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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
凡人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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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0 April 2010 2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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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众生相——Ｋ教授的故事
·汪晶晶·
说起来也算是无巧不成书，我刚提笔写下Ｋ教授的故事几个字就猛然想起，我自己的导师其实也姓Ｋ，而我现在想写的，却是我丈夫的导师，与我本人并无太多关系的另一位Ｋ教授。这便让我不得不先在心底谴责自己一声不恭。
假如单论容貌或其他外在的诸多特征的话，我不写我自己的导师，却要跑去写丈夫的导师，简直是一件毫无道理的事。我的导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联邦德国图书馆学专业那名唯一能授博士学位的教授，身材挺拔，高大，绝对在一米八以上。
因为提到身高，我想先写几句题外的话。
几天前我收到朋友传给我的一篇散文。朋友自己的身高据称是一米七六。通过对诸多史料的归纳，应证和分析，朋友相当有把握地写道，毛泽东的身高应该是一米七二。这一数字让我大吃一惊。我竟一直以为毛泽东的身高在一米八以上！可见一定程度精神上的威慑和虚幻是完全可能带来感官上巨大误差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本来想写我的导师身高至少一米九。想到自己对毛泽东身高的误估，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写一米八为好。
且说我的导师，不仅个子高高瘦瘦，一头浓密的深棕发，还有一双修长的腿，容貌更是绝对称得上美丽。我头一次见他，出生于一九二五年Ｋ教授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还神采奕奕的。年轻的时候不用说，一定属于那种让女孩子一见就怦然心动，夜不能寐的美男子。我们上导师家吃饭，他的夫人曾当着两位男同学的面准确地回忆，导师当年第一次亲吻她是在柏林工业大学图书馆书库的一个角落，随后还相当幸福地闭了几秒钟眼。
（在一九七五年到图书馆学专业来任教之前，我的导师曾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五年在著名的柏林工业大学图书馆担任过十三年馆长。这一点曾引起过我极大的敬意——至少，在我束发就学的图书馆学系，找不出任何一位当过十三年图书馆长的教授。对那些从来没有亲手管理过一家图书馆的人用马谡那种纸上谈兵的方式教授的图书馆学，说句带点冒犯的实话，我一直心存疑窦。）
我的导师，身材伟岸的Ｋ教授，每天都是西装革履，上装和下装的质地，色彩一样，每日的样式却各不相同，衬衣和领带的颜色也都经过精心挑选。上衣左边上面的口袋里总会一丝不苟地露出手绢的一角。总之，连续上两个星期课，你绝对看不到他的衣着竟会重复。
（回想起来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高个子Ｋ教授那一口牙。那牙不光不齐，还又黑又黄，看上去五彩缤纷的。德国的牙医多于牛毛，在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赤胆忠心地捍卫着老百姓的牙。德国十来岁的孩子中有为数相当多的一部分，一开口就让人看到被一张铁丝网紧紧箍住的一片完全失去了自由的牙。我头一次见完他老人家就不免私下嘀咕，在德国这片土地上，就是存心想把牙长成那样，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而丈夫的导师，我现在想写的另一位Ｋ教授，和我的导师相比则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极端。
一九八四年冬天我头一次见到这另一位Ｋ教授的时候，要不是丈夫专门向我介绍这就是他的导师，我简直不敢相信站在我面前的竟会是德国大学的一位教授。丈夫的身高一米七一已属半残废，Ｋ教授却比丈夫还矮，在我的目测中绝对不会超过一米六八。Ｋ教授头发稀少，头皮中心几乎全无。鹰视狼顾般的五官让人想起司马懿，容貌当然离着赏心悦目甚远。他能给人留下的第一个稍微正面一点的印象，很显然只剩下精力充沛和生气勃勃了。生化系在自然科学二号楼的四楼，只要电梯不在一楼因而需要按完按钮之后稍等几分钟，Ｋ教授便拔腿就走，四层楼梯竟一路小跑而上，足见其腿力之好。而真论起年龄，丈夫的这位生于一九二七年的Ｋ教授一点也不比我的高个子的Ｋ教授年轻多少。
小个子的Ｋ教授不穿西装，不打领带，不穿皮鞋，穿的是在猎人用品专卖店买的猎装和越野鞋（并不比知名品牌的西服和皮鞋便宜），胳膊和腿上布满鼓鼓囊囊的口袋。假如你在那口袋里摸一下，里面秩序井然地放着各种工具。
因为在这样一位教授身边就学，丈夫当年用党和人民颁发的“置装费”购买的那一系列昂贵的西服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１９８６年ＤＡＡＤ头一次发飞机票回国探亲，丈夫就把那一系列昂贵的西服慷慨地赠送给某位正努力钻研一元一次方程想考过初中文凭并对西服颇好奇的兵团战友了。
丈夫后来和小个子的Ｋ教授关系极好，好得像自己的家人。但最初在Ｋ教授身边求学的生活却是相当戏剧化的。这得从丈夫走过的那一条曲折坎坷的生活之路谈起。
丈夫是在省委大院里长大的。大多数像我这样普通老百姓家不明真相的孩子，很容易想当然地以为，省委大院那四个字本身，就象征着来历不明的荣华富贵。只有接近了那块地方，并能稍微仔细地探索一番之后，你才会发现，共产党那只庞大的革命队伍中其实有着一大批饱受欺凌备遭践踏的人。在共产党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的年代，他们差一点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献上祭坛。而当共产党终于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时候，他们却被无缘无故地“圈禁”。
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就是这样一位不幸的老共产党员。
丈夫的祖父本是农村的中医，假如不是抗日战争，我的公公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是会老老实实地当一辈子教师的（中国汉族人群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宗教，但却有着浓厚的宗教情怀的社会，老百姓心目中代代相传地供奉着天地君亲师。所以即使是在乡间，教师也一直是一个高尚的职业。教师这一职业，特别是乡间的教师，变得悲惨起来，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事。九十年代中期教育产业化之后，城市中的教师富足了一些，但离着传统文化中为人师表应有的那种崇高却仍然相距甚远）。后来丈夫一家人对日本人一直怀有无法化解的深仇大恨我完全能理解。１９３７年国难当头的时候，我的公公时年十六岁，带着比他年幼一岁的弟弟参加了八路军，第二年加入共产党。弟弟刚当到连长就不幸光荣牺牲在太行山上。丈夫从童年时代就知道帮着父亲骗奶奶，说叔叔被党和人民派到了海南岛，因为祖国的宝岛台湾还没解放，蒋介石卖国集团还时刻梦想着反攻大陆，所以叔叔不能回来。那份鲜红的革命烈属证是在祖母去世之后才敢挂出来的。
我公公打起仗来有勇有谋，十九岁当上县大队长，二十岁当上县长和县委书记。且说我公公下面有个县委委员，读过几年书，但是不会打仗，连马都不会骑，只能在机关呆着，分管组织工作。那人不会打仗，却特别喜欢好枪。每次我公公打完仗，他就人前人后地巴结我公公，想让我公公送他一只好枪。大概是一九四五年前后的一次战斗中，我公公缴获了一支德国造（令我十分惭愧的是，我在德国生活了将近三十年，这被简称为“德国造”的具体究竟是一只什么枪，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搞清楚。多年前我曾试着询问过，公公答非所问地告诉我说，那是要有相当级别的日本军人才有的枪）。那枪造得极精致，口径又小，可以随身带。那人极想要那枪，巴结我公公一口气巴结了十几天，但那枪最后却不幸被军分区领导的警卫员要走。这位不会打仗却极喜欢枪的县委委员于是怀恨在心，回机关后在我公公的档案里加了一张纸，说我公公某一次被日本人被捕时曾有过变节行为。
那个年代有文化的人不多，常年在枪林弹雨中奔波的人大多不会意识到档案的存在，特别不会想到共产党黑幕组织系统下那种阴森森的档案有朝一日竟会惊人地重要。
一九四九年进城，和我公公同时参加革命的人，个个都比我公公的级别高好多。后来当了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是我公公同乡，比我公公大四岁，早三年参加革命，战争年代不过比我公公高一级而已。而我公公却只当了个处长，属第十三级（是共产党行政级别中待遇最低的一级，那之下的级别则基本没有意义）。级别低点，有吃有喝，也就算了，我公公并没去找谁叫苦。没想到组织部反倒来找他，让他交待被捕，当叛徒的事。我公公倒是在抗战接近尾声时在和县大队的几个战友们一起完成某项侦查任务时被日本人和一大群乡亲们一起关押过。由于并没有暴露身份，又在很短暂的时间中和战友们一起逃出，组织早已作结论。他当然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交代！组织部只好自己内查外调我公公的其他可能存在的（却其实是无中生有的）所谓变节行为，却没法定案。也就是说，组织上既没法证明他老人家是叛徒，也没法证明他不是（按照伟大的波普尔创造的雅致的表达方式说，是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最后，组织部在我公公的档案里留下的结论是，慎用，不予提级！
我写这几句题外的话并不是想记录我公公的苦难，我想记录的只是我丈夫的苦难而已。我公公是个极为质朴厚道因而也谈得上愚昧的人。他一直到离开人世还在真心地热爱着这个党，这个对自己营垒中的一大部分人比真正的敌人还要凶狠残暴百倍的党（早几年国内流行过一个颇发人深省的新词，叫做邪教。我那时就曾忍不住地惊讶，汉语中的这个邪字真是发人深省，妙不可言，完全无法通过翻译而与西人分享！发明并使用这个词的和被这个词形容的，这两者究竟谁比谁更邪呀？德国曾有好事的当代史研究者试图比较斯大林的极权和希特勒的极权的异同。其中得出的结论之一便是斯大林的极权在对待同一营垒的人的凶残上远远超过希特勒的极权）。
公公在自己家告诉自己所有的孩子自己不但不是叛徒，还是难能可贵的抗日英雄。但这些对孩子们来说却无济于事。从文化革命一开始组织部的档案被公开丈夫就成了叛徒的儿子。省委大院里不管是批谁，准有我公公这只死老虎陪斗。斗黑帮有可能斗错，但斗叛徒却永远有理。后来到了内蒙兵团，丈夫所有的表现都堪称英雄模范。他一天脱坯三千六百块，一天挖渠二十八方六，印在兵团战报上，刻在战友的心目中，连劳改农场最身强力壮的犯人都干不过他。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全连战友都是基干民兵，基辛格到北京时人手一枪。他是叛徒的儿子，不能发枪。战友们拿着枪走了，他一人在刺骨的寒风中呆站着。再后来整团建团，全连战友只要适龄就能入团，他是叛徒的儿子，不能入。
就这样行尸走肉般地在兵团混着，一晃几年就过去了。多亏（我曾在其他地方写过）他有一个伟大的妈妈，跑到连部住着不走，死磨活磨，才算把他病转回城。
回城当了几年临时工，生活仍然苦闷极了。工农兵学员早已开始上学，省委大院一群群的孩子，聪明的，傻的，优秀的，平庸的，都成了大学生。丈夫却既上不了学也读不了书，甚至没有任何一丁点可能性能做任何一丁点自己认为有趣的事。
终于有一天，丈夫偶然听到统战工作小组的党和人民向港澳台同胞辟谣，说是我们敬爱的宋庆龄同志一直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努力奋斗，并没有和别人结婚。丈夫一下觉得柳暗花明，眼前露出一丝阳光。想到自己现在剩下的几乎唯一的几个优点是性别男，年轻和未婚，丈夫抓紧时间，瞒着家人，给宋庆龄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信，想和敬爱的宋庆龄同志结婚。丈夫字字血声声泪地叙述了自己的悲惨生活之后写道，在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女性中，我只听说您一人独身，您是我最后最后的一线希望，请千万千万不要拒绝我……。
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丈夫慢慢地重归于失望。
有一天，丈夫不在家，一辆中央派来的小车越过省革委会直接停在丈夫家门口。丈夫的二哥碰巧在家，一看来者手中拿着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的宋庆龄副主席办公室是后来才看清的）几个字的牛皮纸信封，脸都吓白了。来者起初以为那封求婚信是我公公所写，后来仔细地察看了户口，才发现写此信的人只有二十二岁，而且竟根本没有任何工作单位。那人气呼呼地把那牛皮纸信封仍在桌上，指着丈夫二哥的鼻子警告了老半天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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