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上）



　　　　　　　　　　　　　　　　・孙乃修・



　　　　　　　　　　　　　　　　　　一



　　一九四四年是甲申年，也是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倾覆明朝三百周年

。当此之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面明显转变，民主力量蒸蒸日上，胜利曙光遥遥在

望。中国抗战也由艰难局面开始转为战略反攻态势。毛泽东领导的当代农民军――其

根据地就在三百余年前农民首领李自成家乡陕北延安府（李是米脂人）――有可能利

用历史提供的绝妙契机，重演三百年前李自成进军京城、改朝换代故事。



　　这一年，虽然抗战胜利有望，但一切尚扑朔迷离。共产党的前途，中国之命运，

一切皆在冥冥混沌中。按照共产党的心愿，它渴望首先强夺东北大城市，据此战略要

地，背倚苏联；进而挥师北京，逐鹿中原；最后席卷全国，夺取政权。然而此时，这

仅仅是一种愿望。蒋介石在八年浴血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树立起来的崇高威望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共商联合作战事宜于开罗并

签署《开罗宣言》），国民党的精锐军队和美式装备，是藏在山沟里养精畜锐的草寇

毛泽东无法比拟的，也是小米加步枪的泥腿子八路军无法比拟的，再加上抗战胜利后

人民厌战情绪等等，都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当此之际，郭沫若在年初，偶然读到清初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

民革命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适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

三百周年纪念。我的史剧创作欲又有些蠢动了。我想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因此

对于古代研究便生出了在此和它告别的意思。”（《十批判书（后记）》，《沫若文

集》第十五卷，第四八二页）史剧没写成，却在重庆匆匆写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

（三月十日脱稿，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开始连载四日），重提三百年旧事，寄

托九曲情思，作为历史警戒。



　　　　　　　　　　　　　　　　　　二



　　此文可以看出，郭沫若此时心情相当复杂。他自己的命运，亦难预料。一九四二

年八月六日，他在题屈原画像（傅抱石作画）诗中道：“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

，“百代悲此人，所悲亦自己”（《题画记》，《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二三八、

二三九页）。现在谈到李岩之死，尤令他欷嘘感叹；李自成的灭亡，也不能不使他感

慨系之。中国历史的悲剧在于知识分子的下场最惨烈、最无望：倘若新时代李自成重

蹈覆辙，那将满盘皆输，一切完蛋；倘若新时代李自成真履至尊，李岩式知识分子同

样早晚难脱悲剧命运。这正是心灵中认同李岩的郭沫若心魂系之、为之忧虑的事。



　　郭沫若心灵中这一层心事和忧虑，不知毛泽东是否读出来？抑或毛氏装腔作势、

内心哂笑、佯作不知？抑或各取所需、顾左右而言他？



　　　　　　　　　　　　　　　　　　三



　　半个世纪以来，郭沫若这篇文章一直被研究者误读。或者说，无人看出郭氏深寓

此文、并不简单的刻深用心和真实意图。



　　第一个误读者就是毛泽东。他读过此文，十一月二十一日从延安回信郭沫若：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份，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

　　。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

　　，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

　　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

　　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

　　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

　　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

　　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

　　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

　　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

　　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

　　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郭沫若给毛泽东信中如何“奖饰”毛泽东，目前尚不得而知）。



　　毛泽东此信，显然淡化、掩饰了自己对郭氏文章的真实理解。他只把问题归结为

“骄傲”这种“毛病”，这一理解不仅未超过小学生头脑，亦未达到郭氏此文的粗浅

水平。李自成农民军进城后一系列严重错误，显然不是骄傲，而是陈腐、落后、专制

的社会－政治文化根性对全民族头脑和理想的局限以及自私、狭隘、堕落的农民痞性

对人们性格和心灵的腐蚀所导致。



　　这里，毛氏把屡次失败轻描淡写为“吃亏”，而不说“失败”，显然是趋吉避凶

之意。他自然不愿在此局势微妙难测之时一言成谶。



　　毛泽东信中较有意味的是这么一句话：“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

整风文件看待”。他忧虑和思考的问题，此时自然不能向这位外围人士透露。他在秣

马厉兵，以图中原。他忧虑的，是进城以后严戒自己队伍中那些奔走转战、劳苦功高

的高官们争权夺利、腐化堕落问题。他希望的是，通过这篇文章，及时给部下文武官

员敲一警钟，避免重蹈李自成覆辙。



　　毛泽东读此文，是从农民领袖功败垂成的历史悲剧这一角度解读，是从最终夺取

政权、保住政权的角度解读，是从当代李自成角色――实即认同李氏――解读此文。

在外部敌人――日本侵略者――即将灭亡前夕，他思考的是，趁此历史良机，集中全

部力量，从陕北穷山恶水山沟直取北方大城市；倘若进京，更需执行严明纪律，以得

民心，与中华民国政府继续进行分庭抗礼的武装割据。在这一历史时刻，他志在必得

。三年后（一九四七年），撤出延安时，他化名“李得胜”以掩饰身份（见索尔兹伯

里《新皇朝》，林君彦译，台湾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十月初版，

第六八页注三，此书原名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这名字颇有意思。李，既是

其妻江青之姓（其名李云鹤），又兼李自成之姓；“得胜”，自然是志在必得，以成

功的李自成自命。他要告戒那些一心要夺江山的粗野部下的，正是这样一些历史教训

：文职官员勿走牛金星之路，武职官员别走刘宗敏之路。



　　这是毛泽东的解读。这种观点，成了几十年来学术界解释郭沫若此文的陈规俗套

。



　　　　　　　　　　　　　　　　　　四



　　然而，郭沫若此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及其思考角度，却在参加起义的知识分子本身

的命运悲剧以及这一悲剧的惨重代价――整个事业和政权由此倾复；此外，兼及农民

革命与知识分子关系，或者说，农民领袖与儒生（知识分子）关系。他强调的是，知

识分子在整个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特别对于农民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

，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就是整个农民革命的悲剧命运。



　　说得更准确些，他关心的还不是一般读书人的意义和作用（他并不强调举人牛金

星、术士宋献策等文人谋士的作用），而是个别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李岩的

作用）。他的本意在于：新统治者必须重视象李岩这样具有大眼光的知识分子见解，

虚心听取这样一位有识之士的谋略，给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厚禄，决不能听

信谗言、加害于他；否则，势必重蹈覆辙。



　　这可以看作郭沫若对未来政权的一个婉转警告、一个凶险预言和一种带有自重自

怜意味的淡淡思虑。这篇长文最后一段，不提李自成及其悲剧一个字，却以这样一句

话――“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戛然而止。这话看似平淡，却颇有意味

。郭沫若对眼下这场农民起义、割据的前景及其隐含的悲剧阴影，对自己这类李岩式

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不是没有忧虑。



　　郭沫若似乎想作帝王师。此文一个隐含目的，就是委婉批评农民领袖李自成，责

备他不重视有远见的儒生提出的谋略。他希望以此历史教训点拨延安的农民领袖。毛

泽东一向不吃这套，他是刘邦那类冲着儒冠撒尿的人，一向自恃比知识分子高明。



　　真是惺惺惜惺惺。毛泽东进入李自成角色解读此文，郭沫若则进入李岩角色撰写

此文。



　　　　　　　　　　　　　　　　　　五



　　郭沫若的深层内心，很有几分自比李岩。他似乎在借李岩为自己勾勒一幅自画像

。他认为，由于李岩参加李自成队伍，使这支起义军作风得到转变，“有了他的入伙

，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第五一四页）；特别是李岩负责宣传，“对

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编写歌谣（诸如“迎闯王，不纳粮”，这令人不免想起

毛泽东队伍中那些新李岩们编的歌谣“打土豪，分天地”），摇旗呐喊，鼓动造反，

“可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第五一

七页）。这正是当代农民革命队伍中郭沫若扮演的宣传角色。



　　他在潜意识中似乎颇有认同李岩情结，极有兴致又别有意味地抓住《明史・李自

成传》中李岩与红娘子几句简略文字――“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

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按：李岩原名李信）

――大感兴趣，偏偏认为“红娘子的一段插话最为动人”，“是极好的小说材料”。

他进而写道，“你看，红娘子那样爱他，‘强委身焉’了，而他终竟脱逃了”，以此

说李岩最初“还不肯甘心放下他举人公子的身份的证据”（第五一四页）。这里，李

岩与红娘子事，并无动人处，不过一个女强人――揭竿而起的绳伎――爱上白面书生

、强迫求欢、救之出狱而已；郭沫若对李岩抛弃红娘子一事如此感兴趣，一时情思百

转，似乎那女强人是个温情脉脉的绝代佳人，却不免依稀透出一己心事，令人想起一

九三七年他“别妇抛雏断藕丝”、归国“投笔请缨”那段往事（《归国杂吟》，《沫

若文集》卷二）。郭沫若很有些不可理喻的小聪明和奇妙联想力。他可是当代抛弃东

洋妻子干革命的新李岩呢。这一层，他肯定想过，也许写到这里还暗中嘿嘿窃笑过。





　　既然认同李岩，就不免对他格外怜爱。他对李岩在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诸人

被引荐后“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视”这一点很是在意，认为此事“也值得注意”。为什

么呢？牛任“大学士”，官居丞相，宋为“开国大军师”，刘任一品将军，而李岩仅

被封为“制将军”，“只是二品”。对此，他为李岩“待遇”未居一品而鸣不平：“

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的”（第五一七页）。可见郭沫若很在意官职与品位（抗战

初期在武汉曾为官职闹情绪，见《洪波曲》第一一一页；后来谈到郁达夫在北京大学

代朋友教统计学课几年后“始终是一位讲师，足见得那些‘朋友’对于他是怎样的重

视了”，这话亦着眼在职位，见《论郁达夫》，《文集》十二卷，第五四九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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