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
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
一般的事实。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作者：令狐冲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
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
一般的事实。
自从金庸在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
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
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
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
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
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
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
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
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
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
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
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
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
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
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
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
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
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
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
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
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
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
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
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
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
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
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
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
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
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
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
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
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
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
全新的境界。”
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
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
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
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
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
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
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
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
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
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
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
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
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
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
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
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
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
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
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
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
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
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
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
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
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勒才会在五十年
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
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
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
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
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
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
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
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
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
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
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
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
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
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
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
－－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
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
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
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
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
《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
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
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
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
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
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
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
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
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
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
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
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
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
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
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
原因：
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
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
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
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
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
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
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
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
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
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
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
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
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
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
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
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
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
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
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
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
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
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
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
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
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
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
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
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
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
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
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
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
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
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
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
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
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
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
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
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
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
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
注释：
1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费勇钟晓毅
《金庸传奇》页342～343，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2根据香港《明报月刊》98年8月号报道，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吸引了来自美国各大学的15名教授和博士研究生，以及来自中国大
陆、港台、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的26位学者聚首一堂，提交了30多篇
论文，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金庸小说的政治意识、文化意义、艺术价
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将金庸小说研究推上了又一高峰……这
一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谓群英毕至。与会者中不仅有北京大学教授严家
炎、钱理群、陈平原教授，还有李泽厚、杜迈可(MichaelDuke)、赵
毅衡、张隆溪等名学者及刘心武、李陀、吴亮等名作家，亦有如美国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以金庸小说作博士论文的韩倚松(JohnChristopherHamm)
等新一代汉学家”。
3刘再复：《金庸小说在廿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刊登于
香港《明报月刊》98年8月号。
4伍幼威：《金庸小说进入西方文学殿堂――“金庸小说与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现场报道》，刊登于香港《明报月刊》98
年8月号。
5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
《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页92，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一版6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页385，（台北）联经出
版事业公司，1995年初版。
7林安梧：《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史论》页173，（台北）台湾学
生书局，1995年初版。
点击: 4096
|
我要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