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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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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05 June 2010 0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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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春天
·维 立·
那个春天刚开始的时候是平淡无奇的。直到四月底的一天，生活才发生了一点变化。那天晚上，我上完选修课回到宿舍，正准备洗漱一下上床聊天睡觉，室友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进来，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天安门。明天是胡耀邦的追悼会，估计政府届时会封锁天安门广场。如果想参加追悼会，最好今天晚上就动身，在广场呆一夜。
我们几个都是两耳不闻天下事的书呆子，即使偶尔关心一下时事，也只是动动嘴皮，发发牢骚，很少身体力行。胡耀邦去世后，校园里出现了种种骚动。我们对此有所耳闻，也颇感兴趣，却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但今天晚上的始作俑者是同宿舍的姐妹，而且到天安门广场过一夜听起来也很刺激，我们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从校园到天安门广场有二十几公里路。我们四个人换上暖和的衣服，骑上了自行车。在我们学校，自行车是比两条腿还重要的交通工具。当年来学校报到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宿舍楼前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东倒西歪的自行车。平时我们出门进城办事或结伴出去郊游都是骑自行车，今天当然也不例外。路上的情形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想必我们一定很兴奋，毕竟这样的事情不是天天可以遇上的。到了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有很多别的学生，我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广场上度过的一夜是寒冷而漫长的。好不容易盼到天亮，又等到追悼会开始，然后再等到追悼会不徐不疾地开完，我们在广场上已经呆了将近二十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晚上坐在水泥地上时，有一阵子非常困，恨不能找个地方去睡觉。另外一件就是开完追悼会后，看到有三个人跪在了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
当时我正坐在人堆中，发呆、聊天或做着别的什么，突然身边一阵骚动，有人说，“看，有人跪下了。”我伸长脖子，翘首观望，果真看到了三个下跪的背影。我顿时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我们中国人是把下跪看得很重的。到美国后，坐在办公桌前与同学讨论问题，美国同学们尤其是身材高大一点的小伙子，常常动不动就跪在地上。刚开始时我还觉得不自在，但慢慢就习惯了，因为我意识到在他们心目中，跪着只是和站着、坐着、蹲着类似的一个动作。但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了。在我们的文化中，下跪是把自己放在低人一等的位置上，这个动作当中是蕴藏着巨大的屈辱的。我不清楚下跪者的诉求是什么，或许他们跪下来，是因为当局拒绝接受他们的要求？但他们的举动非常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ｉｖｅ，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举动不符合我个人的口味，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追悼会结束后，我们随着人流走出了广场。但大家并没有马上散去，而是在广场附近的街道上游行了几圈，一边走，一边喊“打倒腐败”之类的口号。街边有很多人围观，都很关心、很赞许的样子，还有商人向我们扔面包。接到面包时，我突然很感动，眼眶都潮湿起来。以前看过很多关于学生运动的小说和电影，很崇拜那些热情勇敢、不畏强权的青年学生，觉得他们的行为中有一种动人的浪漫。现在我也走在北京的街头，也受到市民们的拥戴，我觉得自己也成了《青春之歌》中的角色。
游完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停车的地方，眼前的情形却让我们吃了一惊。昨天晚上锁车时，我的自行车还亭亭玉立，神气活现的，现在它的前轮却像一块Ｐｒｉｎｇｌｅｓ的土豆片一样卷起来，一副歪歪斜斜、跌跌撞撞的可怜像。这可是这辆在校园里久经考验的自行车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状况。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被坦克压了一下？无论如何，这样的车是没法骑了。同学们陪我找到一个修车铺，我花了十块钱把车修好，然后才骑车回学校。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那天我的自行车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厄运。
开完追悼会回来后，学校里就传开了要罢课的谣言。但罢课是否真的开始了，每个人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次，阶梯教室的物理大课只有寥寥十几人出席，可能创下了本校历史上缺席率的最高记录。这让我觉得很为难。如果还有人在上课，不去上课就像是逃学，这是我无法想象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在无心读书，而且大学已经念了好几年了，日复一日地上课念书，没完没了的考试功课，有时候觉得生活真的单调无聊。如果罢课了，生活也可以换一个面貌。
但校园里这种举棋不定的局面很快就结束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言辞犀利的社论，在校园里引起了强烈反响，即使是最温和的学生也激愤起来。同学们决定上街游行，我和好友也一大早就赶到了集合地点，然后和大家一起往校门外走。但我们这拨人可能没赶上大部队，显得稀稀落落、无精打采的，我和好友走着走着就泄了气。“算了，不然不要去了？”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对方。这一次游行我们就错过了。
然后学校就真的罢课了。生活一下子变得闲散起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悠哉游哉，很是舒服惬意，但很快就觉得无聊起来。春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在我南方的家乡，春天是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来临的，北方的春天却总是来得轰轰烈烈。突然间，天蓝了，阳光暖了，白杨树长满了新绿的叶子，迎春花和紫荆花都怒放起来，空气里飘荡着一股温暖的躁动不安的春天气息。校园里变得热闹起来，布告栏上贴满了舞会的广告，傍晚广播里的古典音乐也特别撩人。我们的血好像流得快了一点，脚步轻飘飘的，脑子恍恍惚惚的，心中充满了浪漫的期待。
但这个春天却不一样。不但没有人在宽阔的大操场举办“五月之夜”狂欢晚会，就连每周六在油腻的食堂里进行的舞会也绝迹了，而我们手头却有了更多的时间。我们长时间地坐在宿舍里，在脸上仔细地化妆，把长长的头发抓到脑后，梳一个斜斜的马尾。然后就是去图书馆，看闲书，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三帝国的兴亡。主楼的英文阅览室也成了我最爱造访的地方。在阅览室读了一夜书后，脚步轻盈地从宽宽的台阶走下来，裙子随着晚风轻轻飘着，深蓝的天空缀着几点星星。现在想起来，那是我大学生活中最美的一幕。
学潮还是继续进行着。每天都可以听到很多新闻。学生和中央对话了，学生开始绝食了，《世界经济导报》被整肃了，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受阻了。有熟悉的同学经常高举一杆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也有熟悉的同学头上扎一条红布，到天安门广场绝食。但我在任何运动中都是消极的旁观者，在任何组织中都是边缘人物，现在当然也不例外。有时候我也会想学运到底会怎样进行下去。难道当局会做出任何让学生满意的让步吗？难道学生会自动地偃旗息鼓，回到校园里来吗？这似乎都不可能。所以，这场学潮会怎么结束呢？我想不出来。好在这也不是我可以左右的。我还是过着逍遥派的生活，逛图书馆，读英语，和同学闲聊，在校园里寻找残存的舞会。
五月中的时候，可能因为无所事事太久了吧，我们决定去参加全市市民大游行，支持在天安门绝食的同学们。出发前，我们在宿舍里做了很多小三角旗，在上面写上时髦的口号。城里的马路上水泄不通，走路的、骑车的、开车的全都挤成一团。有一位司机摇下车窗，向我们讨了一面小红旗，然后一边按着喇叭，一边摇着旗子，在人潮中徐徐前进，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想声援学生，还是为了在人潮中走得快一点，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一次游行，我的自行车虽然安然无恙，我却和同学们走散了。后来我到离市中心较近的一所大学里找到高中同学，在她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回学校。
学校里还在继续罢课，但舞会也渐渐多起来。六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循着隐隐的音乐声找到了一个正在举行舞会的食堂。可能因为少了竞争对手，食堂里挤得比平时还满。我跟着不同的舞伴随着熟悉的音乐在人丛中穿来穿去，跳得很尽兴，出了一身大汗。
跳了很久，有些累了，也觉得无聊起来。趁着两支曲子之间的空隙，我从人群中退出来。走到食堂门口，突然听到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Ｚ。
“维立，你要走了吗？再跳一会儿嘛。我和Ｄ在那边，一直想请你跳舞，但总是插不进去。”
Ｄ在那边？我心动起来。Ｄ身材挺拔，舞姿优雅，是舞会上的白马王子，我早就在舞会上注意过他。后来我们认识了，还一起去过不少舞会。Ｚ是他的好朋友。
“行啊，那我就再跳一会儿。”我跟Ｚ回到舞厅，找到了Ｄ。我们几个人一起，又尽情地跳了好一阵子，直到舞会结束。
当我回到宿舍时，已经快半夜了。我在床上躺下来。迷迷糊糊的睡梦中，窗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来，一个女同学用悲愤的声音说：
“同学们，同学们，他们向我们开枪了。”
那一个春天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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