“四人帮”制订的，而实际上，工农兵上大学是当地“领导批准”。
笔者所在的阿旗白音布统公社三义井大队，50多名知青和10余名回乡青年跃跃欲试，最后有15人参加高考。全公社有1200多人咨询高考，最后有300多人参考。 我当时得风气之先。1977年8月下旬，沈阳知青安冬说，孙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北京已经研究恢复高考，今年有可能要恢复高考，你应当有所准备。我于10月将课本准备好。10月下旬国家公布恢复消息。消息传到我们农村，已是11月中旬，我这时开始投入复习，并在高考前请了半个月假。 实际上，当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后，大多数人是复习一个月左右的复习问题时间。辽宁文化厅厅长彭益民说：高考前，我复习了一个月的时间。七八门的课程，30天时间，几乎是蜻蜓点水，主要还是看过去的基本功。其次是看你的课本准备的全否，有的人边课本都未找全。
参加高考，首先是高考报名。1977年，“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但“文革”余毒远未肃清，高考报名仍需要进行“政审”，在报名表上要填上“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然后由考生所在单位“审核盖章”方能有效，才能够领取“准考证”。就此一项，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拒在了大学校门之外。
拿到准考证，我的第一反应是，今年肯定不行，先试试，当练兵，明年必须考上。
当年的12月11日－13日，全国570万青年开始争夺27万的大学生名额，录取人数是27.29万人，考试录取比例只有29∶1，录取比例是3.4%。据时任昭乌达盟教育局招生办主任贾国富回忆，1977年，全盟2万多人参加高考，大中专院校录取530人。录取比例大约是40：1。如果仅计算大学生的比例，录取比例大约1%，远远低于全国的录取水平。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年，也是参加考试人数创纪录的一年。从1977年冬到1978年夏，半年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1977年高考是分省命题。昭乌达盟归辽宁省管辖，辽宁省的高考卷5科：政治、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物理化学，外语不计成绩，这在突出政治年代，属3＋1模式。作文题目是“在沸腾的日子里”、“
谈青年时代”。“在沸腾的日子里”实际上是要求写粉碎“四人帮”时，各地庆祝、欢腾的记叙与议论。后来翻阅各省的高考作文命题，有的省份和这命题相近。如吉林省作文题：“伟大的胜利——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山东和宁夏的作文题：“难忘的—天”。当然，“难忘的—天”和“在沸腾的日子里”也可以写你认为是“难忘”和“沸腾”某一天。
1978年1月份，我接到了邮递员送来录取通知书。全公社只有两名当地青年被录取。据说，知青也有两人被录取。接到通知书，立刻成了全公社的新闻，有人说，这比考举人还难，有人说，这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由于是10年积压，一朝应考，学生年龄差异很大，有的已经40多岁，有的仅18――19岁，甚至有两代人同堂学习的情况。经过11年的艰难坎坷的积淀，这批学生的素质之好令老教授们十分高兴。
那时校园中最流行的口号是：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这一个“夺”字，准确表现了当时一代人如饥似渴的求学心态。图书馆、教室、宿舍，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的“三点一线”。而一本新书、一个教室或图书馆的座位，往往被许多人争抢。 30年前恢复高考，给中国青年一个新希望。尤其给农村青年多一个公平选择的新机遇，至少，当时他们不再一门心思顺着垄沟找豆包吃了。打破了血统论，不会工人农民的儿女永远是工人农民了。虽然是少数青年受益，但是，毕竟在社会公平发展的道路上大大迈进了一步。 回忆30年前的高考
新浪博客 chougj的BLOG 回忆30年前的高考 在非常显眼的黑龙江大学校正门口的透明冰雕模型上写着1977----2007纪念恢复高考30年的红色大字块。我无意中又看到中央教育电视台发出关于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年的访谈邀请，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次高考，已经三十年了！ 我作为见证这次高考，又亲身参加这次高考的人，真是又激动，又惭愧！ 我永远忘不了那是在1977年11月初，从广播中听到高考招生的消息，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个年代还会有通过考试招生的事情！我更不敢相信，像我们这些年龄已经是27，28，有的甚至是30岁，很少有还没结婚的人，还可以参加高考！然而事情却是真的。 当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从学校回到农村务农的时候，我也曾想过再念书。因此，我曾经利用闲暇的时间，自学没有学完的高中课程。学完高中课程，我又自己学习了高等数学，微积分，真的有“侍机一待”，等待高考的意思。可我迎来的是什么哪？是推荐上大学，当时，我们从高中回来的学生本来不多，我竟然也在大队（相当现在的村）被推荐了！不巧的很，在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或镇）的“平衡”中，我当然的被“拿下”了。我不忿，我不解，但不忿不解又有什么用哪？我将我自学的笔记，解的题，统统邮给了省招生办，仿佛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最后又在那个“
白卷先生”张铁生的影响下，又使许多人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可如今，却要通过高考选拔人才，条件一样，机会平等，怎么不令人激动和兴奋呢？那时的我已经是一个中学的物理教师了，并且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教师了。但毕竟自己只完成了高一的学习，离一个真正的高中生还差得远呢，况且从发布高考的消息到高考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真真是所谓“时间紧，任务急”啊！在一个月之内，要学习完，复习完高中所有课程，有多么难！但大家都一样，谁还会有不同的想法吗？ 一个月时间里，我给学生上完课，就拿起应考课本，晚上一直熬到半夜，因为我的学生也和我一起参加高考，还要为他们答疑。所以是一段时间以来，“唯知高考，不知其余！” 十二月初，高考日期到了。我们都在自己的公社考试。监考者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中小学教师。但可要知道，这可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啊！监考者，考试者即使都是熟人，可谁还能想到“小抄”啊，“舞弊”啊的。参考者，遵守考试纪律，监考者，服从考试要求，考场的秩序很平静。 我激动，我兴奋，因为我毕竟在有生之年参加了人生不可缺少的一次拼搏。但这次拼搏，我也充满着遗憾和惭愧。 遗憾的是，我作为一名物理教师，有一道关联题，我竟然没找到感觉，没发现思路。原题是这样的：实验室要测马铃薯的含淀粉率，题中给出的条件是：已经用天平测得马铃薯的质量，还用量筒测出了马铃薯的体积，然后题中给出一个密度和淀粉率的对照表，要问的是马铃薯的含淀粉率是多少？ 这是一道很容易的题，关联就在求密度，然而我的学生都做出来了，而我却没有做出来！ 在数学卷中，有一道计算题，最后是一个分数，等于65/15，我给约分成5。 这两个错误，我至今没有忘记。之所以没有忘记的原因，也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话：一做事情不仅要想到事物的自身，而且要考虑到事物的关联性，外延。这不仅又使我想起了一次会议的开始时，主持人出的一道题。主持人在前面的黑板上画了三行三列的九个点，要求一笔画四条线不准重复地把它们连起来。如果只考虑自身，不向外拓展，没有外向型思维，不考虑内外是有联系的，就永远也不会画出这个图来。 二对于马虎，许多人都说，马虎，小事一段，可不能小看马虎！在科学道路上，任何一个小不起眼的马虎，都要给科学的发现和发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的。所以千万马虎不得！对成人是这样，对孩子尤其是这样！ 惭愧的是，我仅以252分的成绩，考取了一所专科大学，而我的弟弟，同我一起参加高考的亲胞弟和其他年轻考生，虽然分数相差悬殊，但他们却是本科！ 三十年前我的高考结束了，过去了。但她对我的影响远不止这次高考本身。尽管现在的高考存在着许多弊端，但对于一个没有门路的人，我喜欢高考，没有这次高考，我不可能走出大山，走出农村！没有这次高考，我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没有这次高考，我不可能到贵州那么高，那么远的偏僻山村去支教，去帮助那些穷苦山区的孩子们！并且我也可能再次西部支教！ 高考给山里学生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高考给贫苦人家一个创造幸福的希望！我多么希望那些偏远的山区的孩子，能像我和其他来自农村的考生的当年一样，走出大山，将来回报大山啊！我多么愿意看到革命老区的儿童，也可以到大城市读书念大学啊！ 上大学-30年前恢复高考带给我的终生遗憾
新浪博客 rainy的BLOG 今天在家休息，听着收音机里以30年前恢复高考作为话题的讨论。
30年了，听着大家描述30年前的情形，就像发生在眼前。我没有在那一年上成大学，成为我终生遗憾。那时上学不像现在是为了就业找工作。那时就是想学习，想系统地接受教育。 父亲小时候，爷爷在农村，家里没钱，父亲只读完初小，在县里报考师范，不收学费，毕业后教小学，父亲考了第一名，因为日本入侵华北，没有上成。后来参加了八路军，在部队学了文化。父亲的文学水平在全家是最好的，八路军里有好多大知识分子，他在他们的指导下读过好多苏联的文学作品。父亲希望我们能好好学习。 文化大革命时我是个初中生，中断学业上山下乡，而后参加了工作，10年经历让我深知知识的重要，渴望能有机会学习知识。那时有工厂办的7.21大学和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有那段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时要想上学是要有后门的。1977年恢复高考，再不要推荐了，凭考试成绩就能上学。我的两个弟弟积极准备考试，双双考上大学。真羡慕他们。 我上学时一直是个好学生。却没能考上大学。30年前的今天我的女儿才5个月，夫人患有肺结核。我要上班还要照顾母女俩人，没有请一天假，也没有人辅导。初中的基础哪能应试呀。落榜是预料之中的事。 3年后的1980年，考上电大。又过了3年毕业了。这时我仍是班上的尖子，几次考试是全市或全省第一。本应考研，可惜夫人狭隘的观念阻止了我。眼看着别人考研走了。自己的软弱无主见和优柔寡断几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人的求知欲是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的基本。没有求知欲的人不可能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我一直赞赏那些好学的年轻人，在我的公司里，我大力支持参加自考的员工，同时我也鄙视不求上进的人。 三十年前恢复高考 那一段尘封了的记忆
新浪博客 雪藏圣心 今年，是高考恢复三十周年。
三十年前的一九七七年，是中国几百万热血青年改变命运、国家高考制度进行重大变革的一年。那一年，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政策被高考制度替代，十多年来对上大学不抱任何幻想的几百万弱势青年群体，重新燃起了上大学的梦想。
那时候，我是一名高中毕业已两年，“社来社去”回乡务农的青年。一九七五年八月，我们村五名高中毕业生，背着铺盖卷，从十多里外的中学离校，毕业回乡，那种对前途的极度失落感，至今难以忘怀。我们一行路过大队革委会队部时，他们正在开会，一名副书记出门方便，看到我们后大喜，立即将我们五人请进了会场，他拿出了一份报纸，让我们当着十多位革委会委员的面每人读一遍，正是这一读，改变了我的命
运。原来他们正在研究确定一名大队会计兼秘书的人选，由于农村有文化的人不多，大家正在发愁没有合适对象，我在中学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当然读报要比其他四位同学强得多。没过几天，大队通知我上班，先做了一段时间的大队副业会计，后来就成为大队秘书、会计，还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那年我十七岁。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高考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是通过公社开会和通知文件知道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大约在七七年十一月初，公社召开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动员大会，我和大队革委会书记任耀彬参加，在冗长的公社书记动员讲话后，人称“猴嘴”的公社李副书记传达了县革委会关于落实中央高考制度政策变化的新精神，要求各大队做好适合政策条件青年的报名工作，并在会上下发了有关文件。在回大队部的路上，我对任书记说，我也要报名参加高考，冬季农田基建的事我就不参加了。任书记小学文化程度，这两年他开会讲话稿，大队的所有文字材料都是我搞的，对我很器重，他听我说要报名参加高考，满口答应。
当时离高考时间不到一个月，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或高考提纲之类，也没有老师辅导，大脑一片空白。我一个人翻箱倒柜，找到了高中、初中的课本，一头扎进去，关起门来漫无边际地复习起来，不见任何人，不问任何事，也不允许任何人打扰。农村没有电灯，母亲端了盏煤油灯。她每天按时送饭，守候在门口不允许任何人进我的房门，感谢母亲，她是我高考复习的守护神。我象一个苦行僧一般，不刷牙，不洗脸，二十多天时间里，人象山洞里的古猿人一样，被煤油灯熏成了黑花脸。
高考的前一天，我理了发，全身上下擦洗了一遍，让母亲找了一件干净衣服，晚上睡了个好觉。考场离家有二十多里路，我起了个大早，匆匆赶路。在路上，碰巧遇到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刘老师问我干什么去，我说：参加高考。刘老说：好啊。我在学校的语文成绩不错，刘老师很喜欢我这个学生，他对我说：高考的作文题我估计有一个题目，前一段时间刚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是件最有意义的事。他就这篇作文的主题思想、结构讲了十多分钟，这是参加高考唯一一位给我辅导了十多分钟的老师，我很感激他。高考的作文题，不出刘老师所料，题目就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有老师几小时前的辅导，加之高中毕业回乡后在大队经常写材料的功底，语文考试不拿高分才怪呢。
高考过后，不到两个月，我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们学校开学报到是七八年三月份，叫做春季班，这也是中国高校唯一的一次春季招生。启开三十年前那段尘封了的记忆，仿佛又回到过去令人难忘的不平凡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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