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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世界──西藏杂记（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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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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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世界──西藏杂记（下）
－韩知寒－
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是近两年才翻修的。这又是一条沿江公路，雅鲁藏布江那苗条的身影时时都在视线之内。这一段江面不象从拉萨到泽当那一段那么平和温柔，却多了几分秀丽和冷峻。青藏高原是亚洲东部几乎所有大江大河的的发源地。长江、黄河、澜沧江──湄公河、萨尔温江、印度河、恒河和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都发源于这片高原上。在所有这些江河中，雅江虽不算最大最长，但对于藏民族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西藏并不缺水，但因为“水往低处流”，西藏留不住水，因此才有那么多光秃秃的山峦。
拉萨到日喀则的公路往西可以经樟木口岸进入尼泊尔，或沿新藏公路经阿里到新疆。两位旅伴告诉我，拉萨到日喀则的铁路很快就要动工兴建了。公路边有很多农家土坯房。样式与塔玛村的住房相似，但显然没有那里的石头房子坚固。我的旅伴告诉我，土坯房是更传统的民居。在比较富裕的地区，土坯房已被石头房子代替，但在还不那么富裕的地区，这种变化尚未开始。我想起在我老家的乡村，土坯草顶的传统住房也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换成了砖瓦结构的新式民居的。
虽然路边成片的农田印证了藏语日喀则一词“肥美的庄园”的含义，但不时窜上公路的大群牛羊向人们证明着这里并不是纯粹的农业区。这在那首令人迷醉的藏歌“家乡”中也得到了证明：“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妈拉说牛羊满山坡，因为那是神仙保佑的……”
日喀则这座西藏第二大城比第一大城拉萨要高出二百米，但人口和面积都比拉萨要小很多。二十年前，日喀则市区人口只有三万，现在有近十万人。相应地，在这里坐出租车，只要五块钱就可以坐到市内任何地方。旅馆也要便宜一些。日喀则是上海，山东，吉林和黑龙江四省的对口支援单位。在路上已经看到过一个吉林省援建的农业项目。我住的旅馆对面就是时髦的上海广场，广场上站立着的象征藏汉团结的两位美少女的雕像让我忆起多年前在大凉山见过的象征彝汉团结的刘伯承和小叶丹的雕像。第二天在市区的一个角落见到了黑龙江援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而在另一个角落则有新修的山东路和青岛路。当然，这里也少不了一条北京路。
日喀则在西藏的地位是由她是藏传佛教中黄教系统的两大喇嘛之一的班禅喇嘛的驻锡地这一事实决定的。市区内最有名也最富丽堂皇的建筑就是位于西郊的扎什伦布寺。这座始建于十五世纪的庞大的建筑群与拉萨的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青海的塔尔寺和甘肃的拉卜楞寺并称黄教六大寺院。藏族同胞去寺庙拜佛，除捐钱，献哈达，献油之外，转经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扎什伦布寺的院墙之外，排列着成百上千的转经筒。十二号清晨我跟着一群藏民按顺时针方向绕着院墙转了一圈之后，扎什伦布寺也刚好向信众和游客们打开了大门。
西藏有名的佛寺，特别是黄教的六大寺，都比内地的佛寺大得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１９５０年前的西藏，六大寺既是宗教场所，也是教育机构。在内地，由于儒学根深蒂固的影响，寺庙虽然也从事宗教教育，但在整个教育领域不占主导地位。而黄教的六大寺则实际上承担着内地废除科举之前佛寺和儒家书院的双重功能。她们既是传布信仰的庙堂，也是传播知识的学院或大学。传统西藏的世俗教育机构只有为贵族子弟兴办的几所学校和一些私塾，与庞大的寺庙教育系统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六大寺的结构与现代大学的组织有着相通之处。每一座寺庙都设有不同的札仓，相当于学院。扎什伦布寺就有四个札仓，哲蚌寺则有过七个不同的札仓。教学内容虽以佛经为主，但也包括念咒、降神、打卦、语言、逻辑、藏医、藏药、历算绘画、雕塑、铸佛像、印经书等方面的课程。不同的札仓侧重不同的专业领域。寺庙里严格的考试制度在形式上也与内地传统的科举考试和现代的学位制度十分相似。至于在某些寺院每天都要举行的辩经也很像现代大学课堂上的自由讨论。
这些寺庙大学有多大？扎什伦布寺最大时有大约五千喇嘛，今天大约有八百喇嘛。拉萨的三大寺按照十七世纪定下的招生计划，哲蚌寺可以招７７００人，色拉寺５５００人，甘丹寺３３００人。但有时学生人数远远超过这些定额。色拉寺在１９５９年暴动前就有大约９０００喇嘛。一位甘丹寺的喇嘛后来告诉我，今天哲蚌寺大约有１０００喇嘛，色拉寺７００，甘丹寺近５００。一九五二年拉萨小学开办时，有些藏族上层人士就担心这会对寺庙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造成威胁。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的担心虽然显得有些跟不上潮流，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从扎什伦布寺往南不远就是一九五四年政府为十世班禅喇嘛修建的新宫，也叫夏宫。由于这里正在重修，不开放，我只能象转经那样按顺时针方向绕着新宫的院墙转了一圈。这座宫殿虽不像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那样规模宏大和富丽堂皇，从外面看去却也自有一番别致和优雅。新宫旁边的树林里有野营的藏族家庭扎下的一顶顶帐篷。有人在吃，有人在喝，有人聚在一起聊天，也有人聚在一起听音乐。我非常羡慕他们的悠闲，可惜我无缘与他们同乐。那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我都花在边境通行证上了。为了办理去亚东的通行证，我按朋友们的指点去了边防支队。负责接待我的边防军军官说我需要先去旅游局开证明，再去照相馆照相，然后再回边防支队办证。我没有完全照他说的去办，因为我先去照了像，然后才去的旅游局。好在日喀则不像北京、上海那么大，否则很难说当天能不能办得下来。
我乘坐的开往亚东的中巴客车在第二天早晨八点左右离开了日喀则汽车站。司机师傅说走完全程大约要六个小时。车上大约有十个乘客。令我惊奇的是，乘客中有一大半是内地人。四川人是无处不在的，这趟车上自然也少不了；有一位穿便装的安徽人，实际上是驻扎在亚东附近的军人。还有两位浙江台州的商人，听说中印边境即将开放，去亚东寻找商机。他们中的一位显然高原反应比较厉害，一路上说话不多，而且时不时要用氧气袋。二十年前，我在紧挨着老挝的云南勐腊县做民族调查时，就曾在公路边的一个小村里碰到过一位浙江的裁缝。后来又在勐腊县城遇到一位老太太和一位十几岁的小姑娘，两人都来自浙江，在当地给人补鞋、擦鞋。虽然在那之前我也有过浙江籍的朋友，但我对浙江人的勤劳和勇敢的认识是从那时才开始的。
车过白朗时，上来了两位藏民，一位瘦瘦高高的，另一位矮矮胖胖的。因为我又坐在最后，是车上最宽敞的地方，他俩都坐到了我身边。矮胖的藏民一上车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青稞从车窗里撒出去一些，又洒了一些在车上。这是一种祈求旅途平安的仪式。他还带了两瓶青稞酒，加在一起应该超过两斤吧。上车不久，他就掏出一瓶，要与前后左右各位分享。见大家都不善饮，他就独自享用了。一会儿他就把第一瓶喝光了。我想第二瓶大概是为回程准备的吧，但只过了一会，他又咕嘟咕嘟把它喝光了。书上说，青稞酒的度数一般是２０％，但也有更高的。我等着他显出醉态，但他一点事也没有。我想对他和很多藏民来说，青稞酒应该就是一种解渴的饮料。他会说一点汉语。那位瘦高的藏民一点汉语也不能说，后来在中途一个只有一座房子的荒凉地点下了车。那座房子是个道班，他显然是道班上的工人。那位矮胖的藏民则一直坐到亚东。
车过江孜时，又上来一位在当地经商的四川人，挤到了我和矮胖藏民之间。他已在江孜住很多年了，很喜欢这块地方。他是去亚东找朋友玩。
过江孜不久，柏油路就被石子路代替了。又过了不久，就到了边防检查站。因为有边境证在手，这次很顺利地通过了。从检查站往南，就进入了一个不光人烟稀少，连动植物也很难生存的世界。记得在经过一座荒山时，我曾突然看见路边一片乱石堆上端坐着一个孤零零而又活生生的小男孩。就在我怀疑这孩子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中巴车拐了个弯，我看到了左边大片洼地里唯一的一座石头房子。
车上的老西藏们开始谈论一个叫帕里的地方，那是这个荒凉世界的终点。说着说着帕里就到了。帕里是亚东县境内的一个小镇。虽然有很长的历史，看上去却很新。所有的藏式民居好像都是新建的。我们经过时，一群人正在修街道，热热闹闹的。这里海拔４６００米，号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小镇。当地藏民的副业之一就是在附近的山上寻找冬虫夏草，然后卖给路过的旅客和商人。我们回程经过帕里的时候，我的两位旅伴就花了五六十块钱买了一位藏民装在一个小玻璃瓶里的八棵虫草。那是他刚从山上挖出来的。据说在内地同样的八棵虫草可以卖出高得多的价钱。过了帕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只过了半小时左右，我们就从海拔４６００米的帕里下到了海拔两千多米的亚东县城。与帕里相比，亚东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温暖而湿润，是西藏的亚热带。山不再是光秃秃的，而是完全被树木覆盖着；林间有飞流而下的瀑布，路边有清清的小溪，半山坡上则点缀着一块块黄灿灿的油菜田。
亚东的山间谷地，村落和油菜田
亚东在历史上既是军事要地，又是商业重镇。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亚东至少经历了三次国际战争。１８８８年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藏军就曾在亚东附近的隆吐山与英军作战。战斗失利后，亚东被英军占领。十五年后，英军又从亚东一带侵入西藏，在曲眉仙角和江孜与藏军作战后，占领了拉萨。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亚东又一次成为战场。而自１８８８年英军第一次入侵到１９６２年中印冲突期间，亚东一直是最重要的中印陆上贸易口岸。１９５０年前从内地派往西藏的官员常常要先从中国沿海地区坐船到印度，再从印度大吉岭经亚东入藏。１９５０年昌都战役之后，达赖喇嘛曾移驻亚东，以便随时进入印度。１９６２年中印战争之后，亚东彻底丧失了中印之间通商口岸的地位，从兴旺繁华的商业中心变成一个偏远、闭塞、萧条的小县城。今天亚东全县只有一万多人。县城的几条街，一个小时左右就能看个遍。
我到亚东那天下午，看了好几家旅馆，都没有找到一间带电话的客房。因为亚东县城很小，第二天在街上，我碰到了好几位和我同车到亚东的旅伴，包括那两位浙江台州的商人，那位矮胖的藏民和那位从江孜到亚东“耍”的四川商人。也因为县城小，我们这几个外人也成了小城居民关注的对象。县城里没有招手即停的出租车，第二天我委托在街上随便碰到的一个人帮我租了一辆吉普车。司机夫妇一见我就说，昨晚我们就在街上看见你了，当时就想着你可能要租车。他俩带着我去了亚东附近的两座寺庙：噶举寺和东噶寺。两座寺都建在山上，而且在两个不同的方向。达赖喇嘛在亚东时就住在东嘎寺内，至今寺内还保留着他当年的会客室─他就是在那个房间内接待了中央的代表张经武。司机夫妇是四川人，曾在新疆住过多年。他俩和我遇到过的其他几位四川人都觉得西藏晴朗而乾燥的气候比四川的好得多，有在西藏常住下去的愿望。在街上找旅馆时也碰到过在当地谋生的河南人和山东人。
到亚东的那天晚上，我在亚东河边一个藏族家庭餐馆吃了一顿简单，便宜而又非常可口的晚餐。在餐馆里我见到了一家三代人：一位热情、慈祥的高高瘦瘦老太太，两位年轻妇女和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他们的汉语水平是一代更比一代强。老太太基本上不会讲汉语，两位年轻妇女可以说一点，而那个小男孩的普通话比我在他那个年龄时所说的要标准得多。小男孩很健谈，像大人一样问我从哪来，来亚东干什么。他让我想起年轻时有幸结识的另外两位少数民族儿童。一位是我１９８６年在云南澜沧碰到的拉祜族男孩黄老四；另一位是我１９８８年在海南琼中遇到的人和名字都很美的黎族女孩海玉。他俩当年都在十岁上下，如今应该都已成家立业了吧。可惜我没能记下这个藏族男孩的名字。他太忙了！在我正要开始查问他学业的的时候，他说了一句： “我要去看孙悟空了！”就一溜烟跑了。我想问他家大人他跑哪去了，但她们一直没能弄明白我想问什么。他一走，我点菜也成了问题。看到两位年轻妇女正在煎饺子，我就比划着要了四个；吃完后又要了四个。自然，我没忘了要两杯酥油茶。加在一起好像还不到十块钱。饺子好像是牛肉馅的，应该不算是藏族的传统食品。
从亚东回日喀则时，我和那两位浙江商人不但又上了同一辆车，而且坐在一起。可能是因为边界尚未开放，他俩的破冰之旅并没有明显的成果。但在我们离开亚东两星期后，中印边界就正式开放了，我想他们两位肯定要再来亚东。等他们再来的时候，石子路或许已经被柏油路代替了。据那对开吉普车的夫妇说，就在我们这帮小人物到达亚东的那个晚上，亚东还来了一位资产上亿的大老板。这个老板也是内地人，专门在西藏承包筑路工程。他可能是为修路的事来亚东的。还有人说，青藏铁路延伸到日喀则后会继续向西伸展到加德满都，同时向南伸展经亚东与印度铁路网连接。中国人从内地坐火车经西藏游南亚的梦想或许不久就能实现。而这一切都预示着亚东的光明未来。
１９０４年英军入侵西藏，从亚东一路杀向拉萨的时候，曾在一个叫江孜的地方遇到了藏军的顽强抵抗。那个时候，江孜是除日喀则和拉萨之外的西藏第三大城，是一个宗政府所在地。那时的一个宗平均有现在的半个县那么大，因为过去西藏共有一百四十多个宗，而今天只有七十多个县。现在的江孜是一座县城，但不知是否仍是西藏第三大城。在现行的行政区划中，地位高于江孜的城镇在西藏至少有七个，就是拉萨和六个行署所在地：日喀则、那曲、昌都、林芝、泽当和狮泉河。江孜是从亚东到日喀则和拉萨的必经之地。我从亚东上车回日喀则时，就打定了中途在江孜下车的主意，虽然我不得不买了到日喀则的全程票。由于一路上和两位浙江台州的商人朋友聊得很投机，在车上我对于是和他俩一起回日喀则还是一个人下车游江孜有些犹豫不决。我在到达江孜前两份钟终于决定在江孜下车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于两位萍水相逢的朋友的依恋有违我为自己定下的不与人结伴的原则。此外，我也感到了已经隐约可见的远处江孜宗山上像长城一样蜿蜒起伏的城堡遗址对我的强烈召唤。
下车的地方是一家路边加油站，从加油站到县城还有相当一段路程，有载客的手扶拖拉机在两地之间运行。我决定不浪费这个锻炼身体的机会，自己走到县城。已经在向着西方下沉的太阳陡然间就给了我一种断肠人在天涯的孤独感。我后悔没有记下两位朋友的姓名和地址，但又觉得没有必要那样做。六年前我一个人游越南时，曾结交了两位河南漯河的朋友。那次我加入了一个旅游团，但在旅游团内，我是唯一的单身汉。好在我很快就和他俩结成小团体，一路上倍受他俩的关照。分别时我们互相留了地址。他俩说要来看我，我也答应去看他俩。当时觉得那种友情和允诺都很真切。六年后再回过头去看，友情还在，但允诺已变得渺茫。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在旅途中遇到的曾经触动过我某一根或某几根神经的人们，虽然我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们。能遇到并且能记住，就已经令我庆幸不已。
我的那点酸溜溜的孤独感在我入住楚谷宾馆并见到那儿的一群藏家儿女后就烟消云散了。这家新开张的家庭旅馆由两座三层楼房组成。楼房虽然是火柴盒式的西式结构，外面的装饰却是藏式的。老板娘是一位体格强健、精明强干的中年妇女。她家原来是农民，后来开始做粮食加工，成功后又开始向别的行业发展。现在她家在江孜县有四处住宅。我想她家应该是江孜县最富裕的家庭之一吧。她有一双儿女。大儿子在武汉上大学，小女儿还在上中学。旅馆里的服务员是一群藏族青年，有的是老板娘的亲戚。餐厅里掌勺的是一位来自甘肃的藏族小伙。他有一个哥哥在尼泊尔，还有个哥哥在印度。他打算申请护照去看两个哥哥。他一再关照我，吃的方面如果有什么特殊要求，一定要告诉他。
第二天早晨我去餐厅吃早饭时，老板娘母女和餐厅的师傅正在欣赏藏歌。见我来了，小女孩就过来问我要不要换到汉语频道。我告诉她我虽然听不懂歌词，却真的很喜欢藏歌的旋律和藏家特有的音质。那个时刻，我感到了一种困窘，就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们相信我说的是真话。前台负责接待的女孩一再坚持说我是她在南木林见过的一位汉族教师，我说她认错了人，她不相信，好像她比我还清楚谁是真我、谁是假我。这带给我另一种困窘，就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向她证明我才是我。后来查了地图，知道南木林是日喀则西北方的一个县，一个我从来不曾到过的地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曾在我从来不曾到过的地方见过我，显然是因为我长得不够有特色。我想反正只要我自己很清楚只有我才是真实的我，在世界其他角落有几个我的仿造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对盗版问题的认识向来就有点与众不同。
那天早晨去吃早饭前，我已经在宗山城堡周围转了一圈。宗山公园的大门紧闭着，我便决定先去看公园旁边的白居寺。寺门开着，里面已经有一群早起转经的信徒，好像全是妇女。有老年人，也有年轻人；有人走着转，也有人亦走亦卧地转。我想每天这样转经，不只能坚定信仰，也应该有锻炼身体的功效吧。寺里还有大群的狗。白居寺始建于元朝，她的特点在于她不是某一教派的寺庙，而是包容了当时西藏的各大教派。寺里最优雅的建筑是那座层层叠叠的白塔。白居寺边上有一所小学。看门的老大爷已经在扫地、浇水。我请求他让我进去看看，他爽快地答应了。学校内空空荡荡的，教学楼墙上有用汉藏两种语言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离开小学再回到宗山公园时，发现公园依然锁着门，但公园里却已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在晨读。我问学生们是怎么进去的，他们说公园的大门只是关着，并没有上锁。这些学生是江孜一中住校的高中生。想沿着公园内的山道上山看城堡时，才发现山道上面还横着一道铁门。这道铁门不再是虚掩着的，而是由两把结实的铁锁把守着。到我吃完早饭再回来时，铁门终于开了。城堡上有两位工作人员，看守着我这一个游客。到我从最高处下来时，才又进来几位游客。这里现在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城堡遗址所展示的主题，一是爱国主义，二是阶级斗争。与爱国主义有关的遗址包括一段１９０４年被英军击毁的城墙和在那场战争中宁愿自杀也不愿投降的藏军官兵们跳崖的地方。跳崖处有最近树立的一块黑色石碑，上书“跳崖烈士永垂不朽！”在一座大厅内排列着一组演示当年农奴们向宗政府缴租场景的塑像，离那不远是一座黑暗阴森的地牢，里面躺着两位带着枷锁的犯人。自然，这不是活着的犯人，而是模型。这些显然是为了表现当年激烈的阶级斗争。
江孜属于日喀则地区，因此也是上海市的对口支援单位。宗山公园入口处伫立着一座上海援建的纪念碑和一个小广场。纪念碑上有前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手书的“江孜宗山英雄纪念碑”几个大字。一条主要街道边悬挂着一幅标语－─“沪藏携手，再造辉煌。”标语牌下是一排小店，包括老刘烧烤店、休闲娱乐城、清真肉店、四季煎包店和绿色乾洗店等。
书上说在江孜县城西南方２公里左右处有个班觉伦布村，村里有个帕拉庄园，那是现在整个西藏保存最完好的农奴主庄园了。我记起曾经在公路边见到过帕拉庄园的标志。下了宗山，出了县城，我上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在那座路边加油站下了车。从那里步行到班觉伦布，大约用了二十分钟。公路两边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一座座宽大庄重的农家宅院的院墙上，都整齐地贴着一排排黑乎乎的牛粪。从外面看，帕拉庄园和现在村里别的住房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比较大。我到庄园门口的时候，负责管理庄园的小伙子正在外面树荫下和朋友聊天。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那天的第一个游客，但我到的时候，庄园里没有别的游客。小伙子热情地给我讲解了半天，带着我参观了所有重要的房间，然后就让我自由活动了。
帕拉家族是来自不丹的藏族，在旧西藏既有钱又有势。他家原来的宅院在江孜城附近，１９０４年战争期间被英军烧毁了，后来才搬到班觉伦布村。五十年代时这个家族掌权的一代人共有三兄弟和三姐妹。三兄弟中，一个做官、一个管钱、一个从军。１９５９年三兄弟都随达赖喇嘛去了印度，现在都已去世了。但家族中也有人留在西藏。１９５９年后帕拉庄园曾被没收并分给原来的农奴们居住，最近才辟为游览场所。这里所展示的主题是旧西藏农奴主与农奴之间的阶级差别。
庄园由两个院子组成，北院是主院，一座三层结构。最上面的一层是主人的住处，下面两层是伺候主人的人们住的。房间里陈列的奢侈品包括绫罗绸缎、金银用具、唐卡以及从西洋进口的化妆品和手表等。主人专用的经堂内端坐着铜质的佛像。南院比北院小得多也矮得多。院门上有汉藏英三种语言的标志，汉语的标志是“农奴院。”这些显然是后来写上去的。门里面是三排Ｕ字形土坯房，围着中间的一个小天井。每一排土坯房都分成几个又黑又小的单间，每一个这样的单间就是一个农奴家庭的栖身之地。每个单间内的摆设都差不多：一块破褥子、一个炉灶、加上几件做饭用的器具。每个单间的墙上都用汉、藏、英三种文字记载着这家农奴的家史。文字旁还配有每一家的近照，目的自然是为了强调文字内容的真实性。下面是我抄录的拉巴吉巴家的家史：
“拉巴吉巴是帕拉庄园的织卡垫工，年薪十六克粮食，其母尼玛琼吉是庄园的高级氆氇工，年薪十六克粮食（１克合１４公斤）。尼玛琼吉年老失去劳动能力时被庄主一脚踢开，过着极其困难的生活。女儿达吉是缝纫工，日薪一勺糌粑，另有达吉的弟弟顿珠。解放前全家三代四口人住在这一仅有１２．７３平方米的房间内，房内所陈设的物品是当时他们仅有的全部家产。”
“１９５９年这一家翻身得解放。目前拉巴吉巴一家七口人共有土地１５亩，奶牛七头、马一匹、羊三只、马车二部、缝纫机二台、自行车二辆、一台拖拉机、一部电视机等生产生活资料，并盖了面积５７０平方米的两层楼房。”
“２００４年拉巴吉巴一家粮油总产达１００００斤，向国家销售商品粮１０００斤。目前拉巴吉巴一家吃、住、用全不愁。”
班觉伦布的藏式民居
离开班觉伦布时，正是村里的江热完全小学中午放学的时候，孩子们跑着跳着往家里赶。当我拿起相机给跑在前面的一个男孩照相时，跟在他后面的另外四个孩子立即追上来抢镜头，而且一个个举起小手，做Ｖ形手势。回到干线公路后，我站在路边等过路车回日喀则，不久就等到了一辆中巴。车上除我之外，全是藏民。我坐下后，身边一位老大爷热情地对着我说了半天，我一个字也没听懂。他没办法了，就掏出一个大牛角做的鼻烟筒，让我吸鼻烟。我拿住了不知怎么吸。这时感到有人在戳我后背。回头就看到一位年轻人手里拿着过滤嘴香烟让我抽。他也不会讲汉语。过了一会，前面一位会讲汉语的藏族同胞招呼我过去和他坐，我谢绝了。虽然言语不通，但我真的感到很幸运能坐在一群那么友善的人们中间。我感到惭愧和遗憾的是，我身上没有带任何可以拿出来与慷慨豪爽的朋友们分享的食物或小礼品。
第二天从日喀则乘长途车回拉萨时，身旁坐的是一位十三四岁的藏族女孩。她是日喀则人，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干部、还有个妹妹。她小学毕业后就去武汉洪山区一所中学的西藏班上学了。三年中从未回过西藏，父母也无法去看她，只能打打电话。今年初中毕业了，必须回西藏参加中考，也终于可以看看父母和妹妹。她对西藏班和在武汉的生活都很满意，只是觉得藏语课课时太少。这么小的孩子居然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有那么深刻的眷恋，令我对她刮目相看。在海外我见过很多要被父母赶着去上中文班的孩子。我无法解释这种差别。当时她还在等待中考的结果，在这里我这个老留学生真诚地祝愿她这个小留学生现在已经进了一所好学校。今天的中国，到处都是像她这样的小留学生：有从边远地区和农村到城里留学的；有从内地到西藏留学的；有从西部和内地到沿海留学的；还有从国内到国外留学的。而我相信，那些在内地留学的西藏孩子和在西藏留学的内地孩子必将对于西藏的未来发生重要的影响。
从上了长途车的那一刻起，我就隐隐地感到在日喀则还有一件我曾经想做但还没有做的事。离日喀则越远，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在回到拉萨的那天晚上，我终于认识到折磨了我一整天的是我年轻时对一对偶像的一个古老的承诺。
二十三年前，正与青藏高原热恋着的我每个月都要去大学校园内一个偏僻角落的报库借阅前一个月的《西藏日报》合订本。有一天《西藏日报》用整整一个版面讲述了一位医生的故事。医生好像姓余，上海人。因为家庭成份不好，在众多政治运动中的某一次受到批判，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日喀则人民医院工作。他的恋人和他是同班同学。面对压力，她不但没有与他分手，反而决定与他一起去日喀则。他俩在高原上做了一对很出色的医生，也成了一对好夫妻，并有了一个女儿。可能是因为高原环境的影响，女儿出生时就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后来不得不把女儿送回上海，而他俩则留在日喀则。再后来，夫妻俩先后病倒，又先后辞世。当地政府授予他俩烈士称号，并把他们葬在日喀则烈士陵园。当年读完这篇故事后，我曾告诉自己，有一天一定要去日喀则烈士陵园看他俩。想不到，二十岁的我被四十多岁的我背叛了。今天的这颗心已经不是当年的那颗心了。我想我还能想起这件事一定是他俩的魂灵在提醒我当年对他们的承诺，在促使我反思吧！
甘丹寺远眺
在拉萨的最后几天，我花了三个上午看了拉萨郊外的三大寺。第一个上午我骑车去了北郊的色拉寺，第二个上午从大昭寺坐大巴去了达孜县境内的甘丹寺，第三个上午打的去了西北郊的哲蚌寺。曾在图片中见过文革中被破坏成一片废墟的甘丹寺，但今天的甘丹寺又是一派金碧辉煌了。几个下午都在市内活动，去过西藏博物馆、图书馆、小昭寺和罗布林卡。当然，每天都要至少去一次八廓街感受市井生活。
去色拉寺的路上，看到位于色拉路上的西藏社会科学院，就情不自禁地走了进去。当年这也是我非常向往的单位之一。我大学毕业时还在筹建中的西藏社科院，今天已经在藏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了。这里的研究人员藏族占了绝大多数。站在社科院大院内的时候，怎么也想不起是否有我认识的人在这里工作。
离开西藏不久，就在“南方人物周刊”上看到一篇介绍西藏社科院宗教所次仁加布先生的文章。加布曾和我在同一个研究所共事好几年。后来听说他回西藏了，但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单位。我还记得当年很爱听他讲他在阿里的家以及他从北京回阿里探亲的经历。他虽然求学在外很多年了，而且离家那么远，但对阿里的家中有多少只羊，多少头牛都记得一清二楚。当年他每次回阿里探亲，都要先从北京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做长途汽车沿新藏线到阿里。来回要在路上花半个月左右。当时我没有了解到的是，到了县城后，他还要骑马才能回到离县城五十公里的家乡。故事还说，他有八个兄弟姐妹，除四姐、六哥和九弟仍是牧民，其他的都已离开牧区。大哥因爱喝酒而过早辞世，二姐退休前是县办公室主任，三姐是县银行副行长，五哥是行署副专员，八弟是地区烟草公司总经理。故事还说，加布一方面觉得自己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又为西藏文化和语言的生存状况担忧。
我想这不只是藏族同胞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要思考的一个普遍问题。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实现了所谓现代化的国家能够完整地保存国内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美国没有做到这一点，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也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些国家中有哪一个不是在少数民族文化快要彻底消亡的时候才突然想起要保护传统文化的呢？现代化和传统真的就是那么不共戴天吗？
离开西藏以来，我想得最多的问题是如果我二十年前去了青藏高原会怎么样？我很清楚我去不去青藏对于已经存在亿万年的青藏高原和已经存在千年以上的那个上面的世界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我如果去了青藏，那个奇异的上面的世界却有可能深刻地改造我，并使我的生命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如果我的生命能够适应那里的高度的话。在去西藏之前，我一直在努力把青藏高原理想化、浪漫化，但我的西藏之行并没有令我失望。我亲眼看到的西藏与我想象中的西藏并没有明显的差距。我知道我虽然到了西藏，我的印象仍然可能是片面的，因为我并没有走遍西藏；我的印象仍然可能是肤浅的，因为我只在那走马观花似地呆了十几天；我的印象也仍然有可能是带着偏见的，因为在去西藏之前的二十多年间，我已经积累了太多关于西藏的定见。因为这些，我曾经犹豫要不要把我的西藏之行写下来。最后决定要记下这篇流水账，是觉得我的印象虽然有可能片面、肤浅并带有成见，但毕竟也是与别人的印象不同的一种印象，而真实的西藏或许就在包括我的印象在内的种种不同的印象之间。
２００７／１／１８
后记：这篇游记写完后，我才意识到我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不想拿来示人。但三月份以来发生的那些事让我有了把我有限的所见所闻与人分享的冲动。我固执地以为，参与暴力活动的只是少数人，而这次的不幸事件也只是一个插曲。谨以此文纪念这次冲突中的所有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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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 2008-05-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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