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伦在1968年

作者：土摩托

本文发表于2008年第6期《三联生活周刊》。

导言：只有时代的先驱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预言家，因为他只要描述一下自己现在的生活，就是大众的未来：


（1966年的鲍勃·迪伦）

正文：

1968年，世界大乱。

 当新年的钟声响过之后，传来消息说鲍勃·迪伦（Bob Dylan）将出版一张新专辑。美国的年轻人突然意识到，他们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迪伦的消息了。自1962年出道以来，迪伦一直以一个青年领袖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那么，这一次，迪伦将把大家引向何方？
 

1968年以前的迪伦

 迪伦1941年5月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1961年他还不满20岁的时候只身闯进纽约，在格林尼治村的民歌咖啡馆卖唱为生。次年他就被传奇制片人哈蒙德相中，签约哥伦比亚，录制了一张名为《鲍勃·迪伦》的专辑，收录的大多是翻唱的老民谣。

 1963 年，迪伦以一曲《答案在风中飘》横空出世，带动了一大批歌手尝试自己创作反映时事的新民歌。可一年之后，迪伦突然出版了一张《鲍勃·迪伦的另一面》，向政治告别，唱起了儿女情长。没等大家适应过来，迪伦又于1965年为吉他插上电，“背叛”了民歌传统，自创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民歌摇滚。这一年出版的《回到根源》和《重游61号公路》是这种风格的最佳代表，一时间效仿者无数。

 与此同时，迪伦结交了一大批“跨掉派”诗人，并开始吸毒。他写的歌词逐渐变得不知所云，充满了晦涩的意象和场景。他在纽约和来访的“披头士”结为好友，从此迈入摇滚明星的行列。他到处开演唱会，在机场、音乐厅和豪华旅馆之间穿梭。根据他1965年的那次英国巡演为素材制作的记录片《别回头看》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的迪伦的形象：极度消瘦、神经质、烟不离手、精力旺盛。可这一切，都是由各式各样的兴奋剂在支撑着。

 1966年春天，迪伦在演出间隙抽出几天时间来到美国乡村音乐的首都纳什维尔，在一帮民间伴奏高手的帮助下，连续奋战了几天几夜，完成了一张堪称是摇滚史上最出色的双唱片合集－《美女如云》。之后，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去欧洲演出，在出租车里上吐下泻，就连“披头士”乐队的主唱列侬看了都直皱眉头。两年前，正是迪伦给了“披头士”们平生第一支大麻烟，这4个满脸微笑的邻家大男孩从此蓄起胡子，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迪伦的25岁生日是在巴黎度过的。据参加的人回忆说，那次生日派对一点喜庆的气氛都没有，大家都认为，如果迪伦再这样下去的话，这将是他活着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

  迪伦从巴黎返回美国之后，立刻赶回自己在伍德斯托克的家。这是一个距离纽约市中心2小时车程的小镇，周围到处是浓密的森林。迪伦一年前和一个名叫萨拉的女人秘密结婚，并在这里买房子安了家。可到家不久，电话就打了进来，迪伦的经纪人格罗斯曼为迪伦的下半年安排了60场演出，还要参与录制数个电视节目，并完成一部出版商要求的书稿……

 几天之后，也就是1966年7月29日，迪伦的那辆胜利牌500cc摩托车把他摔了出去。格罗斯曼向媒体封锁了一切消息，迪伦彻底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迪伦和那辆肇事摩托车）

领袖不在了，世界依然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纽约咖啡馆里唱民歌的那些民歌手们纷纷搬到温暖的加利福尼亚州，操起电吉他，唱起了摇滚乐。“披头士”在录音室里绞尽脑汁，录制了一张名为《胡椒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的奇怪唱片，开启了摇滚乐的“迷幻之门”。美国天才吉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出版了《你经历过吗？》，一代迷幻吉他大师正式出山。旧金山“感恩而死”乐队向观众发放免费的LSD，把一座美国西部的文化重镇变成了迷幻摇滚乐的天堂。闻风而来的年轻人留起了长发，把衣服染成五彩的颜色，躺在旧金山和暖的阳光下，体验自由的性爱和廉价的毒品。他们宣布1967年夏天为“爱之夏”，号召全美国的年轻人做爱而不是作战，逃离而不是进入这个社会，最终变成自由的嬉皮士。

但是，所有这一切青年运动的前驱者－鲍勃·迪伦，却始终未出一言。他伤的并不重，但却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推掉了所有演出，在医生的帮助下戒了毒，躲在伍德斯托克的家中一边和伴奏乐手们弹琴唱歌，一边和妻子萨拉接连生了两个孩子，这就是他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做的唯一的事情。当年住在伍德斯托克的人都回忆说，那时的迪伦是个死板得有些没趣的邻居。

（1968年迪伦和邻居在一起）

1968年的迪伦

 1968年的第一个星期，《约翰·韦斯利·哈丁》（John Wesley Harding）出版了，并在出版后的一个星期内就卖掉了25万张。

 唱片封面一反当时摇滚唱片的常态，居然是黑白的。迪伦穿着一件黑夹克，头戴毡帽，缩着肩膀，和三个陌生人站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这三人中有两人是来自孟加拉的民族歌手，剩下那位是伍德斯托克当地的一个木匠，他们分别打扮成西部故事里的盗马贼、逃犯和印地安人：


  专辑一共有12首歌，居然全部是原声民歌，配器非常简单，除了迪伦的吉他和口琴外，只有一架鼓和一把贝司（另有两首歌加了点夏威夷吉他）。整张专辑听下来，迪伦居然没有重复演唱过任何一句歌词，所有内容一遍过，除了一首歌外，其余11首都只有3段简单的歌词，这在当时的流行歌坛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更为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早已习惯了在歌词中寻找含义的歌迷们发现，这一次迪伦不再堆砌词藻，而是讲起了故事，很多故事都和《圣经》有关。

 标题歌曲讲的是一个名叫哈丁的西部牛仔的故事。他专杀坏人，是个老百姓的大救星。美国历史上是有个名叫哈丁的西部牛仔，但他绝不是像迪伦唱的那样是个劫富济贫的好汉，而是一个性格粗暴的杀人犯。没人知道迪伦为什么要为大家编造一个西部牛仔的故事，也许是牛仔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吸引了迪伦吧。

第二首歌名叫《一天早晨我走出门去》（As I Went Out One Morning），讲的是迪伦一天早晨走出门去呼吸新鲜空气，结果发现一个被锁链绑住的少女。他想去救她，却被她所诱惑，最后汤姆·佩因（Tom Paine）跑来把迪伦救了下来。这个佩因是个作家，曾经为美国民权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头脑就是我的教堂。他极力主张解放思想，反对一切束缚人思想的宗教教条和集权统治。迪伦借此歌表达了对那些政治组织的不满，他们曾经想把迪伦培养成发言人，要迪伦为各种政治主张写歌，可迪伦坚决不干。他曾经对一名加拿大记者说：“很多左派激进组织内部也会设有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等职位，充满了政治味道，和他们要反对的东西没有两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迪伦的政治观点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当初许多革命者喜欢《答案在风中飘》，可他们只要仔细品味一下歌词就会发现，迪伦在这首歌里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主张，他只是说：答案在风中飘。

  第三首歌名叫《我梦见了圣奥古斯丁》（I Dreamed I Saw St. Augustine），迪伦所梦见的这个圣奥古斯丁是个天主教的牧师，此人早年曾经是个浪荡鬼，后来信了天主教，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在书中他试图解释一个无神论者经常提到的问题：假如上帝真的存在，为什么这世界上还会有邪恶？圣奥古斯丁的解释是：这恰恰说明了上帝是万能的，他允许某些邪恶存在于世，是因为他有能力最终让这些邪恶变成好事。迪伦似乎在借这个梦表达自己早年对宗教的不敬，有位名叫安迪·吉尔的迪伦研究者认为，迪伦早年反对的是有组织的宗教，但现在觉得宗教信仰本身还是很伟大的。

  迪伦对宗教的兴趣在第四首歌中表达得更加充分。此歌名叫《沿着了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后来吉米·亨德里克斯把它改编后用在了自己的专辑里，使之美名远扬。在这首寓言般的歌曲里，一个小丑对小偷抱怨别人剥削自己，小偷回答说，这没什么，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两人说话间，王子们沿着了望塔四处张望，两个骑马的人渐渐走近。这个骑马的典故来自《圣经》中的《以赛亚书》，当时有人站在了望塔上发现远处有两个骑马的人向塔的方向走来，便去问以赛亚，这位希伯来的大预言家立刻说到：巴比伦王朝毁灭了！迪伦借用了这一典故，向世人发出了警告：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了！


  这张唱片出版10年后，迪伦终于对这张唱片做出了一个自我评价：“这是一张关于恐惧的唱片，”他说：“不光是关于恐惧本身，而是用恐惧的心态来谈论魔鬼。”他还说，自己做出了“流行音乐史史上第一张宗教摇滚唱片”，可见那时的迪伦完全被宗教迷住了。根据数本迪伦传记记载，此时的迪伦在伍德斯托克家中显眼的位置上始终放着一本摊开的大字版《圣经》，迪伦每天都要读它，从中寻找答案。

有意思的是，迪伦的歌迷们却早已习惯了对着迪伦的歌词字斟句酌。可迪伦却一直非常讨厌“粉丝”，也从来不去组织歌迷会，因为这样的组织里“也会有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迪伦在这张唱片的封底写了一个短故事，讽刺了一下那些无脑粉丝们：三个国王想要找到理解这些新歌的钥匙，他们去问一个自称弗兰克的人。弗兰克是个像精神导师般的奇怪的家伙，他撕碎了衬衣，从口袋里掉出一个电灯泡，他用脚踩住电灯泡，并一拳打碎了玻璃窗，然后他问这三个国王：“你们满意了吗？”三个国王居然从弗兰克的疯狂举止中发现迪伦的新歌确实是有许多隐含的意义的，三人满意地离去。

这个故事正好预言了60年代后期“精神导师”在嬉皮士中的走红。

 但是，无脑粉丝无处不在。他们没有从歌曲中听出任何高深的含义，却从封面照片上发现了秘密：如果把唱片封面倒转过来，就会发现在背景的那颗树干上隐隐约约地印着“披头士”的头像！其实这张照片是在格罗斯曼家的后院照的，树干上是有一些斑点，出现4个模糊的头像完全是个偶然。


“披头士”乐队的吉他手乔治·哈里森非常喜欢这张专辑，他曾专门去问鼓手巴特里：“这张专辑的录制过程是不是充满艰辛？”“一点也不，”巴特里回答：“我们一共花费了2个小时就录好了，连同混缩，前后不超过6个小时。”

 唱片出版后，迪伦悄悄来到纽约，出席1月20日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的纪念伍迪·格斯里的音乐会。格斯里是美国民歌鼻祖，迪伦一生唯一的偶像，也是迪伦精神上的父亲。据参加者回忆说，那天他留着络腮胡子，表情严肃，看上去很像耶稣。

  参加完音乐会，他立刻赶回伍德斯托克，和家人团聚。整个1968年，他没有为宣传《约翰·韦斯利·哈丁》做任何事，而是专心在家陪孩子。他每天的首要工作就是早上开车送女儿（萨拉和前夫生的孩子）去上学，然后回家陪妻子看书聊天。兴致来了他就去找乐手们唱歌弹琴，迪伦的伴奏乐队名叫“老鹰”，他们在迪伦家附近买了一幢粉红色的大房子，过着集体生活。迪伦喜欢和这帮人在一起，他们都是一些饱经风霜的民间乐手，每个人都有一肚子故事。聊累了，大家就下到地下室，这里是他们的临时排练场，四周都是水泥墙，混响过大，屋子中间还有一台巨大的暖气炉，所有这些正规排练室绝对应当避免的东西这里全有。为了留点纪念，他们在地下室随便放置了4个麦克风，把声音并成两轨输进录音机。由于中间没有经过任何混音或者平衡等处理，乐器间串音严重。他们在两年的时间里录制了大约 60首歌曲，其中一半是改编歌曲，另一半则是他们创作的新歌。后来这批珍贵的录音带被传了出去，盗版商们立刻把它们录成唱片偷偷销售，单在美国就售出了 35万张，开创了盗版时代的新纪元。

（那幢粉红色的大房子）

 1968年6月，迪伦的亲生父亲因病去世。之后不久，他和萨拉的第3个孩子降生。3年生了3个孩子的迪伦变成了一个好父亲，他每天陪他们玩，给他们放乡村歌手汉克·威廉姆斯的唱片。

（迪伦，萨拉和他们的三个孩子）

  就这样，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风雨飘摇中激动不已的1968年，迪伦回到了农村，过了一段安静的田园生活，在音乐和《圣经》中重新思考人生。《约翰·韦斯利·哈丁》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晶。可惜那时的歌迷正在被热火朝天的革命形势激动得四肢发颤，没人愿意静下心来好好听一听。这张安静的唱片在排行榜上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1968年后的迪伦

 1969年初，迪伦再次来到纳什维尔，录制了一张纯粹的乡村歌曲唱片，这批歌都是他在1968 年下半年写成的。这一次，歌词里就连思考都没有了，《圣经》也无迹可寻，剩下的只有简单的爱情。迪伦的唱腔也一改往日的尖刻，变成了乡村歌曲那种典型的甜腻唱法，听上去倒是很像迪伦在哄孩子。结果，这张名为《纳什维尔地平线》（Nashville Skyline）的唱片却成了迪伦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一张唱片。

 有个名叫朗格的年轻人，因为仰慕迪伦的才华，追随迪伦搬到了伍德斯托克。后来他和另外三个年轻人决定在附近举办一个大型音乐会，没想到这场音乐会变成了一个有50万嬉皮士参加的盛大的节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由来，整个60年代的这批年轻人也被历史学家冠以“伍德斯托克一代”这样的名字。

 作为地主，迪伦却没有出席这次盛会，他躲到了英国，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另一场大型商业摇滚音乐会。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后，嬉皮士运动迅速土崩瓦解。那些被各式各样的毒品和毫无节制的性爱弄得头晕眼花的年轻人纷纷来到乡下，组建松散的公社组织，过起了集体生活。不少人年纪到了，结婚生子，慢慢安顿下来。有的人开始重新拿起《圣经》，反省自己走过的道路。曾经红极一时的迷幻摇滚乐也在热闹了几年之后烟消云散，代之以温暖舒缓的爱情小调和乡土音乐。越战倒是很快结束了，但与其说是被抗议青年们喊停的，不如说是因为美军终于意识到他们赢不了。

 那个在1968年与世隔绝的迪伦，反而最准确地预见到了所有这一切。其实他什么也没做，而是一直听从他的精神导师伍迪·格斯里的一句至理名言：你只能写你亲眼见到的东西。1968年的迪伦，见到的除了家人就是朋友，他能写的只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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