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下）



　　　　　　　　　　　　　　　　・孙乃修・



　　　　　　　　　　　　　　　　　　六



　　李岩的悲剧实乃一篇之旨。



　　清醒者的真知灼见不得重视，这是一大悲哀。占领京城后一片胜利的陶醉中，李

岩是极少的清醒者中的一位。他曾及时谏李自成四件事。其中后两项尤其重要：一为

严肃军纪，一为招抚吴三桂。然而，李自成见疏“不甚喜”，未采纳。



　　郭沫若的同情，与其说在李自成，不如说在李岩。他对李自成悲剧命运是惋惜，

对李岩悲剧命运则是大为感叹。两年后，他在《关于李岩》短文中，这样写道：“特

别关于李岩，我对他有无限的同情”（《文集》第十二卷，第五二九页）。李岩的灼

见不仅不被采纳，反而惹出杀身之祸。李自成听信牛金星谗言：“自成令金星与岩饮

，杀之，群贼解体”（《明史・李自成传》）。郭沫若感叹道：“这无论怎么说都是

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

刻。”李自成不听李岩谏言，最终导致彻底失败，于是，“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

民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甲申三百年祭》，《文集》第十二

卷，第五二七，五二八页）



　　在郭沫若的历史思维中，李岩是这场历史悲剧的中心人物，李自成则退到一个陪

衬者位置。《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共二十八页，其中，对李岩的论述多达十五页（

占百分之五十四），对崇祯帝的论述七页（占百分之二十五），对李自成的论述仅六

页（占百分之二十一）。一为知识分子，一为帝王，一为农民领袖。在这三种类型人

物中，郭氏侧重点和注意力在李岩，在李岩的悲剧命运上。这十分明显。



　　　　　　　　　　　　　　　　　　七



　　这篇文章显示，五十三岁的郭沫若在历史思维和历史人物评价上，依然存在明显

片面性和偏颇，他的历史头脑似乎很简单，而且常常陷入混乱，自相矛盾。文章写得

拉拉杂杂，缺乏严谨性和条理性。他虽然正确指出明末“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

都是政治所促成的”（第五零四页），但对崇祯帝的批评，却不得要领。例如东北边

患之养成，崇祯帝杀害镇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一事，实乃自毁长城之大错误，其

愚蠢胜过明熹宗天启年间魏忠贤干政时期之杀熊廷弼。郭氏无视这一点，却不着要领

地津津指责崇祯帝“要誉”（见第五零六页）。



　　此文对李自成的评价，浅薄、偏袒而混乱。他称赞李自成“十分朴素”，在这“

天翻地覆的四十天”，“他的服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进北京时“毡笠缥衣，乘乌

驳马”，领兵抗击吴三桂、清兵时是“绒帽蓝布箭衣”，称帝后退出北京时“仍穿箭

衣，但多一黄盖”（第五一八、五一九页）。一个处在历史巨变中的人物，其衣服朴

素与否，并不具有多大意义。他的朴素服装不足以说明此人就具有平民性。假如大顺

王朝得到巩固，草寇出身和戎马生涯的李自成之朴素、平易，会在一夜之间变作帝王

之豪华、尊贵。他之所以不能着帝王之服，应当是考虑到行军作战之便利，那并不舒

服，亦不是摆排场的地方。不要忘记，退出北京的李自成，尽管“仍穿箭衣”，却“

多一黄盖”，这“黄盖”包含的内容大不一般：一方面是对“箭衣”的否定，另一方

面意味着未来的奢靡豪华和钟鸣鼎食之至尊至贵身份。这一符号所指，与以往的朴素

已有本质区别。只看到衣服朴素，未免显得头脑简单、眼界狭隘了些。



　　对于李自成的错误和失败，郭沫若莫名其妙地处处偏袒，不敢稍加批评，似乎已

懂得乖巧避讳。因而，其结论自相矛盾，表现出头脑缺乏明晰和思维严重混乱。他把

责任几乎全推到李自成手下牛金星和刘宗敏两人身上：“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

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竟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

位巨头。”（第五一八页）然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第五二

零页），深居皇宫的统帅李自成能没有责任么？郭在同一处，把笔一转，援引这类史

料：“（李岩）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民心。闯贼毫不介意。”（《剿

闯小史》）“最要紧的是他曾谏自成四事”，李自成并不实行，特别是整顿军纪和安

抚吴三桂这两项（见五二零、五二一页）。这不是指责李自成有大过错么？然而，四

页之后，郭那张嘴又这么说：“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

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第五二五页）可是，第二页，郭氏又援

引《明史（李自成传）》史料，指出李自成听信牛金星诬陷之言，杀死李岩（见第五

二六页），“贼群解体”。杀李岩，导致李自成队伍解体，这不是谴责李自成昏庸愚

蠢、自找覆灭么？



　　下面一页，郭氏再把嘴一翻，这么说：“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假

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

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

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对异族侵略的战

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

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民族方面岂

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异族所宰治的命运了吗？”（第五二七、五二八页

）这不是把失败的责任全算在李自成身上了么？这和他在第五二五页说的“牛金星和

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一话对照，不是在清脆、嘹亮自打嘴巴么？



　　郭沫若的历史思维如此混乱，结论反复无常，而且自相矛盾，使你不知相信他的

哪张嘴，哪句话。对于这样一个严肃历史课题，他显然没有能力驾驭和梳理，他显然

缺乏清晰的历史思维、扎实的学术研究和持之有故的学术观点，缺乏详实史料，缺乏

系统、周密思考，还缺乏历史的公正精神。此文又一次暴露郭沫若文章这种问题：他

写东西浅尝辄止，飞扬浮躁，拉杂成篇，胆子比学问大。读他的东西，会使年轻人染

上虚飘浮夸气，从而败坏学风。



　　　　　　　　　　　　　　　　　　八



　　让人吃惊的还有，郭氏不顾历史事实（《明史．李自成传》：“自成令金星与岩

饮，杀之”），把杀害李岩的罪责推到牛金星身上，而为下令者李自成解脱：“这责

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第五二八页）不知

这是愚蠢，还是狡黠，抑或投鼠忌器式避讳？他甚至这样认为：“从民族的立场上来

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民族的罪人。”（同上）

那么，牛金星的主子李自成不是民族罪人吗？



　　这显示郭沫若头脑里已经深藏着政治禁忌，因此愈发缺乏历史公正性，缺乏对真

理的尊重和学者所必须的客观精神。他那种为最高统治者――特别是农民领袖――讳

的毛病这么早就已存在，这是值得注意的。他宁愿把一切过错都推给下面人，而解脱

那些草头王的历史罪责。这种立场使他无法成为一位态度客观、思想深刻的历史学家

。



　　此文还表露一种明显的民族偏见。他痛恶满清入主中国：“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

幸换来了异族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第五零一页）如果李

自成们不犯错误，“在民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异族所宰治的命

运了吗？”（第五二八页）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他忘记了，中国是一个多

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应当具有同等权利治理这个国家。难道汉族人就应当永远垄断这

个国家的统治权力、而使其他五十余个少数民族受大汉族人政权的统治么？



　　第二，满清政权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在其最初的一百五十余年里（康雍乾诸

朝），其历史作用具有积极一面。那个历史阶段，尽管存在着民族歧视，却比文化已

衰朽得无法自救的汉族人政权更有能力推进中国民族历史前进。即使李自成政权一时

站住脚，也决非中国民族福气。这个充满江湖野性、没有高度文化、没有法律观念、

没有贵族高雅气质的农民政权之追欢取乐、贪污腐败、胡作非为、极度堕落及其对中

国民族社会和文明的败坏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九



　　这篇文章最后一句话――“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则含较深意蕴，

大有弦外之音，似乎等待未来历史证实。他看到历代开国之主，必屠戮功臣，这是中

国历史的公例。李自成自然也会这么干。因此，李岩悲剧早晚要发生。这就是悲哀所

在。这就是投奔农民革命、参与改朝换代的中国儒生之宿命。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

运，或许也会如此。郭氏笔下似含自我怜惜、自我警惕之意。这实在是一篇之忧。《

甲申三百年祭》乃是对参加农民军的历代知识分子之祭文，哀悼在改朝换代中被新帝

王残酷杀掉的知识分子之悲剧命运。



　　十余年后，郭沫若就已看到，新时代李岩们的悲剧不仅在毛泽东――就是那个看

了此文后写信给他的当代李自成――治下的中国重演，而且规模之大、屠戮之多、残

害之深、涉及之广，都创下古今中外、史无前例最高记录。三千年中国历史上一切受

迫害的读书人的总数亦比不上毛泽东治下二十七年杀害之知识分子数字。中国知识分

子这种悲剧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大规模出现，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中的悲剧主题。当初误

读并且赞赏这篇文章的毛泽东，在政权巩固之后，轻蔑地将此文丢到垃圾堆，完全抛

弃了以往历史教训，大兴镇压运动、批判运动、改造运动和迫害运动，直至“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达到迫害狂巅峰，数以百万计知识分子和新时代李岩们被投入监狱

、流放劳改、迫害致死。更为悲哀的是，郭沫若本人，竟加入迫害者行列，紧对李岩

们口诛笔伐，落井下石；他不仅没有得到什么重用（有点象李岩），反而成为花瓶和

虎皮鹦鹉；倘若不是他百般乖巧、逢迎、谄笑，几乎落到和李岩同样下场。



　　这是历史的绝大讽刺。

　　　　　　　　　　　　　　　　　　十



　　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明、清两代史料最丰。官修史书、档案和私家史书著述、

稗官野史，可谓汗牛充栋。一个学术课题，不穷数年、数十年之功，难以有成。晚明

农民起义这一课题，史料极多，绝非十天半月就能摇笔草成一文。



　　郭氏此文没有史学价值。它没有新鲜学术观点，史料单薄，所论粗疏，逻辑混乱

，援引材料仅《明史》、《明季北略》，再加上《剿闯小史》、《甲申传信录》等零

星材料，充其量不过是一篇历史杂文或杂感而已。



　　对于李岩的悲剧一直有特殊兴趣和同情的郭沫若，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致陈明

远信中这样写道：“《三人行》和《李岩》，我现在都不想写。因为时代变了，我对

他们的关心也不如从前了。以前我没有把他们写出来，我倒有点失悔。写文学作品，

尽管取材于历史，总是和写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关联的。这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倾向。

”（《郭沫若书信集》下册，黄淳浩编，中国社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第八八页

）这里道出他的无奈和后悔，也道出他写东西一向持实用性观点（所谓“现实主义”

）。能写的时候没写，现在时过境迁，木已成舟，局面无奈，因此反而为当初没写出

李岩剧本而后悔（现在写不仅无益而且会召祸）。这“失悔”二字，含当初有先见之

明这一意思。这段话有复杂难言的感触和心情，颇可寻味。



　　毛泽东当年在信中希望郭沫若以他的“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可见其见识

不比郭氏强。郭沫若并未匆匆动笔。据于立群说，郭“始终放在心上”，在重庆时就

想动笔，但资料不足；六十年代初，积累了一些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实现（《

难忘的往事》，《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幸亏他没动笔。以郭氏那种史

学学养与见识，不会有价值；另外，他之没动笔，实乃出于自身对当时政治气候的嗅

觉和明哲保身考虑。此时，投毛氏所好的讨好心理，远远被自保欲望压倒。再说，时

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倘若真写此文，无意触了龙爪逆鳞，则影射之罪，在劫难逃

。在毛泽东治下，郭沫若已改造得没有个性、逆来顺受、相当乖巧了。他不再是学者

，不过是个“吹号的”、抬轿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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