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死了，没有人为他哭泣

沈睿  
 

比尔是我的房东唐纳德的弟弟。2003年5月15日我驱车从缅因州出发，第二天要到达葛底茨堡镇。房东不在家，要我与他的弟弟联系，“比尔会在家门口等你，给你钥匙。” 房东给我写了比尔的电话。我快开到房子之前，给比尔打电话。他说他十分钟内就会到房子那里见我。当我缓缓的驶进这个中上阶级住的街区，还没到房子前时，已经看到一个男人站在门口的一辆白色的汽车前。我停下车，他走了过来，我们握手，自我介绍。他就是比尔，身材适中，不胖也不瘦，浓眉，棕绿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一只突出的、挺拔的鼻子，穿着红色的体恤衫，牛仔裤，潇洒，平静，五十多岁的样子，我立刻喜欢他了。

 

我们说话，他给我看房子。我租整个楼上，共三间房子，加上卫生间等。房子很大，也很舒服。他带我看整个房子，花园，以及家里的名叫珍珠的狗。他对我说，这只狗自从另外一只狗死了后，患有忧郁症，现在每天靠吃抗忧郁症的药平静下来。我听了很惊奇，美国人中患忧郁症的极多，我认识的很多人都靠药物平衡他们的日常生活，我朋友们很多都有心理医疗师，这些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可是我没想到狗也需要抗忧郁药平衡狗的平淡无聊的日子。我仔细地看那只流着口水的狗。她望着我，很平静，大概药物很管用。那天比尔帮我把我的车里的东西搬到房间里。我们说话聊天，一会儿就熟了。搬完东西，比尔就匆匆走了，上班去了。

 

比尔在一个天主教会主持的少年管教所里工作。他每天晚上到那里去值班，管理那些不良少年。那些不良少年中有偷窃的、无家可归的等等被社会抛弃的男孩子们，他们犯了罪，但是也不够去监狱，就在管教所中上学，劳动等等。比尔谈起那些少年，好像是谈起家里人，滔滔不绝的，很多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谈论谁，因为我还在试图了解比尔和他的工作环境。比尔喜欢说话，非常幽默，他说话，我不停地笑，我说，“比尔你应该是相声演员才对。”他自己也承认，他常常让别人大笑，虽然他不觉得自己说话有什么特殊的。

 

第二天我离开了，临行前把车的钥匙给比尔，请他时不时开开我的车，免得一个夏天没人开车，车会打不起火来。回到西部，原来在宝盾学院的老师要我给他一本书，我只好打电话给比尔，要他帮忙打开我的箱子，找到那本书，寄出去。我很抱歉要比尔翻箱倒柜地找那本书，我根本不记得书在那个纸箱子里。比尔似乎一点也不觉得麻烦，我后来想，大概他很享受打开我的箱子翻看我是不是有秘密的，可惜我几乎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因为我回来后发现我的所有的箱子都被打开了。我抿嘴笑。

 

三个月后我回来了，看到比尔已经把我的电视，DVD机等等都安装好了，而且还给我买了一个放电视的台桌。比尔说是在后院贱卖中买的。我的房间的灯光也安置得十分妥当。再看看我的汽车，比尔果然开过几次，不过总共没超过三英里。我看着这一切，很感动。比尔是一个热心的人，做事情也很认真。我第二天请比尔跟我一起到机场去还租的车，然后带我回来。比尔有些犹豫，但是他还是说没问题。所以第二天我们开车去机场。机场不过三十多英里，比尔担心我找不到路，还给我画了地图，如何到达机场等等。其实我们就是前后脚地开车。把车还了，我坐比尔的车回来，比尔开的是一辆美赛得思的豪华车，不过是八十年代的，显得好像文物。一路上，比尔滔滔不绝告诉我他是怎样买这辆车的。比尔有两辆车，一辆是上班用的，一辆是心爱的。上班的是日本的小车，心爱的是这辆老车。比尔喜欢看老车展览。他还喜欢音响，音乐，自己弹吉他，还在一个乐队里演奏。他请我什么时候去看他演出。

 

我们在车里谈话，谈及到飞机场来，比尔说这是他这三四年来走得最远的地方。我大吃一惊，“最远？三十多英里？”是，比尔说，他从来不出镇的五六英里的距离。为什么？“因为我有恐惧症。我恐惧距离和外面的世界。”我惊奇极了，不明白，眼睛都瞪大了。“你恐惧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你看，我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我从小就有恐惧症。我恐惧人。”比尔的坦白让我惊得差点没从椅子上跳起来？“恐惧人？”“对。我有三年多时间连我的房间都不出。我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饭都是我的父母给我端进来。后来，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研究出一种新药，他们问我是否愿意试验新药。我决定试。结果这种药对我很好。我可以走出房间了。但是我还是从不走出街区。”比尔谈自己的心理健康，好像很正常。我却惊呆在那里，不知该怎样反应好。我没有想到健谈幽默的比尔会有这种恐惧自闭症。比尔和唐兄弟两个人，唐是学校的尖子，什么都好，上大学作教授，结婚，生孩子等等，后来才离婚，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比尔是弟弟，没上大学，很多年没有工作，生病等等。听比尔谈哥哥和自己，我好像听一本小说，兄弟两个人好像是两极。

 

比尔还带着我熟悉小镇，告诉我银行、邮局的位置和怎样抄近路去那些地方。我请他去镇上的小餐馆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比尔其实是不怎么吃饭的人。他对肥胖有恐惧症，生怕自己会发胖，所以吃得极少，到了病态的地步。我猜这也是这哥俩的不同造成的。唐是一个肥胖的人，至少有三百磅。比尔害怕成为跟哥哥一样，于是就不吃不喝。比尔不喝酒，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结过婚。唐很严肃，很学者；比尔很幽默，俏皮。唐和同性恋伴侣一起生活，比尔一个人住在不远的移动房子里。他们之间唯一共同的是对狗珍珠的热爱。比尔谈起珍珠，好像谈论自己深爱的孩子。唐不在的时候，比尔每天来到这里，坐在珍珠旁边，跟珍珠说话，能说半个多小时，我看着，都觉得奇怪。人怎么能跟狗说那么多话？

 

渐渐地我看出比尔的孤独来。比尔是孤独的，没有什么朋友，自己却对世界什么都有兴趣。比尔有一天对我说，他觉得人生最让人吃惊的是生命。 “你看过生命是怎样在母腹里孕育的电影吗？”因为比尔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女朋友，听比尔问我这个问题，我有点不知所措，坦白地告诉他我没看过这个电影。过了一天，比尔又来的时候，就给我带来了一个录像带，是关于怀孕的过程的。这个纪录片很有名，我听说过，看过后还给了比尔。比尔兴奋地问我的观感。我却不愿多谈。比尔滔滔不绝，对母体内婴儿的成长过程惊异不已。

 

一次比尔邀请我去看他演出。我接受了邀请，可是那天星期四，我临时有什么事，没去成。比尔很遗憾，详细地告诉我他们都唱了什么歌曲。我对美国的流行歌曲一窍不通，点着头，礼貌着，其实不知道比尔喜欢的音乐是什么。比尔邀请我到他家看他的音响，说我们可以一起在他的家里看音乐片《芝加哥》。他的音响比电影院的还好。我还是没去。比尔一个人，总是有时间，我却有时间也不想再看一次看过的电影。不过我终于还是去比尔的家了。

 

那是因为比尔买来到一台电脑。买之前他就跟我叨唠，不知买什么牌子的好。我说就买戴尔吧，名牌，我自己的就是戴尔，所以就推荐戴尔。比尔买电脑没有钱，找哥哥唐借钱。唐不高兴，也向我叨唠。我说，比尔没有事情干，电脑也许对他有好处。我想比尔孤独，上网可能会交到网上的朋友，就力主唐借钱给比尔。唐对我说，比尔挣的钱，根本不够他花的，唐时时都要接济他。不管怎么样，比尔买了电脑，不是戴尔，而是当时最贵一种电脑。他有了电脑，不懂得网络是怎么回事，我所以去他家，教他怎样上网，怎样申请电子信箱等等。

 

比尔的家在一个有三五十栋移动房子的移动房子园里头。美国住移动房子的人，往往都是穷人。移动房子一般有一两个卧室，厨房起居室等也一应俱全，方便也方便，一栋一栋的，形成一排一排的。比尔的音响果然不同寻常。起居室就像是音响的电子车间，巨大的音响喇叭都是落地式的。电视很大，非常先进。难怪唐抱怨比尔挣钱不多，装备不少呢。我帮比尔设定了电子信箱后就回家了。显然比尔对网络着了迷。再见到比尔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谈网络了。他已经入门了，什么都看。我理解量比尔对网络的新奇，无底洞般阅读量让比尔都很少出现在哥哥家了。

 

一天比尔对我说，他知道我在西部家的每日天气。他说，你们家的镇上的中学里有一个卫星摄像镜头，正好可以看你家附近的天气。可惜你家的院子我看不到。我听了很奇怪。他干嘛对我家的气候这么感兴趣。后来一想，比尔认识的人不多，我算一个朋友，他看我家的每日天气，虽然离葛底茨堡三千英里，奇怪是奇怪，但是，也随他去，无伤大局而已。比尔则自封了一个工作，那就是常常早上跑来，告诉我俄勒冈州丈夫住的那个小镇的天气。我听了，谢谢他，体验他的怪僻。

 

比尔在唐不在家的时候，一天带来了一个小男孩。比尔早就告诉我说，他参加了一个 名叫“大哥哥”组织。这个组织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组织，专门安排那些自愿参与的男人与中小学生中的男孩子组成一对一的“大哥哥小弟弟，”“大哥哥”要教“小弟弟”怎样作一个男人，怎样参加体育活动等等。这是一个基督教会的组织。那天，比尔带来的就是他的“小弟弟”。这个小弟弟有十一二岁，我下楼来跟这个孩子说话，发现这个孩子精神完全不正常。这个孩子对我说，“比尔是傻冒，你知道吗？”我说，“这样评论别人是不礼貌的。你是一个孩子，不应该这样说话。”他看了看我，“比尔就是傻冒，我就愿意这样说。”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孩子，不想惹他，就转变话题，问他学校的事情。“你在学校里有好朋友吗？”“我才不要朋友呢，他们都是傻冒。”这个十一二岁的脸色苍白的小男孩说，“我对我的同学说我总有一天要把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炸掉，他们都不理我。”我惊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你要炸自由女神像？为什么？”“为什么？”他抬眼看看我，好像觉得我也是傻冒。“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人给的。法国人都是傻冒。我恨法国人。”我不解，“你为什么恨法国人？”“法国人不支持我们打伊拉克。我们应该先打法国，再打伊拉克。”我极度惊异一个小男孩会有这种对法国的仇恨。那个时候，伊拉克战争刚开始不久，法国因为反对侵略伊拉克，美国到处都是仇恨法国的疯狂。比如把法式土豆条改成“自由土豆条”把法国酒倒在下水道里等等之类的。不过面对一个说话都恶狠狠的小男孩，我还是震惊得不知该怎样对待这个男孩子。我严肃地说，“任何人都不该炸任何地方，有问题，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是爆炸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男孩子不屑一顾地看着我，不说话。比尔听到我们的话，过来说，“这个孩子说话没有边际，睿你别再意。”我对比尔说，“这个孩子说的话很可怕。你是‘大哥哥，’得教育他。”比尔对我说，“他和他母亲一起生活。父亲去伊拉克打仗了。所以他支持战争。”男孩子跑到外面玩的时候，比尔压低声音给我介绍，“这个孩子在学校里专门穿纳粹的服装，吓唬其他同学。他在家里专门玩打枪。”我变得极为严肃说，“比尔你需要向他的学校反映这个孩子的情况。他将来就会是一个恐怖分子。”比尔点头。他们走的时候，那个男孩子特地到楼上来，向我告别，很有礼貌了。比尔对我说，“别告诉我哥哥唐我带这个孩子来过。他不愿意我加入‘大哥哥’组织。”我点头。我本来也不会对唐说这些事情。

 

时光过得太快。一年过去了。唐卖掉了房子，搬到加拿大和他的伴侣刚尼一起生活。我搬到葛底茨堡学院的旁边的一个三层楼的阁楼去了。我们都说好了要多来往，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这一年我只给比尔打了一次电话。思彬来的时候，比尔和我们一起吃了一次晚饭。我常想要给比尔打电话，却总是没打。

 

2005年的十月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收到唐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唐说，“睿，你一定听说了比尔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问，“什么事情？”唐在电话里说，“比尔死了。”我手中的电话差点没掉下来，“怎么回事？”唐说，“你看看前天的报纸就知道了。我和刚尼来这里处理比尔的后事。你后天晚上过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小的纪念仪式。”放下电话我就往图书馆跑，去看当地的报纸。看周末的报纸头条，我吓得都说不出话来。巨大的图片，图片上警察全副武装，解说词说，比尔与警察对抗了一天，警察要捉拿他，最后他自毙，当晚死在医院里。我仔细读这个报纸。原来警察拿着搜查证那天要搜查比尔的家，比尔不让警察进来。警察只好调动了特殊武装力量，包围了比尔的家，与比尔对抗了一天。比尔手里有两支枪，他发誓要与警察交火，虽然最后他并没有打枪，但是他开枪自杀了。

 

警察之所以要搜查比尔的家，是因为比尔在网上买了儿童色情出版物。那个卖儿童色情出版物的人，实际上是警察装的，专门在网上寻找引钓那些对儿童进行色情犯罪的成人。我读了报纸，愣愣地，怎么也不相信比尔是一个恋童癖色情罪犯。我联想到“大哥哥”活动，难怪唐不要比尔加入这类组织。我见到唐的时候，唐说，“比尔以前为此进过监狱。警察包围他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我和刚尼在电话上劝他劝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用。他是不想再进监狱了。从早上十点一直到晚上五点多钟，他最后才开枪自杀。”唐叙述的时候，没有什么感情。我听了，却惊心动魄。原来如此！原来他为此还进过监狱！我突然想，都是电脑的过错！都是我的错！如果比尔没有电脑，他也不会上这种网站。如果我不支持他买电脑，可能他就不买电脑。如果比尔不懂得网络，他也不会在网上购买这些东西。美国对儿童色情犯罪判处得非常严格，比尔一定是觉得走投无路了。可是我也知道，自己这样的逻辑完全不通。比尔的问题，并不是电脑。

 

比尔就这样死了，五十七岁。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给他开了一个很小的纪念会。会上发言从个人角度怀念比尔的人只有两个，两个比尔的朋友，原来比尔一生只有这两个朋友。一个是比尔常常对我谈到的一个女性朋友，辛蒂，她和比尔认识比我认识的时间长。另一个人就是我。我是另外的一个对比尔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比尔与哥哥关系不密切，唐对比尔没有什么可回忆的。其他的人，就是比尔乐队的人，也都不太知道比尔。他们都说比尔是一个孤癖的人。他们都没有故事可讲。只有我讲了很多具体的故事，怎样帮助我的故事，讲了我和比尔的很多谈话。那个晚上，好像只有我的发言最长。我发完了言，辛蒂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常常听到比尔谈起你。从比尔那里，我已经知道你了。”我握着辛蒂的手，一个工人阶级的中年女性，大概有五十多岁的样子，我们这两个本来陌不相识的人，握手，一起怀念比尔。

 

在会上，比尔的哥哥唐只说了一句话，“对人的性倾向，我们能知道什么？”我感到唐的话中的困惑和沉重。比尔一生没有过女朋友，没有过男朋友，没有结过婚，没有跟成年人有过性经验。他大概只跟男孩子有过性经验，为此进过监狱，并死于因为购买儿童色情录像带所引起的连串反应。这样的几个字，能总结比尔的一生吗？

 

在这个物质丰富的社会里，比尔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完全活在边缘的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活着或死了都不对任何人构成影响的人。他死了，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泣。我看着纪念会上摆放的照片，比尔穿着红毛衣，蓝牛仔裤，笑容中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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