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娜

　　　　　　　　　　　　　　　　·简　杨·

　　安娜不知怎么勉强上完了初中，也不知怎么神差鬼使走进了“南乔”餐馆，做起了女招待，成了我的同事。

　　安娜十六岁，是一个梅蒂女孩儿。梅蒂是早年欧洲皮毛商人与印第安妇女的后代。

　　她说英语时有些慢，仿佛每一个字都要想，脑子里最简单的转动也会让她吃力。

　 　她形容娇美，皮肤平滑，周身闪耀着一层淡淡的橄榄色。她有一双杏子般美丽的眼睛，但说话时不轻易正面看人，总低着头，似乎总是害怕什么。可她并不胆怯， 那样说话是一种习惯。她族里的女人都是那样和外人说话的，眼睛里应有的光芒，已在一百年前被征服了的同时就变黯淡了，也渐渐变成了种族遗传。

　　她穿紧身的短裙子。裙子很性感，包着她还没有变得饱满的臀。两条匀称的腿，弧线优美地从短短的黑裙子下露出来。她头发的颜色是人常说的那种“脏黄”，象稻草，也象晚霞和阳光。黄头发在脑后用一个黑夹子别着，如花一样招摇地开放。

　　安娜没有钱买首饰，手上戴着条土著人的绳结。她弯腰为客人倒水时，半朵玫瑰刺青会从腰线露出，涌动着无声的青春和体香。

　　我曾听到一个醉了的客人这样对她说。

　“让我看看，只看一眼，给你十块。”

　　安娜的脸潮红起来，骂他一声“狗娘养的”便扭头走开。她不喜欢白人，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

　　玫瑰总是要和枪相伴才能显出妖娆。玫瑰的伴侣用蓝色的刺青刻在安娜的男朋友杰克身上。杰克长得象一头熊那么结实，壮健的胳膊上分别有一支被红玫瑰缠绕的枪。

　 　他们是同一天去纹的身，用安娜在南乔挣的头一个月的工资。安娜的手腕上其实早已纹了两个字：Ｊ．Ｃ．。别误会，不是Ｊｅｓｕｓ　Ｃｈｒｉｓｔ，而是 Ｊａｃｋ　ｔｈｅ　Ｃｏｏｌｅｓｔ。她的左脚腕上还刺着一种植物的叶子，Ｒｏｓｅｍａｒｙ。Ｒｏｓｅｍａｒｙ既是她祖母的名字，也是一种植物迷迭香的名 字。祖母住在遥远的印第安保护区，秋天做罐装菜，夏天采桨果，简简单单地活着，象很多年老的族里人一样。安娜有次跟我说，她祖母的笑容，就有迷迭香的味 道。

　　祖母常对安娜说，她唯一的女儿，安娜的母亲，也有一双美丽的杏子眼。但母亲在安娜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每当祖母讲起母亲，安娜说自己就会低下头，心想，那个女人都不要我们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想她。

　 　安娜还没长大就爱上了杰克，后来偷偷和他离开保护区，来到了城市。每天下了班，她就坐在杰克的老别克卡车里，轰轰隆隆穿街而过。南乔在城东，城东城西隔 一条窄窄的河。住在东城的人们总是不动声色，但有时会淡淡地看他们一眼。安娜觉得东城无论何时都很冷，总把脸贴在杰克宽阔的脊背上。

　　过了桥，便是西城。河水在夜光下沉睡着，象一道屏障，让他们都觉得安全。西城是他们的乐园。

　　“简，用中文怎么写‘爱’？”她有一次这样问我。

　　我在一张纸上为她写了两个“爱”，一个繁体，一个简体。她说中国字真好看也真难写。我指着那个繁体说，不难，你看，这个字是“心”，这个字是“朋友”，“爱”就是朋友在心上，人们想往爱情里进一步，是朋友在心上，想退一步，也是朋友在心上。

　　她听了笑，眼睛里的光是那么宁静。

　　第二天她来上班，叫我跟她到洗手间。她把黑裙子轻轻按下来，让我看她的右臀。她笑道：“你看，我又多了一个刺青！”

　　我也笑：“花了很多钱吧？”

　　“八十块，我和杰克一人刺了一个，人家给我们便宜了。”

　　“啊呀，对不起，可这个‘爱’字好像少了一个点呢！”我一本正经地说。

　　她慌了，摸着自己的刺青使劲往后看，问：“真的？”

　　安娜干了五个月便辞工了。她的腹部渐渐隆起，体形象一个饥饿的非洲孩子。我有次和女老板聊天，说：“她怎么不能再坚持一个月，这样就可以拿保险？”她道：“你真是瞎操心，印第安人哪个不是吃政府的，安娜不会饿死的。”

　　安娜果真象老板说的，并没有饿死。她孩子生了一个月就跑到餐馆里来吃饭，让我们看她的Ｂａｂｙ。可她自己还是个Ｂａｂｙ呢。她喝冷水，呼呼拉拉地，让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女人心惊。餐馆的灯光很强，照在Ｂａｂｙ的脸上，Ｂａｂｙ象小老鼠一样本能地紧闭着眼睛。

　　安娜半年后又回来做了女招待。也多了一个纹身。“Ｔｒａｃｙ”，刺在她的心口。她的脸上有些青，杏子眼下面是两个淡淡的黑圈，制服外面别着Ｔｒａｃｙ的照片。那个黄头发的婴儿酣睡着，象一个天使。

　　餐馆的常客中有个还记得她的，问她“孩子还好吧”。一丝忧伤从她的眼里闪过，她轻声说，“已经死了。”

　　顾客连声说，“我很难过。”

　　安娜看着地面，冷淡起来：“你不必难过，这又不是你的错。”

　　安娜只有十七岁，却不象以前那个孩子了。她对男人们笑起来也不再羞涩了，而总是迎合地看着那些喜欢她的顾客。她还多了两个毛病：使劲儿吸鼻子，总往厕所跑。有一次，老板娘气咻咻地从厕所里出来，手里捏着个东西一挥一舞，板着脸对安娜说：“你以后不要来做了！”

　　安娜便不再来做。她的短裙子，发青的面孔，象感冒一样经常流青的鼻子，一下子都从我眼里消失了。

　 　我不久也离开了那个餐馆，在大学里上起了课。在有年的社会学课上，我学到了“伤害降低模式”（Ｈａｒｍ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也第一次知 道了社会有向瘾君子和妓女们提供避孕套和针管的义务。那门课的老师叫宝琳。她说她每个月都会用一个晚上的时间，随同公共护士的货车到瘾君子和妓女们出没的 那几条街“送货”。

　　下了课我找到宝琳，说我正在写一篇有关“伤害降低模式”的文章，想与她同去“送货”，增加一些经验。

　　就这样，一天晚上在城西一条破旧的街上，我与安娜又一次相遇了。当安娜走近货车时，与我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她犹豫了一下，显然非常吃惊，然后扭头就走。她的身子已经很笨重，又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安娜！”我追了上去。

　　她只好停下，想说什么，却轻轻地笑了起来，仿佛做错了事情。

　　我问：“你好吗？杰克好吗？”

　　她把领子往上拉了一下，把下巴埋了起来，说，“他卷入了一场械斗，打了人，进监狱了。”

　　我突然想起自己的背包里还有些零食和钱，便叫她等着。但等我从货车回来时，她已经走了。宝琳走过来问，“你们认识？”

　　我便把自己和安娜的渊源说了一遍。宝琳说，安娜在街头谋生已有好几年了。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还要怀孕，”宝琳说，“她已经病得很重了。”

　　四年之后，我在大街上又遇见了宝琳。她说她依然在坚持送货。她说她并不知道“送货”能降低多少对社会和个人的伤害，但她依然有一些希望，依然不想让那些希望死去。

　　“安娜呢，你又见过她吗？”我问。

　　“没有，”宝琳说，“有人说她失踪了，有人却说不久前还在一个街头见过她。”

　　从那以后，每当人们说起西城，我总会想起安娜。我很少去西城，一条河已经把我和那里永远地隔开了。只有在广播里听到西城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想起安娜来。不知夜深的时候，她又会在哪条灯光黯淡的街上默默地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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